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主体响应视角的碳标签实践机遇与挑战

　　摘要: 碳标签作为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一种量化手段，可引导低碳生产与消费，对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从碳标签利益关联主体响应的角度出发，基于文献分析，分别从消费者购买及支付意愿、企业减排意愿和政策机制引导 3 方面对碳标签实践的机遇与挑战进行综述，以期为推动行业碳达峰、优化绿色服务供给、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 国内尚未实施碳标签体系，仅在电器电子行业进行了试点; 碳标签的大众认知较低，但有较强的购买与支付意愿; 碳标签对企业可能产生边际成本，政策的引导也是驱动企业实施碳标签的源动力; 碳标签的透明性不够，标签的对比性有限，需要对其蕴含的方法学进行优化.通过上述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拟促进碳标签的推广与普及，助力绿色发展.

　　关键词: 碳标签; 利益主体; 消费者; 企业; 政府

　　赵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11-15

　　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对环境产生了潜在威胁[1].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供给的制约，使我国能源 结 构 呈 现 高 碳 特 征，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2].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国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2021 年 3 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促进生产生活绿色转型.”碳中和愿景全面彰显了我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决心和信心，这不仅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对社会低碳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6 年，英国推出蕴含低碳发展理念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碳标签，旨在引导绿色消费[3]，即通过测算产品或服务在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标识形式呈现.碳标签也是一张可视化的绿色通行证，可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帮助企业识别碳排放强度较高环节，挖掘节能减排潜力，引导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提升企业社会责任[4]. 2007 年，英国率先开展了“碳减排标志计划”，成为开展低碳产品认证的先驱，其根本目的是减小碳排放对英国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影响[5].截至 2017 年，英国加贴碳标签的产品已超过 2 500 种，涉及食品、服装和日用品等方面[6].随后，发达国家( 如美国、法国、瑞士、日本和加拿大) 也相继采取该政策，以揭示产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3]，如欧盟的二氧化碳之星( CO2 star) 、法国的碳指数标签 ( group casino indice carbon) 等[7].目前，碳标签已应用在全球 43 个国家或地区，分为数值型和减排承诺型 2 类，一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自愿参与、第三方认证的形式开展[8].

　　碳标签制度在发达国家的相继实施，可能导致其成为全球性的产品标识，进而成为进出口贸易中的一种新型壁垒[9].为积极应对该挑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于 2008 年首次将 PAS 2050 的碳足迹评价法引入 中 国，并 在 水 泥 和 PVC 制 造 业 进 行 试点[10]; 2013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对低碳产品认证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并建立统一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11]; 2018 年，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及国家低碳认证技术委员会确定了电器电子行业的碳标签试点[12]; 2019 年，中国首张“产品碳标签评价证书”和“产品碳足迹证书”发布.尽管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与措施，但国内终端消费品仍未引入碳标签，可能的原因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趋利心态多于对环保观念的认知[13].相关研究表明，碳标签的实施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有足够的理性，并愿意为碳减排支付一定的溢价[14]，这也反映出在碳标签市场化进程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远未达到一致.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从利益关联主体的角度出发，综述碳标签的相关研究，分析碳标签的发展现状，明确其机遇与挑战，以期为推动行业碳达峰、优化绿色服务供给、助力绿色生活方式形成提供借鉴.通过启动碳标签认证体系的建设，完善绿色供应链，对高效引导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快速适应国际市场新的门槛要求，有效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复杂形势下的低碳竞争，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1 碳标签利益关联主体响应

　　自 2007 年提出碳标签概念以来，相关研究稳步增加，至 2019 年 共 计 发 表 175 篇 相 关 英 文 论文[8].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碳标签利益关联主体的策略响应，如消费者的购买与支付意愿、企业战略、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等，以期为碳标签的市场化提供对策建议.

　　1.1 消费者购买及支付意愿 碳标签可赋予公众更多的绿色知情权，促使其认知自身消费行为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15].在绿色消费的市场模式下，个体因素与外部刺激的共同作用可能使消费者偏向于环保产品[16].了解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偏好，对于制定应对环境污染或全球气候变化等复杂问题的环境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就个体因素而言，年龄、收入、性别、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特征，对消费者的购买和支付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17-18].例如，Shuai 等[19]、Zhao 等[20]分别通过问卷调查和系统动力学仿真，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人群，对碳标签产品的购买意愿越强; Zhao 等[21]和 Peschel 等[22]也发现类似的结果，即消费者知识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亲环境的行为，对低碳产品有更强的偏好; Mostafa [23]使用参数和非参数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埃及消费者对碳标签产品的支付意愿，发现消费者的年龄与其支付意愿呈现负相关; Li 等[2]以江苏某城市居民购买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为研究目标，发现随消费者年龄增长，支付意愿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但 Chen 等[24]的研究却发现年龄较大的消费者支付意愿更高.Brunner 等[15]通过消费实验发现性别并未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Liang 等[25] 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男性，女性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碳标签产品.

