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个体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校园欺凌现象频频发生，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问题更受关注。除家庭环境这一个体无法掌控的外部环境之外，农村留守儿童与普通中小学生整体上没有根本性的群体差别，因此本文更多从个体层面挖掘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基于 969 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 Logistic 回归对影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个体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校园欺凌受到年龄、住宿情况、个体心理特征、欺凌经历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个体因素的显著影响，低年级，走读生，具有孤独性、攻击性、胆怯性、敏感性等人格特质，曾经欺凌过他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防治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需要从提供寄宿服务、塑造个体的积极人格品质、加强亲职教育、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入手。

　　贾勇宏; 吴恩慈， 当代教育科学 发表时间：2021-08-25

　　关 键 词：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人格特质;个体影响因素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频频发生，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成长环境相对特殊，其校园欺凌问题更加突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有 47.6%的留守儿童曾经遭遇过校园欺凌，远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40 国青少年校园欺凌发生率”[1]。另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无论是欺凌还是被欺凌发生率都高于非留守儿童”[2]，“农村留守儿童在直接言语欺凌、直接身体欺凌和间接欺凌方面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3]。由此可见，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本文将基于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问卷调查，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就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校园欺凌产生个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该群体校园欺凌的防治提供参考性建议。

　　一、文献回顾

　　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既带有一般校园欺凌问题的共性特征，也有自己的群体特性。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外部不安全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围绕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大多是从个体内外因素两个维度去展开。

　　从影响一般校园欺凌问题的外部因素来看，家庭支持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变量，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又在家庭支持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冯帮、李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校园欺凌中的被欺负者的亲子关系通常紧张”[4]，而“父母对儿女的关心是使其免于被欺凌的重要保护因素”[5]。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其亲子关系相对疏离。国内调研发现“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照顾和关爱，容易缺少安全感，产生自卑心理，从而更易成为被欺凌者”[6]。相关的质性访谈也发现：“留守儿童由于缺少家庭关爱，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培养自己的同理心，对自身缺乏认可和接纳，对他人没有关爱，容易卷入到校园欺凌中。”[7]

　　从影响一般校园欺凌的个体内部因素来看，个体特征对于是否遭受校园欺凌有重要影响。犯罪心理学常常根据受害人的生活方式理论和日常行为理论去解释被害行为的形成机制，相关研究据此发现“拥有欺凌他人经历的学生会使其更易成为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8]。另有研究者发现“学生身份特征及其行为对校园欺凌产生有影响”[9]，“男生受欺凌行为明显多于女生”[10][11]，也有学者通过对农村留守女童的观察研究发现“留守女童处于更加不利的处境”[12]，在频发的校园欺凌案件中，“女性越来越普遍地参与其中，甚至成为校园欺凌的主力军”[13];“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受到欺凌的比例更高”[14];“同伴之间沟通越多，信任度越高，疏离程度越低，他们之间校园欺凌发生的频率就越低”[15];“学业成绩不好的学生容易得不到教师的重视，容易遭受同学的歧视和欺凌”[16];滕洪昌、姚建龙基于全国 10 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走读生易被欺负”[17]。还有研究发现，“性格懦弱、生性比较胆小、性格孤僻、自信心不足，敏感、自卑的中小学生易遭受欺凌”[18]。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相关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容易产生孤独感、莫名烦躁”[19] “缺乏安全感、抗压能力较差、心理压抑、社会交往较差属于较为常见的几种形式”[20]，“敏感、自卑、焦虑”[21]等消极情绪突出，“冲动、攻击、违纪等行为问题也更明显” [22]。朱桂琴、陈娜等通过访谈发现“留守家庭的学生比较敏感，容易产生自卑倾向”[23]，研究者据此推断“个性心理和性格缺陷可能是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24]。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是基于一般校园欺凌问题做出的推断，缺少对该群体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系统探讨。由于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外部因素除了家庭环境之外，其他方面与普通中小学生整体上没有根本性的群体差别，因此探寻该群体受欺凌影响因素还需要更多从个体层面进行深入挖掘。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 16 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25]。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本研究团队对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问题的问卷调查数据①。问卷调查以四至九年级的农村中小学生作为对象，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10-12 月。本次调研选取了河南省西华县、正阳县、上蔡县、平舆县、西峡县，湖北省天门市的彭场镇、沙湖镇、归州镇，安徽省濉溪县，三省九县(镇)的 15 所农村中小学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先根据便利抽样原则确定样本县市和乡镇，再采用重点抽样法确定被调查学校，最后再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不同班级的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了 1700 份农村中小学生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487 份，问卷有效率为 87.5%。本研究所使用的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数据是在上述一手问卷调查数据库基础上通过统计技术手段筛选而得，共获得 969 份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有效问卷。

