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实现策略

　　[摘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对外贸易是以创新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具有均衡协调、绿色化的发展特征及全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环境，共享发展机会和成果的对外贸易。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创新型及技能型人才、高质量发展的外贸产业、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较高的对外贸易数字化水平及开放合作的国际经贸关系等，因此，要坚持培养与全球引进相结合的原则，大幅度扩充国内创新型、技能型人才规模，全面构建支撑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多措并举加快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坚定不移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 对外贸易; 高质量发展

　　宋红军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 2021-12-10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力拉动了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解决 “有没有”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仍然是成功解决经济发展“好不好”问题所必须依靠的重要支撑因素，这就需要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实现对外贸易由“量”的扩大向“质”的提高转变，以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动力转换、结构优化及质量效益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作出了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而且进一步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发展的动力、着力点及目标，新发展理念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和根本原则。基于此，与新发展理念是否相符，既是我国对外贸易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也是决定对外贸易能否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的关键决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要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支撑因素及应当采取的策略措施。

　　一、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环境污染( 胡艺等，2019) [1]、劳动者健康( 刘铠豪等，2019) [2]及收入差距( 刘书祥、曾国彪，2014 [3]; 魏浩、耿园，2015 [4]) 等问 题。同时，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内外客观形势来看，不仅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在不断削弱，而且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以及与部分国家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等问题。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严重的“量大质低”问题，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贯彻的新发展理念不相符。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中国对外贸易要逐步摒弃主要依靠建立在传统生产要素低成本基础之上的低价竞争、以量取胜的发展战略，实质性改变单位产品附加值低、主要处于产品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状况，转向以来源于科技、品牌、质量、服务等的竞争新优势为支撑，以结构协调、绿色化为突出特征，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以便能够更好地为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裴长洪、刘洪愧，2020) [5]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大贡献。具体来说，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对外贸易应具有如下特征。

　　( 一) 创新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依靠建立在原始生产要素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格驱动，中国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使其成功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转变，而现阶段大力推动的高质量发展则是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原始生产要素低成本驱动的对外贸易发展主要体现为低价格优势，由于竞争优势比较单一，虽然可以实现对外贸易“量”的扩大，但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只有将对外贸易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才能实现对外贸易的提质增效。生产技术、工艺的创新，可以为出口产品品质的提升、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外贸易体制创新能够进一步优化贸易发展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及降低对外贸易成本，增强对外贸易发展的软实力; 发展模式和业态的创新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快速了解市场需求，更大程度地将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打造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 二) 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较高的均衡协调性

　　在偏向性改革开放政策、地理区位差异及参与国际分工的特定方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均衡、不协调成为与快速增长相伴的中国外贸另一重要发展特征，虽然这种发展特征是当时客观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但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低质量发展的表现。不均衡、不协调发展不仅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加剧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而且极易引发国际经贸领域的争端，因此，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应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向和定位之一。要深入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和战略，努力实现对外贸易在国内区域发展、外贸产业、国际市场分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 三) 绿色化贯穿于对外贸易发展全过程

　　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全球各国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严重破坏了地球的适宜生存性，对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加强环境保护、倡导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目标。作为一个贸易大国，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既不利于国内的生态保护、居民健康，也会对全球环境保护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基于此，高质量发展的对外贸易应当是绿色环保、环境友好型的绿色贸易，从贸易产品的生产、运输到消费都要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实现节能环保、绿色增长，将对外贸易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 四) 对外贸易具有全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环境

　　各类生产要素以资本为媒介跨国流动规模的扩大，改变了各国出口贸易发展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来源，对外贸易不再是一国完全利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去交换他国产品，出口商品演变为本国与他国优势生产要素的优化结合，生产要素来源的国际性成为突出特征，因此，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高级优势生产要素汇聚于本国成为决定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发展，使得对外贸易成为各国在产品全球价值链上合作的联结纽带和外在表现，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不仅来源于一直倍受重视和强调的出口贸易的需求侧拉动，进口贸易的供给侧推动效应愈发重要。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对外贸易必然要求具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环境，以此吸引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向本国的聚集，提升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所处的位置，增强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同时，只有更加全面的开放，以开放促发展，才可能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布局、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 五) 对外贸易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能够实现共享

　　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活动的收益仅是共享理念内涵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共享理念还要求经济发展机会的公平，即要做到共建共享，实现共享发展机会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机统一。践行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对外贸易首先要使国内不同区域、不同市场主体及各类生产要素等能够机会均等地参与对外贸易活动; 其次，对外贸易发展要有助于缩小国内不同层面的收入差距，推动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对外贸易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其践行共享理念的地域范围要延伸到世界市场，利用中国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对全球贸易活动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导各国加强经贸领域的对话磋商，增强互信，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向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各国共推全球贸易实现繁荣发展，共享贸易收益。