　　消费者也会关注产品属性信息，如标签信息、品牌、口碑、价格、包装等，进而影响其购买和支付意愿.Vanclay 等[26]的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往往对新生事物产生好奇心，致使碳标签信息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Babakhani 等[27] 和 Filimonau 等[28]以餐饮服务为例，分别通过行为观察和眼球追踪技术，证实了碳标签可以有效刺激绿色环保食品的消费.但 Hartikainen 等[29]的研究却发现碳标签不是引起购买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只有当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得到基本满足时，消费者才会考虑标识的基本信息; Lampert 等[30]也发现类似的结果，研究显示消费者虽然对有机食品的碳足迹信息有所关注，但更加关注其产地和价格.

　　Roos 等[31]直接指出消费者可能因产品溢价而对碳 标 签 购 买 意 愿 下 降; Michaud 等[32] 和 Tan 等[33]的研究表明，如果能将溢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消费者对碳标签产品表现出积极的偏好; 在此基础上，大量学者针对溢价程度展开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溢价承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Feucht 等[34]结合选择实验、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探讨了 6 个欧洲国家消费者对碳标签产品的支付意愿，发现消费者可接受最高 20%的溢价上限.但 Zhao 等[35]以碳标签牛奶为目标产品，发现中国消费者可接受最高 3.2%的溢价; Xu 等[36]进一步采用条件估值法探讨了中国消费者对碳标签贴附的电子产品支付意愿，指出受访者可承受7.85%的溢价上限; 尽管质量和价格等传统因素仍然主导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但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消费者更多关注环境标识信息，并将其作为产品选购的一项重要标准.Hanss 等[37]的研究显示，消费者对环境产品标识的认知与其对标签的熟悉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但既有研究认为碳标签尚没有向消费者传递有效信息以引导其开展绿色消费[38].在 Gadema 等[39]的调查中，多达 89%的消费者对碳标签感到困惑; 这也反映出碳标签产品的下游消费渠道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有必要对碳标签本身进行改进，提升其透明性; 另一方面还需要推进环保教育，加速生活绿色转型[40].

　　1.2 企业减排意愿 碳标签是企业或组织的自愿行为，为企业提供了对其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的机会，旨在鼓励生产者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引导可持续消费行为[41].相关研究探讨了碳标签的基准设计，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挑战.例如 Wu 等[42-43]对建筑业中碳标签的设计基准进行了定义，使客户可以比较不同建筑产品的性能，并为提升碳标签信息透明度提出了 5 项关键战略; Wang 等[44]构建了纺织品碳足迹评估方法、框架和标准，为中国纺织品碳标签设计提供了一个基准数据库; 随后，Wu 等[45]建立了化工产品的碳标签概念模型; Tsai 等[46]以台湾高铁为例，建立了碳标签驱动的绿色服务体系.

　　在实施碳标签初期，部分企业产品可能面临排放数值相对较高的问题，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消费者出于低碳选择，会降低对进口商品的购买意愿.例如，Edwards-Jones 等[47]探究了碳标签对出口国家的潜在影响，发现出口产品因地理距离所产生的运输碳排放，可能使消费者转向本国碳足迹较低的替代品; 同时，碳标签可能会暂时加重不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的负担，引发企业对外贸易产生“阵痛”.Brenton 等[48]研究发现，低收入国家出口通常由相对较小的公司或农场来完成，产品品质相对低下，参与碳标签计划难以保证其收益.Plassmann [9]的研究也发现，由于供应链的国际性，测算和验证碳足迹的相关成本可能给小规模企业带来沉重的边际成本，引起绿色贸易壁垒.Shi [49]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碳标签也可能给中小企业产生经济负担，如东南亚地区广泛依赖中小型企业出口，而产品制造加工等往往基于碳排放相对较高的能源结构.

