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变迁及其驱动因素

　　摘 要：综合运用产业集中度、探索性数据分析 (ESDA)、产业重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演变特征，以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呈现扩张态势，可分为急剧增长期 (1978-1991年)、低速增长期 (1992-2000年)、稳步增长期 (2001-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华东地区，具有“北冷南热”的空间结构。柑橘生产空间在省域尺度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呈现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且集聚呈现先急剧下降，其后再波动上升的变化过程。自2000年起，生产空间重心持续性向西南向迁移，“西移南扩”的迁移趋势明显。中国柑橘生产空间从最初的自然驱动，逐步转向为“自然-社会”驱动。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着中国柑橘生产的基础空间，社会经济因素是柑橘生产空间变迁的重要原因。在市场区位因素中，道路运输、水果消费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路网密度提高，提升了产区的经济区位，居民收入的提高扩大了柑橘消费需求，因此每提高 1%，柑橘面积分别增加 0.192% 和 0.107%。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投入、水利灌溉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正向效应，每提高 1%，柑橘面积分别增加 0.934%和 0.094%。在社会经济因素中，非农就业机会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失，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强烈的负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减少1.365%。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品种、新技术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正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增加0.058%。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向效应，间接效应为正向效应，意味着在分配有限土地资源的博弈中，本地土地首先要满足粮食安全，因此抑制柑橘面积增加。而邻近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通过粮食流通能够满足本地粮食安全，促进柑橘面积增加。

　　本文源自林正雨; 陈强; 邓良基; 李晓; 何鹏; 廖桂堂; 费建波， 热带地理 发表时间：2021-04-25《热带地理》杂志，于1980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44-1209/N，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旅游资源与开发、历史与文化地理、争鸣园地等。

　　关键词：柑橘;时空格局;空间分异;驱动机制;中国

　　农作物空间变化的本质是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是作物种植类型、生产分布、种植结构、熟制方式等一系列信息在区域范围内的空间表达 (唐华俊等，2010;吴文斌 等，2014)，其时空分布受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经济行为影响，具有空间集聚性和时序动态性 (刘克宝 等，2018)，深刻理解农作物空间有助于揭示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自然”综合体的复杂关系，(Liu et al., 2018a; Bezlepkina et al., 2011; Foley et al., 2011)，对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农业土地系统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唐华俊等，2015;夏天 等，2016)。

　　在生产空间变迁上，中国农作物普遍呈现出向优势区域逐步集中的变迁过程。如水稻、玉米在东南沿海省份呈现缩减，在东北地区的吉林和黑龙江等省出现扩张，生产空间总体上向东北方向移动(杨万江 等，2011;刘珍环 等，2013;Xia et al., 2014;陈欢 等，2015;杨艳昭 等，2016);苹果的生产空间不断集聚，且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西移” (刘天军 等，2012;张聪颖 等，2018);梨生产地域格局正在缓慢进行调整，由传统优势区向长江流域及西北地区的生产区域转移(耿献辉 等，2014);茶叶生产重心整体呈西移趋势，“东茶西移”已成定局(Xiao et al., 2018; Liu et al., 2018b);棉花主产区表现出由南向北、向西北新疆地区迁移趋势 (朱启荣，2009)。在驱动因素上，已有研究普遍认为自然因素是生产空间形成的初始因素，但市场需求、比较效益、技术进步等社会因素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如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农作物空间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和政府是格局变化的四大驱动力量 (谭黎阳，2002;向云 等，2014;张有望 等，2016)。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并非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是地方知识积累与路径依赖，偶然事件与社会变革引起的路径破坏和路径创造是在自然集聚基础上的纠错和提高，进而发生社会集聚 (李二玲 等 ， 2012; 王 伟 新 等 ， 2013; 林 正 雨 等 ， 2017)。

