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主体转换与哲学革命

　　摘要以马克思为界，哲学实现了主体革命。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全部西方哲学都以人为研究对象，但马克思之前的人是抽象精神，或是康德的理性，或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的上帝，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都以抽象的观念规训世界，规训人。马克思之前的人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是人的神性。与此相反，在马克思实现向唯物史观转换之后，“现实的人”成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或者说，马克思唯物史观正是奠基于“现实的人”基础之上。主体的转换带来了马克思真理观的转变，此后，真理不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现实的人”之生存。马克思之后，全部哲学的研究不再主要研究人的神性，而是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悬搁———直面事实启发下，从现实的人的生存中发掘人，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成为这一转换的标志性命题。

　　本文源自王清涛， 求索 发表时间：2021-07-17

　　关键词认识论断裂;西方哲学的断裂;主体革命

　　人始终是哲学研究的主题，然而马克思之前，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仅只研究抽象的精神，真正的人始终未能进入哲学视野。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取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实现了哲学主体的革命。马克思哲学主体革命带来了整个西方哲学主体的革命，以马克思为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哲学不再以抽象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取而代之的是有生命的个人，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成为这一转换的标志性命题。套用这一命题，尼采哲学是“此在的强力意志分析”，弗洛伊德哲学是“此在的精神分析”，后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则是“此在的生活世界分析”。哲学从对“此在”的分析出发，悬搁了托马斯·阿奎那的人性维度，悬搁了先验主体，虽仍然是沿着人的解放之路狂奔，但所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人的本质①。哲学主体从神圣维度中解放出来，人的生存世界也从天国返回到人间，当人和世界不再为抽象的观念所规训，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生存自身所决定，现实的人的存在本身才是真理，真理观革命将人从形而上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为真正的人类历史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人类的史前时期就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而告终，“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的人类历史，不但是指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而且是指人不再由抽象的观念所规定，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决定自身。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人的不再是抽象观念，而是资本的力量，对物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已经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资本逻辑取代了抽象观念成为人和世界的决定力量。从这种非人性的力量对人的劫持中解放出来，就是让人自己规定自己，这就是主体的转换和人的解放，主体的转换自身就是真理观革命。

　　一、前马克思的西方哲学之主体是精神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以人为对象。然而，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马克思之前的人都是抽象的人。苏格拉底在为挣脱自然哲学，确立精神哲学地位的哲学革命中居功至伟，他将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的哲学命题。哲学的功课就是要把握世界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属于世界，此即所谓的宇宙论哲学———这个规定性就是形而上学。由于世界的规定存在于自然之中，只有去拷问自然，才能把握这个世界的规定。自然的规定性不但主宰自然，而且主宰人世。但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他的意思是说反求诸己就可以认识世界的规定性。在自然哲学那里，任何一种规定性都属自然本身所有，但苏格拉底却说人的认知能力中存在着这样的认知结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规定性都仅仅是因为人的智力具有提供这种规定性的可能，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赋予了世界这种规定性。“允诺”是海德格尔的概念，即允许和承诺的意思，“允诺”这个概念可以很好地诠释苏格拉底的人与自然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是人的大脑“允诺”这个世界的规定性，不是世界天然具有这种规定性，这个规定性来自人的大脑，它不是对象世界自身所具有的，对象世界自身不存在这个规定性。人的大脑自身“允诺”了这个世界的规定性，就是人的大脑允许这种规定性的出现。 对此，赵敦华先生说，苏格拉底“要求首先研究人自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他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着一些与世界本原相符合的原则，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必须求助于灵魂内的原则去发现事物的真理。他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首先确定一个我认为是最健全的原则，然后设定：凡是看起来符合这个原则的东西，不管是在原因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相符合，都是真的;凡是与之不相符合的东西，就不是真的。’”②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即美德”，他的意思是：世界的秩序本于人的精神法则，人的精神的秩序与世界的秩序相同一，世界的秩序即知识，知识是人的心智的秩序的体现，是美德的“定在”，所以“知识即美德”。苏格拉底还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要做“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这跟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你自己精神的结构就是世界的秩序，所以认识世界在于开启心智。由此可见，苏格拉底所谓的“认识你自己”，并非认识现实中生存的自己，而是精神自我。苏格拉底将自己引向了精神自我，这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一研究趋向被秉持2000年之久，直至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才从抽象精神转变为现实中的人。