　　此外，由于标识产品潜在的市场风险，企业大多不愿意尝试碳标签[50]，学者强调要权衡供应链中碳标签产品认证成本与潜在利益间的关系[51].相关研究从博弈的角度探讨了企业与市场中其他利益主体之间( 如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 的相互作用关系.Liu 等[52]利用两阶段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考察了消费者低碳意识对制造商和零售商等供应链上关键利益主体的影响，结果发现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会给整个供应链提供增值机会，使各利益主体受益; Du 等[53]和 Cheng 等[4]也基于相似的 Stackelberg 模型，前者引入公众低碳消费偏好，研究制造企业的减排和定价策略; 后者则主要研究碳标签的实施对生产和定价的影响，两者均反映出碳标签可显著降低供应链的整体碳排放，但易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产生短期负面影响.

　　博弈均衡状态往往受突变因素的影响易发生转化[54].Tian 等[55]以碳足迹作为生产信号，建立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发现二者只有在政府的市场政策激励下，才可能产生稳定均衡.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融合博弈和系统动力学探索碳标签产品最优的市场战略.系统动力学基于动态结构与反馈机制的特征，可更好理解博弈的复杂和动态过程[56].Zhao 等[54]运用演化博弈论结合系统动力学，对碳标签产品市场中企业与企业的策略交互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补贴和税惠的协同激励相较于单一的激励措施更有助于推动企业实施碳标签计划; Zhao 等[57]进一步对碳标签产品市场中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交互进行了模拟，反映出激励措施对市场稳定有积极作用.

　　综上，碳标签在实施中，企业可能会对消费者的下游需求和政策的上游激励产生不同程度的回应，而下游消费者需求和上游政策引导可能是导致企业是否自愿实施碳标签的关键，对其融入生产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1.3 政策机制引导 上文中提到消费者可能会关注碳标签信息，但要使其成为消费者购买和支付意愿的决定因素，推动绿色生产生活转型，政策引导是重要的驱动力[28].Spaargaren 等[58]基于社会学实践理论框架，通过研究消费者对碳标签的反应，指出仅靠标签本身难以发挥减排的真正效用，还必须配合有力的干预措施.政府是引导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利益主体，可通过设计合理的政策措施，推动能源结构调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研究认为政府直接补贴、税收优惠、行政处罚等政策措施可引导企 业 实 践 碳 标 签，促 进 碳 减 排[59]. 例 如，Tian 等[56]的研究结果显示对制造商补贴所产生的减排收益 远 远 大 于 对 消 费 者 补 贴; Cohen 等[60] 基 于 Stackelberg 博弈也发现补贴机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实践减排的积极性; Cardenas 等[61] 的研究则表明，碳税和碳补贴均有助于促进清洁技术研发，减少碳排放; Chen 等[62]进一步发现碳税比补贴更利于推动低碳生产和制造.相关研究表明，持续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引起政府财税负担，适度的行政处罚可引导制造商改变其生产模式，转向清洁生产[63]. Zhao 等[64]基于系统动力学模拟了企业对碳标签政策实施的反馈，即在政府补贴和行政处罚的联合干预下，出于经济底线的考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较低成本实现低碳技术改造.

　　此外，鉴于公众对碳标签的认知普遍较低，碳标签与消费者经济利益也往往没有直接关联[65]，政府可通过环境教育引导绿色消费，为碳标签的市场推广奠定基础[66].例如，Hu 等[67]以台湾地区碳标签为例，提出广泛传播低碳知识，提高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的认知是促进低碳消费行为的基石.从长期实践的角度出发，需考虑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政策机制设计，方能有效促进生产和生活绿色转型.

　　2 讨论

　　既有研究反映出公众对碳标签体系的认知普遍偏低，特别是因现有标签上碳足迹信息缺失或缺乏统一的计量口径，消费者难以对自身直接和间接产生的碳排放进行准确估计，极大降低了消费者实践的积极性[68].大多数碳标签是以碳足迹形式呈现的，因此碳标签也被称为碳足迹标签[3].生命周期评估( LCA) 是支撑碳足迹标签的基础，可对产品或服务“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即从原材料开采到废物处置所涉及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以寻求产品环境性能改善的机会[69].

　　碳标签的应用和推广需要进行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70]，尽管方法已逐步成熟，但特定产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核算边界仍难以界定.已有研究表明，不同产地作物的碳足迹不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同一产品的碳标签数值不一致，降低了碳标签的公信力[71].其次，因消费者对零售渠道和运输方式的偏好不同，同一产品在不同渠道销售时，其产生的碳足迹也不同[72].此外，生命周期评估还要遵循单位量纲，这也限制了不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可比性[43].为提高各种标签方案的可比性，建议将碳足迹测算结果进一步标准化，以确保同类产品或服务之间的公平比较[73].同时，产品包装上还存有其它标签，以食品为例，如食品里程、有机食品、公平贸易、碳足迹等信息[74-75].各类标签不仅增加了包装设计的复杂性，也带来了信息冲击，导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更加困惑.