　　在原因分析上，有的从自然因素 (如气温增加、降水变化、土地覆被变化)，有的从人文因素(劳动力、技术进步、制度政策、市场区位等) 解释农作物空间的变化 (刘彦随 等，2009;杨晓光等，2010;陈浩 等，2016;程沅孜 等，2016;王琛智 等，2018;于雅雯 等，2019)。然而，农作物空间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自然或人文单一角度分析，难以理解和揭示农作物空间动态变化的响应机制。因此，必须综合“自然-人文”因素，才能真实反映其变化的内在原因。在研究方法上，数理统计法应用最为广泛，如主成分分析法 (韦庆 等，2008;王观湧 等，2014;白景锋 等，2018)、回归分析等 (梁辰 等，2014;黄宝荣 等，2017;胡静锋 等，2018)，其中回归分析逐步从多元回归模型发展为面板回归模型。传统面板回归对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缺少考虑，而空间面板模型既考虑个体、时间效应，也考虑空间性，克服了模型误差和空间偏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分析农作物生产空间变化的驱动因素日渐成为主流 (陈秧分 等，2013;税伟 等，2017;潘竟虎 等，2017;焦伟 等，2017;屈艳辉 等，2017)。

　　柑橘是世界第一大水果，是全球重要贸易农产品，柑橘生产空间正从美洲逐渐转向亚洲和部分非洲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柑橘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生产国，在全球柑橘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2018 年中国柑橘种植面积达到 2 486.7×103 hm2 ，产量达到 4 138.1 万t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9)，宽皮柑橘出口量达到 64.73 万 t (张放，2019)，位居世界第三。近年来，中国柑橘生产空间的快速扩张，不但影响国内柑橘供给，也对柑橘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柑橘在生理特性、存贮保鲜等方面与其他作物差异较大，中国柑橘是否存在地理集聚?具有怎样的时空变化和主要驱动因素?这些问题尚没有清晰的答案。

　　因此，本文运用产业集中度、探索性数据分析、产业重心等方法对1978-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演变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柑橘变化的驱动因素加以实证分析，探讨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变动规律，以期为优化中国柑橘产区的经济结构和区域农业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

　　1.1.1 产业集中度 衡量产业集聚的方法有多种，如赫希曼-赫芬代尔系数 (Herfindahl Index)、空间集聚指数 (Ellison-Glaesen Index)、基尼系数(Gini Index)、DO 指数 (Duranton-Overman Index)等。本文从空间集聚的角度，选择区位基尼系数分析1978-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的集聚特征和变化趋势。其公式为(Wen，2004)：

　　式中：Gini为当年柑橘面积的区位基尼系数;N为省域总数，N=31;Xi 、Xj分别为第i、j省域当年柑橘面积，- X为当年省域柑橘面积占全国柑橘面积的比例均值。0 ≤ Gini ≤ 1，Gini值越大，表明柑橘生产空间分布越集中，当 Gini ≥ 0.5时，表明高度集聚。为弥补区位基尼系数的企业规模缺陷 (蒲业潇，2011)，辅以地理集中度指标分析柑橘空间特征。该指标反映柑橘面积最大的前K个省域柑橘面积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张兆同 等， 2005)：

　　式中：CRn为柑橘生产空间集中度;Sk为当年第k名柑橘面积占全国柑橘面积的比例，本文n=5。 1.1.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Analysis, ESDA)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的集合，以空间关联度为核心，突出空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作物空间变化和集聚状态的研究。通过全局Moran's I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计算公式为(史利江 等，2020)：

　　式中：xi和 xj分别是变量 x在相邻空间 i和 j的观测值;- x是变量平均值。wij是二值 (0，1) 空间权重矩阵，若空间 i 和 j 相邻，则 wij = 1，否则 wij = 0，通常规定区域i与其自身不属于相邻关系。n是区域个数。I取值在 [-1，1]，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 I=0表示观测值是随机分布或不存在空间相关;I>0 表示正相关，越趋向 1 表明相似观测值显著聚集(高值相邻或低值相邻);I<0表示负相关，越趋向1反映相异观测值显著聚集 (高低值相邻或低高值相邻)。采用Getis-Ord Gi* 统计量识别高指标值的聚集点 (热点) 和低指标值聚集点 (冷点)，反映具体区域差异情况(史利江 等，2020)：