　　二、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因素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是对外贸易多维度的提升，因此，推动对外贸易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实现成功转变，需要在宏观层面上给予相应的制度支持，提升对外贸易的发展环境，在中微观层面上培育对外贸易发展的新优势、优化外贸经营主体结构及奠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基础。

　　( 一) 大量高质量创新型、技能型人才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来源于持续性创新和产品品质提升的竞争新优势，劳动者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主要作用也由提供廉价劳动向提供知识、技能转变，因此，创新型、技能型人才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创新人才既包括科技创新人才也包括人文社科领域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的技术研发，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一方面可以加快推动产品更新换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产品能耗，减少对外贸易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抢占全球技术创新制高点，突破部分国家的技术封锁，降低我国制造业所需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以技术优势取代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经济管理人才的创新行为有利于引导先进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加快提升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优化对外贸易体制、运作模式，促进对外贸易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有别于创新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则在于推进产品生产工艺创新，提升产品品质、性能，提高产品的精细化、高端化、差异化程度，通过构筑品质层面上的比较优势( 任志成等， 2017) [6]，实现中国传统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由低成本向高品质的跃升，占领国际高端消费市场，扩大中国中高端产品的出口比重。

　　( 二) 高质量发展的外贸产业

　　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之间是“原像”与“镜像” 的关系( 赵若锦，2018) [7]，国内产业发展状况是对外贸易表现的基础和根本决定因素，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内产业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多样性决定了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多角度性，以便保障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实现。

　　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使制造业向产品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增强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促使出口产品品质及品牌化、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实质性提高在产品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有效突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层面上的低成本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层面上的高技术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双重挤压。另一方面，要实现外贸产业区域布局优化，保障各区域共享对外贸易发展利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众多研究表明，对外贸易是导致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宋红军，2011 [8]; 梁柱、陈继勇，2014 [9])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外贸产业区域分布的高度集中性不仅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直接从对外贸易中获取的利益相对较少，而且导致各种资源大量由中西部向东部跨地区流动，严重削弱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因此，大力推动外贸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打造一批内陆对外开放高地，支撑中西部省份对外贸易提速换挡，是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产业发展绿色化、结构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原因在于国内产业发展要素投入和生产方式是出口产品碳含量高低的根本决定因素，绿色贸易的发展只能依靠我国外贸产业的绿色化来实现和推动，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外贸产业绿色低碳的发展能力，奠定对外贸易绿色化发展的产业基础。另外，基于产业发展决定对外贸易表现的同样原因，改变中国货物与服务出口不协调问题需要促进国内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从而既实现服务出口能力的提高又能以服务出口带动货物出口，培育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

　　( 三) 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就表明开放是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要加快调整中国开放型经济在区域上集中于东南沿海、以制造业开放为主及追求商品、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发展状况，实现对外开放水平层面上广度的扩大和垂直层面上深度的提升，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制度保障。水平层面上国内区域、产业、市场等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由重视出口、FDI 引进向强调进出口协调、努力推进 OFDI 发展的转变，有利于实现对外贸易在区域、产业层面上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进口激发国内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发展潜力、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作用，使对外贸易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境外高级要素，助推中国外贸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盛斌、黎峰，2017) [10]。对外开放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深化发展，能够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为对外贸易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吸引更多高质量 FDI 的流入，使对外贸易能够更好地利用全球优势生产要素提升发展水平。

　　( 四) 较高的对外贸易数字化水平

　　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经济活动的运作方式，在其影响和推动之下，全球贸易呈现出强劲的数字化发展特征( 肖宇、夏杰长，2021) [11]。相较于传统国际贸易发展方式，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数字贸易使商品信息发布与展示、客户寻找、营销渠道建立、商务谈判等众多国际贸易业务环节转移到线上完成，在扩大国际商务信息传播区域和获取量的同时大幅度降低了企业获取信息的难度，使企业能够更加快速准确地获取所需的国际市场信息，更加有利于国际市场上供需匹配的实现和国际营销渠道长度的缩短，显著降低了国际贸易的“门槛成本”，大幅度提升了交易效率，为中小企业和落后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规避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下的沉没成本约束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改变了国际贸易传统的商品交付方式，使部分商品尤其是服务摆脱了对传统依附载体的依赖，通过数据传输即可完成跨国交付，极大提升了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和贸易效率，成为推动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2019 全球贸易报告》将数字技术视为影响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四大趋势因素之一，并预测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用数字技术，将使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提升约 15% 。由此可见，大力提升对外贸易发展的数字化水平，不仅能够培育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稳定和扩大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更有助于扩大我国对外贸易的企业主体，促进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更多企业、地区能充分共享对外贸易的机会和利益，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对外贸易区域、商品形态等进一步协调发展。

