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的制度优势

　　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一次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凯恩斯主义的推行，针对的是上一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所暴露出来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弊端;另一次是上一世纪70 年代以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风行，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福利主义等政策造成的滞胀。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是十分罕见的。这场危机，说明了凯恩斯主义救不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救不了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政策的自我调节度过一时的难关，但它内在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

　　二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而且迅速地从发达国家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也冲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增速由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10.6%和10.1%下降到9%,第四季度进一步下降到6.8%，2009年第一季度继续下降到6.1%。我国遭受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即：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危机，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冲击呢?

　　这首先是因为，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活动始终是扩张性的全球性的。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都早已讲清楚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与信息化相结合的金融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及其依存度更是前所未有之大。因此，这场发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势必以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量减少等形式殃及发展中国家，殃及我们中国。

　　其次是因为，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运作和监管上都存在极其不合理之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从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建立牙买加体系，尽管国际金融体系有过一些调整，但是它依然是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体系，对发展中国家很为不利。这次危机，不仅进一步暴露出它的不公平性以及它在监管等问题上的不足，而且暴露出发达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这也是这场发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殃及到发展中国家，殃及到我们中国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上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也还没有实现，特别是粗放型的经济结构和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型。这些不足，也使我们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综上所述，我们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困难，不是由我们的基本制度造成的，主要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造成的。

　　三

　　全世界都已经注意到，在应对这场国际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贡献最大。

　　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特别是去年11月推出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顺利实现了全年保8%的目标。尽管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等问题，但是经济企稳向好势头已经日趋明显。不仅如此，中国还在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以及其他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对话等国际活动中，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切，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经济制度上，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坚持了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实现形式，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文化建设上，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了主旋律，又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抵制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社会建设上，既加快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完善了社会管理，防范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这一制度尽管还没有定型，还需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但是已经显示出了它既有自我改革发展的生机活力，又有维护社会和谐的凝聚力;既有快速的社会动员力，又有协调的社会组织力;既有抓住机遇的敏锐，又有应对挑战的能力;既能积极开拓创新，又能自觉拒腐防变。这一些明显的制度优势，正是我们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利条件和可靠保障。

　　四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想介绍一下前不久我在北京召开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上，就中国制度的“特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优势问题所做的一个发言。

　　我是从一个比方说起的。我说，今天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不论是汽车、火车、轮船，还是飞机，都有四个基本的部件或功能：一是动力;二是方向盘或操纵杆;三是刹车功能;四是这些功能之间联动的信息传递功能。这四个基本功能，缺一不可。没有动力功能，不能开动;没有方向盘或操纵杆，就会到处乱开，到处乱撞;没有刹车功能，遇到危险就完了;没有这些功能之间联动的信息传递功能，不能形成一个运动的整体。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同样要有这四个基本的功能。“中国号”列车，同“英国号”、“法国号”、“德国号”以及其他“国号”列车相比，都有这四个基本功能，这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号”列车这几年跑得比较快，比较稳，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号”列车在这四大基本功能上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一是在“动力”方面，中国坚持改革创新，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经验或模式。在中国，有一个词叫“与时俱进”，就是不僵化、不停滞。当然中国有一个后发优势，前20多年沿海地区改革创新走在前面，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最近六七年中国中西部一些省份起来了，比如内蒙古、河南、辽宁等省份改革发展速度很快，使中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动力。“中国号”列车好比是有几个动力协同带动的“动车组”即快速列车，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还会有更多的省份成为“动力”。这是“中国特色”。

　　二是在“方向盘”方面，中国有自己明确的前进方向，并有驾驭方向盘的好司机。中国的发展方式有一个特点和优势，即有长期的战略目标与短期的实施规划相结合的战略步骤，而且深入人心。中国人绝大多数都知道“三步走战略”、“十一五规划”等等，经济发展有方向有规划，政治发展有方向有要求，各行各业发展都有方向有要求。不管谁来领导都必须按照这一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去推进。加上中国实施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的宏大计划，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培训，让他们上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成为按照这一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去熟练驾驭方向盘的好司机。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能力”。党对自己的要求是提高“执政能力”，政府对自己的要求是提高“施政能力”或“治理能力”。这种以“能力”为主线的政治追求，超越了“大政府”与“小政府”争论中的难点，是一种更有成效的国家治理理念。中国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又对领导干部进行能力的培训，这就使得“中国号”列车能够平稳快速地行进。这也是“中国特色”。

　　三是在“刹车功能”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是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应对危机的“刹车”机制。这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对付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党和政府追求的治理能力，既表现在方向盘的操纵上和动力系统的配置上，又体现在危机处理上。这种危机处理机制的重要功能是及时地踩好“刹车”。而且，在中国的体制中，这种危机处理机制不仅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施，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危机处理机制，是一个由党的系统、政府系统、立法系统、司法系统、舆论系统联动的“刹车功能”。令行禁止，富有成效。这也是“中国特色”。

　　四是在“这些功能之间联动的信息传递功能”方面，中国建立了现代性的多元复合的信息传递系统。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国早就会造车。我们的先祖造过两轮车、四轮车，特别是还发明了独轮车。但是中国古代的四轮车只能直行，不能拐弯。能够拐弯的四轮车，是我们从工业化国家学来的。四轮车怎么拐弯呢?关键是在掌控行进方向的前两轮与动力带动的后两轮之间，按了一个齿轮装置。这个装置的重要功能是进行信息传递，以实现方向盘、动力、刹车之间的联动。这个装置的诞生，是车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代经济也好，现代政治也好，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在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形成了能够使社会各种功能联动的信息传递功能。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要形成这样的信息传递功能。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五套信息传递机制，而且相辅相成，迅速传递。这五套信息传递机制，一是党的系统的信息传递机制，二是人民代表的信息传递机制，三是政协委员的信息传递机制，四是政府机构的信息传递机制，五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信息传递机制。这五套信息传递机制，按照各自的民主实现形式以最快速度了解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事情和群众的需求，通过“内参”、“提案”、“议案”等具体管道，上下传递。这不仅有利于广大群众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而且有利于领导者的正确决策。这种现代性的多元复合的信息传递系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特色”。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的探索还在进行之中，我们的体制还不完善，更谈不上已经定型。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发展，是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