　　式中：E(G* i)为G* i 的数学期望，Var(G* i)为G* i 的变异系数，如果Z (G* i)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边有较高指标值存在，属于热点区，如果Z (G* i)为负且显著，表明位置 i周边有较低指标值存在，属于冷点区。

　　1.1.3 产业重心模型 借鉴力学重心的概念，引入产业重心模型。由于各地产业发展水平与速度不同，产业重心会处于变动之中。通过研究产业重心迁移轨迹，了解中国柑橘生产空间重心坐标以及不同时间截面重心移动方向和移动距离，可以掌握柑橘生产空间宏观的差异性和区域政策在空间层面的响应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徐建华 等，2001)：

　　式中：- X、- Y 分别为柑橘空间重心的经度值和纬度值;Xi 、Yi分别为地省域i的重心坐标;Mi为省域i 的柑橘面积;n为地区数量;Ds - k表示从第k年到第 s年柑橘空间重心移动距离;c为常数，是把地理坐标转换为平面坐标的对应值，其值为111.111;Xs、 Xk为第S、K年的纬度坐标;Ys、Yk为第S、K年的经度坐标。

　　1.1.4 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有3种表达方式，分别为空间误差模型 (SEM)、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杜宾模型 (SDM)，其中SDM模型是空间回归分析的起点，截面 SDM 模型延伸至面板数据模型后表达为(熊鹰 等，2019)：

　　式中：Yi为因变量向量;Xi为解释变量向量;W为空间权矩阵;αi为常数项;N 为参数项向量;αiLN 表示常数项和;ρ空间自回归系数;β、θ为待估计参数;ε为残差项;Xi β为区域内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ρWYi为空间滞后项，用于衡量邻近地区被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WXiθ反映邻近地区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影响。

　　当 θ=0 时，SDM 模型退化为 SLM 模型，不能体现解释变量的交互影响，SLM 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当θ+ρβ=0时，SDM模型退化为SEM模型，此时空间影响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中，具体表达式为：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气候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提供的 1980 年以来逐年年降水量、年平均气温空间插值数据集，经ArcGIS 栅格处理计算得到各省 (市) 年均降水量、年均气温均值。由于 1978年气候数据缺失，用 1980年数据替代。柑橘面积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6)》《新中国60年来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85-2016)》《中国农业的光辉成就 (1949-1984)》《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1987-2016)》《新中国 60年农业统计资料 (1949-2009)》《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1980-2016)》。部分省市数据由于量纲、缺失、口径等原因，采用均值、内插等方法处理与修正。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研究范围为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时间跨度为1978-2015 年，考虑到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在 1978-2000 年阶段设置为 5 年时间尺度， 2000-2015年为逐年尺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柑橘生产空间的时序特征

　　2.1.1 柑橘生产空间的时序变化 种植面积是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柑橘种植面积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中国柑橘生产空间的时序变化。1978-2015 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呈现扩张态势 (图1)，大致可分为急剧增长期 (1978-1991年)、低速增长期(1992-2000年)、稳步增长期 (2001-2015年) 3 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4年水果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红利，以及 20世纪 80年代全国和省市层面的柑橘生产区划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果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柑橘生产空间快速扩张。 1978-1991 年，柑橘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 8.96%，柑橘种植面积从 1978 年的 178×103 hm2 增长到 1991 年的1 123×103 hm2 ;柑橘面积占比从10.74%增至历史最高值21.12%。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前期全国水果产业的大发展，水果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较大变化，柑橘产业发展重心向提高单产和品质转移，柑橘生产空间进入低速增长期。1992-2000年柑橘面积年均增长率回落至 1.57%，种植面积从 1992 年的 1 087×103 hm2 ，小幅度增长至 2000 年1 272×103 hm2 ，柑橘面积占比降至14.24%。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柑橘出口贸易尤其是柑橘鲜果出口发展迅速 (颜小挺 等，2012)，同期国内生物质生活消费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拉动了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扩张。在2001-2015年，柑橘面积年均增长率上升到4.98%，种植面积从2001年 1 324×103 hm2 ，增长至 2015年 2 513×103 hm2 ，柑橘面积占比也提高至19.61%。