　　( 五) 开放合作的国际经贸关系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促使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逆全球化事件不断出现，严重破坏了全球贸易发展所需的各国开放合作的前提基础，既拖延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恶化了中国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境。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以政治力量干扰各国企业全球产业链合作的正常运转，一方面，从产业链高端对中国实行技术遏制，通过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发展、高校科研以及限制人员交流等方式，试图抑制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又以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问题为由鼓励制造业回归本国，致使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科技脱钩、产业链脱钩的双重挑战。

　　其次，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将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逐步扩大中高端消费品、服务等的进口，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高端化、个性化消费需求，让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消费能力提升所释放的巨大市场需求，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但是贸易保护和霸凌导致的贸易摩擦激化升级严重干扰了国家间正常的贸易交往，既阻碍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丰富其他国家居民的消费选择、降低其生活成本，也制约了中国利用进口贸易更好地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降低了各国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利润。

　　因此，各国之间只有开放合作，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赢发展，维护和巩固国家间良好的经贸关系，保障各国产品全球价值链上的合作和经贸往来正常运行，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在为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创造有利国际市场环境的同时，共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

　　三、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措施

　　( 一) 坚持培养与全球引进相结合的原则，大幅度扩充国内创新型、技能型人才规模，奠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础

　　一方面，以打造国际人才高地为抓手，大力吸引全球范围内高层次创新人才向我国积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线城市要明确树立全球揽才的引人用人观念。实施海外高端人才出入境特殊政策措施，降低其跨境流动的制度约束，简化入职手续办理流程，提供完善的生活工作条件，支付与其智力贡献相符的薪酬待遇，创设长期任职、项目聘用等多样化的工作模式，全方位提升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及人才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推动研究型、研究教学型高校强化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研究型、研究教学型高校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贡献不仅来源于自身科研创新成果的数量，更在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所以这两类高校的人才培养不能仅追求已有知识的传授，更应加强对人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出大量高质量的创新人才，实质性扩大我国创新人才的规模，提升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为此，对这两类高校教学、学科等的评估指标要强调对其所培养人才创新能力的评价，建立学生创新成果是科研经费划拨数量重要影响因素的机制，设立各级各类创新大赛，引导这两类高校树立坚定的创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深化教学模式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创新教育制度体系。

　　再次，完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发展体系。进一步加强对职业类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考核，促使其认真构建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师资队伍、教材教法及实践实训体系等，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真正起到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作用。依据行业特点、地区实际情况，借鉴制造业强国技能型人才培养经验，大力推行学徒制、企业职业教育等社会化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创设多样化的职业技能培训，为技能型人才建立职业技能持续提升渠道。深化技能型人才薪酬待遇、任职资格评审等改革，提升技能型人才收入待遇、职业荣誉感，引领其专心专注于技能提升。

　　( 二) 全面构建支撑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

　　首先，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提升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一方面，建立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的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对产业链各环节核心企业进行充分调研，明确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形成各级科研基金的项目指南，为高校、科研机构等指明科研攻关的目标和方向。同时，设立科研创新技术转化平台，加强研企科研创新合作，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提高科研机构的科研收益，增强科研创新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研发创新支持政策制度。为鼓励和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研发税收优惠、研发费用补助等，应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成效进行充分评估，修改完善不足之处，有效避免企业虚套创新资助的发生，切实提高各项研发支持政策推动企业持续创新的效果。

　　其次，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模式。完善污染防治法规，加强企业生产体系环保监管与执法力度，将企业生产活动外部不经济的成本完全内部化，倒逼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改进生产工艺与流程，减少石化能源投入，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三废”排放量，做到产前、产中、产后全面实行清洁生产。加大补贴与奖励力度，对通过 ISO14000 标准认证的企业及获取绿色产品标志的企业给予相应的补贴与奖励，激励企业建立环境管理自我约束机制，生产经营绿色产品，树立绿色营销理念。

　　再次，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夯实服务贸易增量提质的产业基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既需要实现规模扩大，在量上与货物贸易发展相协调，也需要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培育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出口增长点。因此，要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增加服务业资源投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服务业规模扩大和竞争力提升。加快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推动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提升新兴服务业出口能力。