　　(二)变量定义与样本分布

　　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通常是一个非连续事件，因此本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情况用“农村留守儿童是否被欺凌”来加以描述，分为“是” 和“否”两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 和 0。校园欺凌本质上是学生之间在校园内基于物理和精神力量对比的以强凌弱行为。物理力量对比是指个体由于性别、年龄和生理差异而导致的实际力量的不均衡。精神力量的对比是指由于信息获得、学生在校地位、家庭背景与个体特征等因素而造成的心理地位差异。因此，本研究对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选取主要基于上述两种力量对比而设定。

　　根据前文对一般校园欺凌问题影响因素的研究和农村留守儿童欺凌行为发生的特点，能够直接影响和反映物理力量对比的个体特征主要有性别、年龄(用年级代替)等。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日常陪伴，亲子沟通情况及其与监护人的关系对其安全感的形成、心理力量的强弱有重要影响。据此，我们设计了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状况(亲子关系的客观表征)、与监护人(含在家的父亲或母亲)的关系及其沟通状况等影响欺凌的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留守儿童存在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父母双方外出三种情况，其监护人可能是自己的父母一方，也可能是其他人，因此留守儿童与监护人的关系作为现实中的家庭支持对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欺凌有更大的影响。当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支持不足时，他们对来自同辈群体和学校的外部支持需求将会更加强烈。基于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作为有力的同伴支持会显著增强留守儿童的群体物理力量和心理安全感，因此样本是否独生子女也是影响欺凌的一个重要因素。寄宿作为学校支持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寄宿与否对农村留守儿童被欺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学业成绩、担任过班干部经历、有欺凌他人经历、为人处世能力等个体特征都会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心，从而增强其心理力量。

　　从影响校园欺凌的个性心理特征来看，多数研究者发现个体遭受校园欺凌与特定的人格相关[26][27]。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大五人格模型(OCEAN)的问卷将农村留守儿童样本的个性特征分为五类：是否马虎、懒惰、不守时;是否孤独、不合群、安静;是否多疑、易怒、想要攻击别人;是否不自信、胆小，是否对较多人感到害怕;是否敏感，总是感觉心里不舒服。根据大五人格模型，分别设置上述五组个性心理特征自变量。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描述性分析

　　问卷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样本的受欺凌情况比较严重。在 969 份农村留守儿童样本中，有 452 名学生报告自己曾经受到过欺凌，占样本总数的 46.65%(表 2)。其中，男生受欺凌的比例(50.7%)高于女生(42.5%)，卡方检验的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被欺凌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p=0.001)。寄宿生中被欺凌的学生比例为 40.3%， 而 走 读 生 中 被 欺 凌 的 学 生 比 例 高 达 64.9%，走读生相比寄宿生来说更易受到校园欺凌(p=0.000);具有欺凌经历的样本被欺凌的比例高达 79.1%，远高于没有欺凌经历的学生被欺凌的比例，差异分析表明具有欺凌经历的学生更易被欺凌 (p= 0.000)。从农村留守儿童受欺凌的行为方式来看，目前样本被欺凌的方式以打(41.6%)、骂(35%)为主。从描述性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来看，在农村留守儿童样本中，男生、走读生和有欺凌经历的样本相比之下具有相对较高的被欺凌发生率。但上述结论有待基于因果关系的进一步验证。

　　(二)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回归分析

　　因为农村留守儿童是否被欺凌为二分变量，适合做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以本研究以该变量为因变量，以表 1 中所列出的其他个体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建构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减少问卷调查的信息损失，同时又能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发生，本研究采用最大偏似然估计法建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选用逐步回归法(LR)筛选变量并进一步拟合模型。通过 Logistic 回归来调整混杂因素并进行模型的拟合，农村留守儿童校园被欺凌的个体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结果，本研究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村留守儿童是否被欺凌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影响因素按照影响力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为：欺凌他人经历、攻击性人格、胆怯性人格、敏感性人格、孤独性人格、经常与监护人沟通为人处世话题、年级、住宿情况八个自变量;而性别、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状况、与监护人的关系、独生子女状况、学习成绩、班干部经历、马虎人格等变量在本研究模型中对农村留守儿童是否被欺凌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在上述回归分析结果中，年级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399，Exp(B)值为 0.671，表明在同等条件下，从四年级开始 (本研究以四年级样本为起点，赋值为 1)，随着年级的上升，农村留守儿童被欺凌的概率相应下降。由此说明，在同等条件下，低年级的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陷入被欺凌的困境。

　　住宿情况的 Exp(B)值为 0.634，表明住宿生被欺凌的概率是走读生的 0.634 倍，说明在校住宿可以明显降低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概率。