　　2.1.2 柑橘生产空间集聚的时序变化 从图 2 可知，1978-2015年中国柑橘产业区位基尼系数均≥ 0.5，在 0.726~0.765 区间波动，柑橘空间分布整体表现出高度集聚，并呈现先急剧下降，其后再波动上升的变化过程。区位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765 下降到 2005 年 0.726，又逐步回升，并稳定在 0.73 附近。地理集中度的变化特征与区位基尼系数基本一致。柑橘地理集中度由 68.15% 降至 2005 年的 63.12%，再逐步增大至 2015年的 64.91%。20世纪 70年代在以粮为纲的时代背景下，柑橘发展极为缓慢，零星集中在中国南方江河两岸。因此柑橘面积虽然较少但表现出较高的产业集聚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水果流通体制改革，柑橘面积增长在中国南方省域普遍发生，使得柑橘面积增长而空间集聚出现下降。为应对中国加入 WTO 带来的挑战，优化柑橘生产空间结构，促进柑橘产业可持续发展，2003 和 2008 年中国农业部连续制定两轮 《柑橘优势区域布局规划》，柑橘生产空间加快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了长江上中游，赣南-湘南-桂北，浙闽粤，鄂西-湘西4大产区，由此促进了区位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的同步波动回升。

　　2.2 柑橘生产空间的分异特征

　　2.2.1 柑橘生产空间的分布特征 农业自然资源是柑橘生产空间最为重要和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区域自然环境差异和柑橘生理生长要求，中国柑橘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华东地区的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上海、江苏，以及西北地区的陕西省 (市、自治区)。从省域尺度看 (图3)，1978年上述省域柑橘种植面积均≤50×103 hm2 ;1990 年柑橘面积处于 101~200×103 hm2 的省域有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四川，湖北、江西、广西 3省柑橘面积在 51~ 100×103 hm2 。2000年，湖南省柑橘面积异军突起，种植面积增长到 247.90×103 hm2 ，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四川种植面积在101~200×103 hm2 。2015 年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种植面积在 301~400× 103 hm2 ，湖北、四川种植面积在 201~300×103 hm2 ，浙江、福建、重庆在101~200×103 hm2 。

　　采用ArcGIS对3个阶段省域新增柑橘面积进行统一分类，分析不同阶段柑橘生产空间的地域差异(图4)。在急剧增长期(1978-1991年)，新增柑橘面积在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具有普遍性，柑橘生产空间呈现整体性扩张，在浙江、福建、广东和湖南空间扩张表现强烈，其新增柑橘面积≥101×103 hm2 。在低速增长期 (1992-2000年)，柑橘空间出现震荡，空间扩张与收缩均有发生。广东省柑橘面积减少最为突出。此外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也出现空间收缩，其面积减少了 99.99~0.1×103 hm2 。中部和西南地区柑橘生产空间继续扩张，其中湖南、江西空间扩张较为显著，柑橘面积增长处于 50.01~ 97.20×103 hm2 。在稳步增长期 (2001-2015 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总体呈现扩张态势，仅在江苏、浙江出现空间收缩。空间扩张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较为显著，柑橘面积新增100.01~222.90×103 hm2 。

　　2.2.2 空间关联格局变化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变化，利用 Geoda 空间统计工具对 1978-2015 年各省 (市) 柑橘种植面积进行分析(图 5)。结果显示，P 值<0.01，临界 Z 得分均> 1.96，全局Moran's I指数均>0，说明相邻省域的柑橘空间分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存在着高值区与高值区相邻，低值区与低值区相邻的情况，在省域尺度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呈现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1978-2015年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在1978-1995年，全局Moran's I 指 数 增 长 较 快 ， 指 数 从 0.244 9 增 至 0.429 0。 1995-2000 年小幅下跌后，稳步增长至 2015 年的 0.494 9。进一步计算中国柑橘空间的 Getis-Ord Gi* 指数，并以Z值及其对应P值划分为冷点区、次冷点区、一般区、次热点区、热点区5类 (图6)。结果显示，中国北方地区处于暖温带至寒温带，受自然条件制约不适宜柑橘生长，柑橘生产空间具有 “北冷南热”的空间结构。热点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

