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空间越轨行为的场域机制

　　作者：吴宗友

　　摘要：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空间越轨行为不仅增加了事件管控的社会成本，也让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空间行为在特殊时期进退失据而陷入情绪焦虑和社会恐慌之中。从认知、权力、制度、治理和文化等不同维度的场域机制分析新冠疫情期间的空间越轨行为，可以揭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治理所具有的启示意义：要加强社会心态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要建立科学的信息管理与决策模式，增强应对风险的制度能力;要引导民众改造其生活世界，重视文化建设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地位，加强以民智民德为核心的社会建设。

　　关键词：新冠疫情;空间越轨行为;场域机制;社会治理

　　自20世纪70年代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提出原创性的空间理论之后，国际社会学研究开始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成为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和概念工具，许多理论家分别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空间社会学思想。福柯(Micher Foucault)专注于特殊空间的权力(power)规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场域概念并展开系统性研究，哈维(David Harvey)论述了空间正义和空间的社会建构问题，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聚焦信息技术发展带给人们生活世界的另一种空间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展开创造性研究，拓展了人们的空间认知。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张和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城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流动空间)里呈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展开了经验和理论研究。但是，空间视角下的越轨现象却鲜有论述。

　　列菲伏尔曾敏锐地指出，应该将空间从“容器”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将之视为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对象与工具，本质是权利关系的反映。[1]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家立即启动史无前例的空间管控，空间成为疫情防控的特殊资源和重要工具而彰显其权利(rights)属性。面对科学界尚不清楚且传染性极强的新型病毒，有效控制疫情的办法就是严格限制人口的空间流动，增加社交距离，阻断病毒传播。因此疫情期间政府及时出台有关措施对人们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予以明确规范——本质上是对特殊时期人们空间权利的界定。基于此，本文的空间越轨行为是指突发重大疫情期间，人们在特定空间中的行动违反了疫情防控的医学要求和政府特殊时期社会管理的有关规定。不难发现，汹汹疫情中的空间越轨行为随处可见，这不仅增加了疫情防控的社会成本，也让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空间行为在特殊时期进退失据而陷入情绪焦虑和社会恐慌之中。本文以布迪厄场域概念为分析工具，阐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人们空间越轨行为的发生机制，揭示其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远启示意义。

　　一、空间越轨行为的主要类型

　　为了尽快筛出潜在的病毒传播者，在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前后，全国各地纷纷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严格限制人们的空间行为，关闭公共活动场所，延长春节假期，全民战“疫”。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空间管制，许多人一时间难以适应。依据媒体报道以及网络空间的社交行为来看，疫情期间人们的空间越轨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地理空间行为失当。大约以1月31日为界，可将疫情期间人们地理空间的行为失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各地纷纷启动一级响应机制之后到31日(正月初七)，在全国许多地方人们出行不戴口罩的现象依然普遍，社区内的活动也一如平常，特别是农村地区走家串户以及打牌等娱乐活动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从武汉等疫情重灾区回来的人们不按规定居家隔离的现象也非个例，酒店内的家族性聚餐活动(尤其是1月24日即农历除夕前后)依然较为常见。这些与疫情防控不合拍的现象是疫情前期最为普遍性的空间越轨行为。进入2月以后，随着疫情的蔓延，各地政府空间管制更加严格，社区疫情防控力度进一步加大，开始对人们的出行采取刚性限制，结果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空间越轨行为，即违规封路甚至破坏交通设施，此类情况多被冠以“硬核”防疫而掩盖了空间越轨的实质。另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尽管国家明令禁止非法捕食野生动物，但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在浙江绍兴、贵州毕节、广东湛江、青海格尔木等地均有被公安机关查获的非交易性的捕食野生动物行为。

　　(二)网络空间行为失范。地理空间的严格管控，人们无法正常开展在场的一系列社会交往，这使拥有8亿多网民且90%是青年和中年人[2]的中国网络社会空间异常活跃。广大网民对包括武汉和湖北在内的疫情十分关心，有关疫情的消息极易引发万千网民的围观。网络空间里的人际交往不同于现实在场空间的情境式互动，而是通过符号(信息)的交换与分享实现缺场的社会互动，“缺场性”使人们的网络空间行为因为失去实体社会非正式制度约束而更加直白。光速流动的网络空间又可以瞬间实现大规模的网络围观，这种特殊的聚集性很容易导致从众心理助推下的网络舆情事件。换言之，网络社会总是处于一种网民高度聚集状态并呈现为强烈的感性化特征，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情感随着信息传递的内容差异以及符号表达方式而跌宕起伏。在网络社会运行机制下，因为信息资源占有上的不对称，广大网民就很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网络行为所利用，成为客观上的积极传谣者、不明真相而过度情绪化的跟帖者、网络暴力的踊跃参与者。

　　(三)双重空间行为失正。这类越轨行为主要发生在疫情期间政府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媒体访谈现场。所谓双重空间，是指在场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即时叠加。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访谈现场都是在场空间，但是在场所发生的事件连同场景均同步经由网络直播而成为流动空间里的人和事。在信息社会，每当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这类具有双重属性的特殊公共空间往往最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其空间中的主角——官员、专家、记者——之言行容易成为事件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影响着事态的走向，因此他们在这种双重空间中的行为(主要是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是否正确，就更具社会舆情的燃点意义。在本次疫情防控的前期阶段，政府部门，包括有关医疗卫生及科研机构，在新闻发布会以及媒体访谈现场都有不同程度的信息传递不甚恰当的行为发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力、应急处置能力因之受到质疑，专家系统的公信力以及专业操守因之颇受诟病。同时也给民众情绪和社会心态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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