　　欺凌他人经历的 Exp(B)值为 5.737，表明有欺凌经历的农村留守儿童样本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发生被欺凌的概率是没有欺凌他人经历样本的 5.737 倍。从 Exp(B)值来看，该变量是本模型中所有个体因素影响变量中值最高的一个，由此表明具有欺凌他人经历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被欺凌的高风险因素。

　　多疑、易怒、想要攻击别人等攻击性人格特质的 Exp(B)值为 3.289，表明具有攻击性人格特质的样本发生被欺凌行为的概率是不具有该人格样本的 3.289 倍，且该因素是本模型中导致农村留守儿童被欺凌的第二位风险因素。由此说明，在同等条件下，具有攻击性人格的样本更易被欺凌。同理，具有胆怯性人格、敏感性人格、孤独性人格特征的样本在同等条件下也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由此可见，农村留守儿童的个性特质是导致该群体容易被欺凌的重要因素。

　　经常与监护人沟通为人处世话题这一变量的 Exp(B)值为 1.398，表明经常与监护人沟通为人处世话题的样本被欺凌的发生概率是不经常与监护人沟通为人处世话题者的 1.398 倍。经常与监护人沟通为人处世话题是存在着人际关系障碍和欠缺人际关系处理技能者的主动沟通行为，该变量实际上是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欠佳的表现。因此，经常与监护人沟通为人处世话题的样本被欺凌的发生概率高于不经常沟通者，说明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欠佳的留守儿童样本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

　　性别对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影响不显著，这与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以及前文有关文献 “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存在性别差异”的结果不一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抽样方法及其统计方法的使用不同有关，特别是在没有经过因果关系检验的情况下，部分已有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再验证。至于留守女童的受欺凌现象为什么与留守男童没有差异，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留守女童有着更密切的同伴关系有关，她们注重从同伴那里得到支持，彼此帮助，从而降低了被欺凌的概率”[28];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女童的“多重弱势”身份使其得到了学校老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因此降低了她们被欺凌的比例。

　　四、结果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果讨论

　　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小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校园欺凌是群体特性和欺凌共性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留守儿童内部的个体影响因素而言，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负向人格是导致留守儿童受欺凌的主要个体原因

　　本次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负向人格特征与遭受校园欺凌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具有攻击性、胆怯性、敏感性、孤独性等人格特质的样本同等条件下更易被欺凌。这一结论验证了前文一些学者有关留守儿童的个性缺陷可能导致其高欺凌发生率的推断。由于本研究还发现，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状况、与监护人的关系与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欺凌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由此说明，留守经历主要是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人格特征进而影响欺凌行为的发生，欺凌现象与人格特征高度相关。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亲子分离造成其心理和生活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容易引发各种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尽管留守儿童在自立、助人为乐等方面表现出积极的特点，但是和非留守儿童相比，他们容易展现孤独感、莫名烦躁感、委屈难过、敏感自卑以及忧虑等消极情绪”[29]。农村留守儿童如果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就容易通过攻击行为去维护自己内心的低级自尊水平，长此以往容易形成攻击性人格，导致其人际关系长期紧张，进而诱发校园欺凌行为。敏感、多疑、孤独、胆小、懦弱者的心理力量相对较弱，“在校园欺凌中,心理或生理的强弱差异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生存地位。欺凌者在人性的驱使下容易萌发支配欲, 懦弱者因为恐惧而可能选择服从”[30]，懦弱者“受到欺凌时往往忍气吞声，这会助长欺凌者继续对其施行欺凌”[31]，胆怯性人格助长了欺凌者的恃强凌弱心理。敏感、孤独则容易导致个体人际关系不良和缺少亲密的同伴支持。正是由于农村留守儿童中具有相对较多的负向人格特质，因此才会在同等条件下具有比普通中小学生更高的校园欺凌风险。

　　2. 在校寄宿对防范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具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得出的留守儿童群体内走读生相对于寄宿生更容易被欺凌的结果与滕洪昌、姚建龙关于一般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研究结论一致[32]。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第一，寄宿留守儿童在校园学习、生活时间比较长，受到教师更多的日常关爱与保护，走读生由于缺乏父母的监管，暴露在危险环境中的风险比较高，容易把校外人际纠纷带入学校内，从而更容易发生欺凌和被欺凌行为。第二，寄宿生在校寄宿期间的朝夕相处，容易在同辈群体中形成相对亲密而稳定的同伴关系，从而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当然，在寄宿生内，也可能存在着更为隐蔽的欺凌行为，但随着寄宿学校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校园内的欺凌行为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走读生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自学校教师和同辈群体的支持相对较少，由此增加了其遭受欺凌的风险。第三，走读与其他不利因素的叠加更容易诱发欺凌行为。