　　2.2.3 重心迁移变化 从产业重心迁移来看 (表 1)，中国柑橘生产空间重心变化较小，重心均落在江西省境内，但整体向西南方向迁移，重心迁移了 70.24 km，年均移动速度1.95 km/a。1978-2000年柑橘重心坐标大致在 27° 26′24″—28° 01′12″N， 111°40′48″—112°34′48″E的区域内，且在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徘徊波动。2000-2015年柑橘重心坐标大致在 27°26′24″—27°48′0″N，111°21′00″— 112°06′00″E的区域内，柑橘生产重心持续性向西南向迁移，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呈现“西移南扩”的运动趋势。重心迁移速度呈现波动特征，在1985-1990年速度为19.67 km/a，进一步证实该阶段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广西等地柑橘空间扩张较快。 1995-2000、2010-2015年2个阶段，因为广东柑橘空间的急剧收缩和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等柑橘空间持续性扩张，重心西向迁移速度加快，分别为13.55和10.75 km/a。

　　2.3 柑橘生产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分析

　　2.3.1 研究假设与变量说明 农业是典型的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农作物生产空间受“自然—社会” 因素共同作用。其空间具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资源环境约束、农业生产习惯、微观农户行为等。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林正雨 等，2017;李二玲等，2012)，将柑橘生产空间理解为农业地域系统在特定时空截面下呈现的状态，主要受人口、资源、土地、农产品市场、区位交通、科技政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柑橘生产空间从最初的自然驱动，逐步转向为“自然-社会”驱动。

　　农作物空间受到自然资源环境的强烈制约，而气候又是影响农作物空间的主要自然因素。柑橘生长需要适宜的气候条件，温度过高容易引发高温，温度过低易引起霜冻低温等灾害;降水量过大造成土壤积水或地下水位过高，引起果园排水不良，柑橘根系死亡，降水量过低，则需要大量灌溉补水，增加生产成本，不利于空间扩张。因此选择年降水量、年均温、受灾面积探究自然资源对柑橘生产空间变化的影响。一般而言，自然资源的变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时间内对农作物生产空间影响较稳定，而生产要素、市场消费、社会人口、经济发展等将产生较大的内部压力。其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农资、水利等因素。农田水利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化肥投入的提高是影响农作物规模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变化、价格波动、区位改变等市场需求会反馈到农业地域系统，并影响农作物生产空间(张有望 等，2016)。经济收益是农户的基本诉求，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及其收入的增加，作为独立理性农户，在决定用多大空间生产时，要充分权衡其非农收入 (郝晓燕 等， 2018)。而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耕地被挤占，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失，对农作物生产空间也产生影响。此外，中国粮食生产自给的传统习惯和安全观念，决定了粮食与其他作物之间在分配有限土地资源的决策上存在博弈，影响作物的生产空间。随着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加速，新品种和新技术不断应用于农业生产，使得单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新技术新成果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扩散效率差异，也对各地区的作物空间产生重要影响 (程沅孜 等，2016)。基于上述分析假设和数据可获取性，选择确定如表 2 所示的 4 类 15 项变量。

　　2.3.2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和选择 1978—2015 年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表明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相对于传统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更适合用于中国柑橘生产空间驱动因素分析。首先对空间误差模型 (SEM)、空间滞后模型 (SLM)、空间杜宾模型 (SDM) 进行Ward统计检验。结果显示：SDM是否退化成SLM的Wald检验估计值为24.8，在5%水平上显著;SDM是否退化成 SEM 的 Wald检验估计值 32.54，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 H1 0：θ = 0 和 H2 0：θ + ρβ = 0 的假设被拒绝，中国柑橘生产空间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SDM)更为合适。其次对SDM进行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70.12。因此，确定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且大多数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R2 = 0.970，Log-likelihood=253.643。空间变量滞后项在 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 ρ 估计为 0.07，表明 SDM模型在统计上捕捉到省域柑橘空间存在空间相关性。某省区柑橘面积的增长会通过空间溢出对邻接地区变量产生作用，进而促进邻接地区的柑橘面积增长。

