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经济下信用是一种建立在诚信与信任基础上的交易能力,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表明了信用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本文通过辨析诚信、信任和信用的概念,梳理信用的理论基础,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微观主体行为三个维度对社会信用的经济效应研究进行回顾:在宏观层面,良好的社会信用水平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在中观产业层面,社会信用水平通过影响金融效率和中小企业的成长速度对产业发展发挥作用;在微观层面,社会信用环境与个体行为相互影响,一方面个体的不诚信行为破坏社会信用环境,另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土壤。最后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论與展望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诚信与信任;经济增长;产业发展
《沿海企业与科技》广西社会科学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省级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一、引言
经济增长历来是经济学家热衷的研究课题,作为一种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动准则,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广受学者的重视。早期的研究重点关注正式制度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非正式制度往往被看作实现经济增长的正式制度的补充。随着“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兴起,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社会层面,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其通过内在的节约机制降低了微观主体之间的协调成本,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制度变迁(诺斯,1990;孔径源,1992),为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激励(单豪杰、沈坤荣,2007),同时对社会公众的预期意义重大(唐吉军、郭砚莉2004)。
企业层面,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的寻租活动(李雪灵等,2012),通过高管薪酬激励(贾凡胜等,2017)、承担社会责任(苏冬蔚、贺星星,2011)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生产效率。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之一。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信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也成为学者们热衷的研究课题。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信用作为经济社会运作的润滑剂,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Fukuyama,1995;Knack and Kee-fer,1997;陈雨露、陈勇,2008)。
社会信用制度化建设在西方国家由来已久,但是新中国的信用主要依赖“熟人社会”间的道德约束来实现。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经济活跃起来,出于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资本支持的考虑,中国的信用体系化建设才提上日程。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加密,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遵守相同的市场交易规则,要求各经济主体拥有更好的信用。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起步晚,信用状况较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首先,政府施政行为对社会信用环境有显著影响。一方面,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堪忧。2018年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8》披露,各城市“在城市信用方面的排名情况”得分率仅为32.6%,这反映了中国整体的政府信用情况较差。
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建设各种形象工程、路边工程,极大地浪费社会资源,严重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有的地方政府对信用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地方利益为核心,不积极贯彻实行中央方针政策,极大增加了政策实施成本。其次,企业信用缺失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无视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在生产经营中偷工减料,在市场交易中侵害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债务拖欠危机、“食品安全”问题、偷税漏税事件都反映了部分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扰乱市场秩序。此类频频发生的企业信用缺失事件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信用环境屡遭破坏,信用缺失已然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破坏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最后,个人信用缺失带来了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下降。学术造假事件屡禁不止,北大翟天临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学术造假的高度重视;截至2019年4月15日,中国已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362.27万人,而中国2018年人口总数为139538万人,占比约为9.76‰。
在新时代重建社会信用,我们该怎样精准地把握信任的概念?如何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角度分析社会信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信用建设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及微观主体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木文探讨和文献总结的重要问题。
二、社会信用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一)概念辨析:信用、诚信与信任
在学术研究中,许多学者经常将信用和诚信、信任混为一谈,或者认为他们只在概念的外延性方面存在细微差别,而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有关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准确性。从概念层面梳理信用、诚信与信任之间的差别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诚信、信任和信用分属于不同但又有所重合的领域,其理论研究各自独立又相互吸收借鉴,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异同有助于专业而精确地拓展社会信用的研究深度,深化对社会信用的经济效应的认识。从实践层面来看,探求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寻求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将为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诚信危机、信任危机提供理论指导,有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构建社会主义信用体系。