　　由于留守儿童的寄宿需求比较大，农村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而言在校寄宿人数相对比较多。在此情况下，走读生的被欺凌发生率依然显著高于寄宿生，因此，寄宿所形成的学校支持和同伴支持对留守儿童而言是一种防范校园欺凌的群体保护措施。

　　3.低龄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随着年级的上升，农村留守儿童被欺凌的比例在下降，高年级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比低年级低，这与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33][34][35]。谷传华、张文新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儿童的年龄越小，其情绪越难稳定，自尊水平越低,越有可能受欺凌。当其年龄开始增长，受欺凌的概率会降低。这与儿童体质、认知的成熟和社交能力的增强密切相关。”[36] 但有部分教师在本研究的访谈中指出，高年级学生欺凌行为发生率低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在学校的高压管控下，欺凌者的欺凌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如网络欺凌和社交欺凌等形式更多，使得很多被欺凌者找不到欺凌的主体或者未意识到自己被欺凌。显然，这两种解释都符合经验事实，但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验证。

　　4.欺凌过别人的留守儿童更易被欺凌

　　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欺凌过别人与被欺凌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与一般青少年欺凌问题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校园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在行为和性格上具有一些共性。意大利心理学家吉安·卡普拉拉的研究发现：“与攻击相关最为一致的三种人格特质是: 易怒、沉思以及情绪敏感性，这些人会比其他人爆发更多的攻击性行为。这些人容易成为欺凌者和被欺凌者。”[37]欺凌他人的农村留守儿童往往具有较强的攻击性、情绪不稳定，在与人相处时，社交能力较弱，容易与同学发生冲突，过多的矛盾纠纷从而也容易使其转化为被欺凌对象。

　　5.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留守儿童更易被欺凌、

　　经常受人际关系困扰的农村留守儿童更易被欺凌。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不在其身边，对其社交支持和帮助有限，导致部分农村留守儿童人际交往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遇到人际纠纷和矛盾往往倾向于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处理，进而激化人际矛盾和恶化同伴关系，由此更易诱发校园欺凌行为。经常与监护人沟通为人处世话题实际上是农村留守儿童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结果，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才是导致欺凌现象容易发生的真正原因。

　　(二)建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提出以下参考建议。

　　第一，在条件许可下鼓励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父母对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比较有限。在校寄宿期间，教师可以在校园安全上对父母的角色缺位具有更多的替代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形成稳固的同伴关系，由此形成预防校园欺凌的保护性因素。当然，寄宿能降低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危险的前提是寄宿学校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此，农村中小学寄宿学校还要加强对寄宿生的日常管理，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管控校园欺凌。而对于走读的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无论是在学校内外，都要鼓励其结伴行动，尽量减少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暴露的风险。

　　第二，塑造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的个性品质。“同伴的社会化影响在青少年时期达到顶点。据此，同伴依恋与同伴信任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品格的塑造有积极影响。”[38]因此对于具有敏感、孤独和胆怯等负向个性特征的留守儿童，学校教师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心理关怀，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班集体活动并融入班级生活中，利用同伴力量教会他们积极面对生活和人际关系，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积极人格品质。家长要也要有意识地多与此类留守儿童进行沟通，鼓励留守儿童勇敢、坚强、自信地生活和学习，通过家校合作为其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对于攻击性较强的留守儿童，教师要积极疏通他们的心理障碍，引导他们学会用和平思维和正确方式去解决人际冲突，并用爱心和耐心去化解他们心中的敌意。

　　第三，要加强亲职教育。农村留守儿童较高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与其父母教养责任缺位或教养乏力有很大的关联性。一方面，父母缺位，孩子缺乏安全感，欺凌者容易有恃无恐;另一方面，父母教养乏力，孩子得到家庭支持不足，导致其规避校园欺凌的能力欠缺。“留守儿童最重要的沟通对象，不是这些在家照看孙辈的祖辈或者负有临时监管职责的亲戚，而是与留守儿童‘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外地打工父母。父母才是留守儿童的精神家园和支柱。”[39]因此，“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亲职教育显得很有必要”[40]。为此，农村中小学要通过家校合作机制有意识地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校园欺凌和子女教育等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通过提高其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强化留守儿童防治校园欺凌的意识和能力。

　　第四，提高农村留守儿童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农村留守儿童要有意识地从多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学会正确处理人际纠纷，密切与同学的日常联系，形成亲密而稳定的同伴关系。在校园内外活动时，要尽量结伴相处，减少个人隐秘独处的时间，在校园欺凌中要多发挥同伴支持的作用。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由于受到问卷调查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只把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从个体角度探讨该群体遭受欺凌的影响因素，并未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校园欺凌进行差异性分析，也没有明确回答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待笔者今后在完善调查数据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