　　2.3.3 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空间面板模型结果的估计系数仅在方向和显著性上有效，不能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基于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的 SDM模型可以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空间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 (倪印锋 等，2018;熊鹰 等，2019)。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1)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的演化机制框架揭示，农作物空间演变从最初自然驱动，逐步转向为 “自然-社会”驱动，且社会经济影响越发重要 (李二玲 等，2012;林正雨 等，2017)。计算结果也证实该假设：自然资源、市场区位、生产要素、社会经济4类因素中，自然资源因素总效应在>10%水平以上显著的解释变量个数为1，而其余3类共有8 个解释变量，说明中国柑橘生产空间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经济驱动特征。

　　2) 在自然资源因素中，1978-2015年，虽然中国柑橘生产空间的降水、温度存在趋势变化，但各省域自然条件依然处于柑橘的适宜范围 (年均降水1 000~2 000 mm，年均温16~19℃)，因此自然因素对柑橘空间的影响较弱，其总效应不显著。受灾面积与柑橘生产空间呈现明显的负向效应，其总效应、直接效应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前一年受灾情况制约着柑橘生产空间的扩张，受灾面积每增加1%，柑橘面积将减少0.079%。

　　3) 在市场区位因素中，道路运输、水果消费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其总效应、直接效应均在1%水平显著，间接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路网密度和水果消费每提高 1%，柑橘面积分别增加 0.192% 和 0.107%，与预期假设相符。这表明本区域和邻近区域路网密度的提高，可直接缩短产销区之间流通时间，改善柑橘运输条件，提升柑橘产区的经济区位，产区扩大柑橘生产空间后形成的产能可快速进入流通市场，减少柑橘积压风险。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扩大和提高了柑橘消费需求，产生了扩大柑橘供给量的正向激励，由此引起柑橘生产空间的扩张。而柑橘市场价格仅在 10%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市场价格对柑橘生产空间影响相对不明显。

　　4) 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投入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为正且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在 5%水平上显著，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将引起柑橘面积增长0.934%。表明劳动力投入以及劳动力流动强烈影响着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柑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农村劳动力数量是能否更积极开展柑橘生产的重要因素。有效灌溉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为正但仅在10%水平显著，对柑橘空间影响较小。这有可能是长期以来，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中国农田水利设施大多向耕地倾斜，而柑橘园大多分布在丘陵或低山区的坡地上，水利设施投入相对不足;另外，中国南方地区降水量大多处于1 000~2 000 mm的柑橘生长适宜范围，降低了对灌溉补水需求。化肥的投入对柑橘空间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柑橘面积折算施用量，使得柑橘化肥施用量数据较小且年际变化较小导致。

　　5) 在社会经济因素中，非农就业机会对柑橘空间产生了强烈的负向效应，总效应、直接效应均在1%水平上显著，非农就业机会每提高1%，柑橘面积减少 1.365%，与预期假设相符。20世纪 80年代以来，农户已成为农业生产投资的基本主体 (刘承芳 等，2002)，但在农户对未来收入预期信心不足的背景下，城市经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柑橘生产空间。科技进步表现出正向效应，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在1%水平上显著。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开展了大规模柑橘品种选育工作，获得并推广了一大批优良品种。1990 年以来农业部组织实施的柑橘 948计划项目，引进与创新柑橘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技术成果成功地推动了柑橘空间变化。柑橘产值比较效益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在5%水平上显著，并表现出负效应，这意味着柑橘对粮食的产值比较效益降低并未抑制柑橘生产空间扩张。2004年以来，国家通过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来稳定粮食生产，收购价格提高推动粮食产值稳步提高，导致柑橘产值比较效益降低。与此同时，柑橘面积却表现出逆势扩张，这说明有可能是其他驱动因素抵消了产值比较效益降低的负面效应。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向效应，间接效应为正向效应，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由于中国粮食生产自给的传统习惯和安全战略，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意味着粮食与其他作物之间在分配有限土地资源的决策上存在博弈，且需要首先满足粮食生产，这降低了柑橘生产意愿，因此本区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制约着柑橘空间的扩张。而邻近区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会形成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产品流通，减轻本区域粮食自给压力，因而有利于提高本区域柑橘种植的意愿。