　　鉴于此，Zhao 等[73]提出一种无量纲指标“碳排放强度比率”，引导产品碳标识的基准设计.Osman 等[76] 建议采用红绿灯颜色来表示产品碳足 迹; Zhou 等[77]建议将碳标签贴附在包装右侧; Carrero 等 [14]提出一种可持续标签分类法，以区分基于价值的标签( 如有机或公平贸易标签) 和警告标签 ( 如碳标签) .但通过标签的自身改进设计能否有效增进信息传递和消费沟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 结语与建议

　　本文通过碳标签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阐述了碳标签利益关联主体的策略响应，明确了现行碳标签制度的机遇与挑战，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何积极应对碳标签可能带来的绿色壁垒，响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理念，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以碳标签为量化载体，促进全民广泛融入自愿减排实践，营造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具体而言: 一是以公共机构作为碳标签实践的沃土，充分发挥先行示范的优势，以政风带民风，在全社会推动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面向不同公共机构类型，通过调查公共机构用能面积、人员组成、资源能源利用状态等属性，逐步探索建立公共机构碳标签认证的关键指标体系，确定碳足迹核算结果等级划分的基础方法; 以“零碳”机关建设为目标，设计公共机构碳标签认证基准线.二是基于区域异质性特点，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公众个体差异 ( 如年龄、学历、收入) ，选择典型区域以及合适的效用产品( 如食品、玩具、家电等终端消费产品) ，以社区为生态细胞，进行碳标签消费试点，积累经验，为国内其它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2) 注重不同标识的融合与设计，植入国内文化元素，增强绿色低碳意识.

　　具体而言: 一是鉴于公众对碳标签的认知普遍偏低，基于 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 与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结合，建设基于 Visual Reality ( VR) 的低碳应用场景，将 VR 场景( 垃圾分类、交通出行、购物选择) 与脑电波、眼动脉搏监测等设备构成 VR 环境感知系统，记录人体感知状况，考察公众对低碳消费的行为体验，加强公众对碳标产品的认知，提升公众参与感与获得感，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78].二是打造工业园区、旅游景区、会议赛事等碳中和场景，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拓展低碳消费场景，利用旅游 App 向游客实时推送低碳旅游信息，通过旅游观光巴士联系各大知名景点及网红打卡地，营造低碳旅游氛围，引发游客兴趣[79].三是鉴于碳标签认证蕴含的基础方法学因测算量纲和边界不一、尚需优化等问题，考虑与高校、认证机构深度合作，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数据分析，识别与界定低碳行为，科学评价减排贡献，制定合适的、可推广、复制性强的碳足迹核算方法准则，实现碳标签的本地化设计与国际认证融合，旨在突破碳标签信息沟通不够、对比不强的瓶颈.此外，可在全社会广泛征集碳标签 Logo 的设计思路，并在学校、场馆等公共机构承办碳标签设计及发布会等活动，在社会中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使低碳理念深入人心，为碳标签的全国推广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3) 以碳标签作为生态价值转化的可视化载体，把握绿色价值机遇，刺激消费和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型动能.

　　具体而言: 一是以支持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作为碳标签实践的突破口与试验田，通过建设集成积分累计、积分兑换、优惠赠券的一体化 App 共享平台，持续拓展低碳消费场景，享受购买特色品牌农产品的优惠，逐步形成政策鼓励、商业激励以及减排核证结合的多向引导机制，推动节能减排与精准扶贫融合的红利.二是继续完善碳标识类低碳认证的激励机制，对自主、自愿参与认证体系的企业或平台给予一定的补贴、税收优惠和审批支持，鼓励企业将碳标识认证的产品投入智慧城市建设、居民日常生活，以及产品出口，实现商业与公众低碳行为的双赢，也促使更多的个人、组织关注低碳发展.三是以碳标签助力城市生态价值的转化，定量评估城市碳源与碳汇的平衡反馈关系，系统谋划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深挖碳标签驱动的绿色溢价潜力; 加速碳标签产品和服务认证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第三方监督机制，提升碳标签的透明度和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