　　最后，优化外贸产业区域布局。各区域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异性决定了应有不同的重点发展产业，要运用产业政策加强引导，避免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盲目追求高度化、投资方向趋同化等现象发生。积极促进东部地区利用多年发展所积累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大力发展技术、知识、数据密集型产业，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西部地区则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发挥各类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大力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对生产成本要求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经营方式创新和产品品质升级，增强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降低劳动力跨区域外流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 三) 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努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相对落后的状况，形成区域协调开放格局。中欧班列开通、 “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制约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交通、地理区位劣势，使内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为中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机遇。在持续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中欧班列、“一带一路”对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带动效应。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贸易便利化改革，畅通与中欧班列连接的物流运输，大幅度降低企业贸易成本，不断扩大中欧班列运输的产品范围。积极搭建平台，广泛促进中西部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洽谈，支持中西部地区企业积极投资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双方的经贸投资合作。

　　其次，大力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与制造业对外开放相协调的格局。一方面要持续扩大服务特别是中高端生产性服务的进口规模，满足国内人民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进入条件，深化外资服务业企业监管制度改革，优化政府行政服务体系，吸引全球服务业 FDI 向中国汇聚，加强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要素支撑。

　　再次，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实现对外开放更深层次的发展。充分发挥新形势下自贸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先行者和“试验场”的作用，优化自贸区区域布局，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使其能够真正达到“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同时，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深化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改革，实现与国际通行经济规则的融通、协调，夯实中国开放型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制度基础。

　　( 四) 多措并举加快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数字化发展水平

　　不同于传统贸易方式，数字贸易是一种“环境型”贸易方式，其发展状况依赖于是否具备优良的软硬件条件。因此，为促进我国数字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应持续推进国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西部地区网络宽带普及度，加大宽带提速降费幅度，降低企业网络宽带使用成本，形成覆盖广、速度快、稳定性高、费用低的信息通讯网络。积极加强信息通讯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快推进跨境光缆建设，畅通数据信息跨国传递通道，夯实数字贸易发展所需的国内外信息基础设施。同时，依据数字贸易运作的特点，创新监管模式、简化进出口申报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完善跨境支付、结算服务体系，便利企业数字贸易业务资金的收付，为数字贸易提供良好的发展软环境。

　　其次，积极引导企业数字贸易业务转型升级。当前，国内大多数企业对数字贸易的认识还主要局限在货物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层面上，致使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跨境电商业务的开展，即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完成实物商品的跨国交易。应通过典型案例宣传、专题讲座与培训等形式让外向型企业充分认识数字贸易的丰富内涵、形式及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产品、数字服务等跨国交易活动，实现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由货物贸易方式数字化向贸易对象数字化转型升级。

　　再次，大力促进产品数字化及在线服务的发展，丰富数字贸易的交易内容。通过加大对数字化商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税收优惠及融资帮扶等措施，切实保护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缓解其发展面临的资金约束，全力支持图书、音像等产品数字化及教育、医疗、旅游等在线服务的发展，培育中国数字贸易高水平发展的产业基础。

　　( 五) 坚定不移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为遏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严重不利冲击，引领全球经济向开放、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畅通全球贸易发展渠道，拉动全球经济实现恢复发展，中国要继续坚持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给予严厉声讨，揭露其利己贸易政策措施的不合理性及对全球经济贸易发展造成的严重不利影响，敦促其尽快纠正错误的贸易行径。

　　其次，中国要充分利用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力推动全球贸易旧规则的改革及新规则的制定，特别是要积极参与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全球贸易发展新引擎、新领域方面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和制定，由全球贸易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努力为各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公平、互利、包容、开放的外部环境。

　　再次，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进博会等中国倡议或首创的国际合作发展平台的积极作用，彰显开放合作才是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式。为巩固“一带一路”取得的巨大成果，进一步深化沿线各国经济合作，要在继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传统产业领域及经贸合作的同时，加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协调和标准、规则对接，有效解决“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阻碍因素，释放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潜力，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融合、大联动，共享经济合作成果，使“一带一路”成为国际范围内通过开放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成功典范，增进各国对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认同和共识。另一方面，借助于进博会扩大进口、创造进口的作用，推动中国进口规模扩大及结构优化，为世界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国内大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创造更好的条件，表明中国坚持扩大开放、追求共同发展，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的决心。利用进博会，扩大科技、品质型生活消费品进口规模，更好地满足国内人民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扩大中高技术中间产品、生产性服务等的进口，增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以进口贸易对中国居民福利改善、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有利驳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荒谬行为，维护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向世界各国证实以开放促发展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