　　3 结论与讨论

　　综合运用产业集中度、探索性数据分析、产业重心、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1978-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呈现扩张态势，可分为急剧增长期 (1978-1991年)、低速增长期(1992-2000 年)、稳步增长期 (2001-2015 年)。柑橘空间分布整体表现出高度集聚，区位基尼系数均在 0.726~0.765 区间波动，并呈现先急剧下降，其后再波动上升的变化过程。2) 1978-2015年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全局Moran’ s I指数从 1978 年的 0.244 9 增至 2015 年的 0.494 9。 Getis-Ord Gi* 指数显示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具有“北冷南热”的空间结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浙江、福建、重庆。1978-2015 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重心变化较小，整体向西南方向迁移了70.24 km。自2000年起柑橘生产重心持续性向西南向迁移，“西移南扩”的迁移趋势明显。 3) 中国柑橘生产空间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经济驱动特征。在自然资源条件形成柑橘生产初始空间的基础上，道路运输、水果消费、劳动力投入、非农就业机会、科技进步等因素不断影响柑橘空间的优化调整，共同成为柑橘生产空间变化的主要动因。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 中国柑橘生产空间经历了长期扩张发展，未来生产空间虽仍将保持一定扩张态势，但逐步趋于稳定。工作重点转向低产、低质和低效柑橘园的淘汰和改造，鼓励主产区企业和农户参与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2)立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柑橘生产空间变化规律，优化柑橘生产布局，压缩非适宜区 (低适宜区) 种植面积，柑橘生产空间进一步向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等中西部省域主产区集中。结合资源禀赋差异，各主产区细化生产布局，因地制宜制定宽皮柑橘、甜橙、柠檬、柚类和其他特色产品的布局规划。3) 开展以调整田型、平整土地、增厚土层、培肥地力为重点的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改土建园，规范化定植。加强以排灌渠系，蓄、引、提等灌溉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水利设施建设，推广滴灌、喷灌节水设施。加强基地道路建设，实现交通干道与基地耕作道路相通。把标准化果园建设与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结合起来，加大 “畜沼果”生态模式示范推广力度。加强自然灾害和重大病虫害预测预报和应急体系建设，积极发展柑橘保险，提高柑橘产业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柑橘专业市场建设，在柑橘优势产区有计划、分批建设一批与柑橘基地相衔接的骨干专业批发市场，推进果品的分级分类、储运、保鲜、包装、信息服务等市场配套设施建设。4) 积极支持柑橘品种选育及苗木繁育、柑橘标准化种植及优质高产、病虫害防控、加工贮藏保鲜、质量安全等领域的基础科研和技术集成研发。强化科技推广，依托国家柑桔产业技术创新团队，建立和完善县乡农技推广体系，加大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力度;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强化科技指导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推广新机制，提高柑橘效率优势。

　　一般认为比较效益的提高对农作物空间扩张具有积极意义 (刘天军 等，2012;陈欢 等，2015;白秀广 等，2015)，而本研究发现产值比较效益对柑橘空间扩张影响与预期不符。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随着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提高，柑橘产值比较效益降低，但2000-2015年柑橘每50 kg净利润均值 60.30 元，远远高于每 50 kg 粮食净利润均值 13.61元，且在部分年份粮食净利润甚至出现负值。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面对柑橘净利润依然高于粮食作物的现实，在进行种植决策时选择了使自己获得更多收益的柑橘，由此推动了柑橘面积的扩张。此外，普遍认为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者预期，销售价格应对农作物空间存在正向效应 (王世尧 等， 2013)。本研究中柑橘市场价格对柑橘生产空间格局影响仅在10%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部分省域柑橘销售价格用全国价格替代导致，下一步可通过选择省域典型大中型批发市场销售价格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