1.诚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为推崇的道德规范。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就十分重视诚信。《论语》中“信”字出现38次(郑也夫,2001)。首先,诚信是为人之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次,诚信是立国之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进入20世纪后,理论界不断拓宽诚信的内涵,例如将“诚信”看作人格特质,并设计出衡量一个人是否诚信的工具(Camara and Schneider,1994),结合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种学科对诚信进行研究(Kaptein,1999)。新时代下,诚信被列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哲学解释在于诚信既是“主体人自我确认的基木表征”,又是“确立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价值定位”(刘翔、薛刚,201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理论界对于诚信的概念研究大多分散在其他专题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吴敏霞(2012)基于扎根理论得出诚信由诚实、信用、信任和责任心四部分组成的结论。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诚信更多地强调个体修养,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受制度、法律和契约的刚性约束,诚信更加强调“契约诚信”(冷洁、吴敏霞,2016)。总而言之,学者们不断延伸诚信的内涵,对诚信的定义从单纯的个体修养转变为多角度的集“真实无欺、遵守约定、践行承诺、讲究信誉”为一体的社会规范。
2.信任
美国现代哲学家博克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财富,应该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或饮用的水一样得到保护。”信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众多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信任的定义加以阐述。社会学领域,学者将信任简化为其包含的“认知内容或行为表达”(Lewis and Weigert,1985),并通过“关系”“互动”等词语定义信任(Seligman and Schwartz,1997;Hardin,2002;Weber and Carter,2003),将信任得以建立的条件和赖以存在的基础看作社会性的。心理学领域往往把信任概念化为期望、预期、态度、倾向或信心,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游戏”和“心理量表”考察信任(Rotter,1971)。而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F.Hirsch(1978)认为信任是一个公共品;日裔美国哲学家福山(1995)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信任当作人性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木,是从宗教、传统、习俗等因素中经过千百年来的积淀而逐渐形成和产生的,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Burt and Knez(1995)认为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是指交易双方在博弈、谈判、消费及经济贸易等特定环境下,在有限信息和经验基础之上,对对方履行承诺的积极预期及能力的认可(史燕伟等,2015)。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信任”是众多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张维迎、柯荣住,2002)。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任何商业行为实质上都包含信任要素"(Arrow,1972),作为社会秩序的关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个体和企业的行为。因此,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信用
中西方由于存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以对信用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在西方,信用是伴随着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即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马克思将信用视为资本运动的一种形式,并从中揭示了信用关系的根源:“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长而延长,在这里是相互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用意为“谓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他人信任”。即使在现代语文中,信用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既涉及信任又涉及诚信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含义;二是经济学领域的信贷的含义。《辞海》在诚信和信任基础上,还将信用解释为“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通过以上概念辨析,我们可以发现,信用既非诚信,也非信任。一方面,诚信、信任与信用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作用对象:诚信既涉及个体内在的态度和品质,又涉及外在的守诺和规范,是关乎自身的精神修养;信任是人际交往及经济往来中做出的相信对方履行承诺的积极预期,是施加给对方的道德信心;信用一方面是履约的道德承诺,一方面是资本运作的债权债务关系,既涉及自身的允诺能力,又涉及对交易对象的期望。信用与诚信和信任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信用是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的,“信用就是金钱”。翟学伟(2011)将诚信、信任与信用分别对应于个人、关系和制度,也分别指代道德、依赖与评价,这也是有关三者最浅显易懂的差别所在。另一方面,信用与信任、诚信密不可分,信用关系的维持依仗于信任水平和诚信能力。首先关于信用与信任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者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由此可见,信用木质上是一种契约精神,而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信用成立的关键。其次,吴品妹(2018)将信用分为三个维度: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并将其分别作为获得一般信任、管理者信任和交易对手信任的三个指标。由此可见,诚信是信用的基础,而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诚信是一种意愿,信用是一种能力,而只有诚信意愿十信用能力,才能构建新型信任关系。最后,曲蓉(2015)从文化同源性的角度出发,解释信任与诚信、信用之间在语词上的相似性,而诚与信往往是相通的,因此信任与诚信、信用的关系十分密切。信用评价既能反映公民诚信状况,又能为公共信任提供制度保障。
(二)社会信用的理论支撑简述
本部分主要对影响社会信用文化的相关理论予以探讨,分析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首先是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相对应的社会关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制度体系。信用文化作為一种非正式制度因素,极易左右交易成本,信用文化建设是减小交易成本的关键所在。其次是契约理论,契约精神是指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这与本文的研究内容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是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研究的核心在于信用建设对于经济活动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探讨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场交易问题,因此不对称理论为本文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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