　　笛卡尔为主体理性主义哲学奠基，其“我思”主体更是一个纯粹的精神主体。笛卡尔之后，康德所提出的理性主体当然也是纯粹的精神主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考察的人的认识能力是纯粹理性的能力，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直接断言人是“理性存在者”，就是说人是理性所规定的存在者，人不同于人之外的任何一个存在者，人是由理性规定的，人就是理性的定在，因而人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者服从自己特有的，亦即由他自己的理性所立的纯粹实践法则，因而人格作为属于感官世界的，就其同时属于理知世界而言，服从于他自己的人格性”①。对于“理性”是什么，康德已经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予以揭示，康德的理性其实就是逻各斯，就是上帝，就是道。康德对自由的承诺根植于人的神性。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区分了物本身和经验世界，认为人只能把握经验世界，不能把握物本身，人的认识能力不能够到达物本身。但是因为人是 一个理性存在者，理性规定着人的本性，这个由理性规定着的人就是物本身。物本身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一个东西(亚里士多德的自因)，人(物本身)由理性所规定，理性既是认识主体也是存在本身， 二者是同一的。由于人仅仅受到自己的理性的规定，所以，人是一个自由者，如果人要受到人之外的东西所规定，那么人必然是不自由的，当人仅仅是自身所理解的这个上帝(精神的，就是理性)的规定的时候，他是绝对自由的。康德的自由离开了自然必然性。他有两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自然的因果性。自然因果性是指，在经验世界里面人们打交道的一切物质性对象，总处在物质性对象前后相继的链条中，任何一个对象它前面肯定有原因，所以说任何一个对象所体现出来的都是必然性，也就是说它是不自由的。但是在人这里，他前面没有任何限制去规定他，人离开了经验世界的因果序列，人是自身规定自身，所以说人是一个无条件的存在者，人离开了必然性成为一个自由存在。成为自由存在是人的一个位格，是人的“天位”。位格本是舞台上的面具，在此可以理解为人的 一种生存状态。康德肯定人的“天位”，他把人导向了神圣的位格，为人通往神圣存在开辟了道路， 打开了一扇门，康德哲学中的人是神圣之人，康德说：“道德法则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人虽然够不神圣了，但在他的人格之中的人性对他来说却必须是神圣的。”②在康德看来，上帝是普遍的元始存在者，是实体存在的原因，也是理性存在者的原因，“一旦人们假定上帝作为普遍的元始存在者也是实体实存的原因(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可以放弃的命题，除非把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的上帝概念，连同在神学中一切东西都依赖的上帝之充足性一起放弃掉)，人们就必须也承认，人的行动在完全不受它们控制的东西中，亦即在一个与人不同的、人的存在及其因果性的全部规定所完全依赖的最高存在者的因果性中，有它们的规定根据”③。足见，康德的人性实乃神性。

　　黑格尔的人也是一个纯粹精神，因而黑格尔哲学又被称为精神哲学。在黑格尔看来，人高于自然界、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思考自己”即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实体，是一个能够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束缚而实行独立自决的自由的精神实体。既然人是一个自由的精神实体， 因此人即精神、精神即人，马克思讲黑格尔的人其实是人的自我意识，“人=自我意识”④。精神哲学的任务就是描述“绝对理念”通过自己的最高产物———人回复到自己、自己认识自己，实现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过程。黑格尔哲学正是对抽象概念的把握，因而黑格尔的人是精神，他在《宗教哲学讲演录》里讲，人就是精神，精神就是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他是思想，是具体的思想，更确切地说，人是精神”⑤。现实中生存的人不在黑格尔的研究范围之内，他的哲学主体是精神，以精神取代人。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从苏格拉底直到黑格尔，中间虽然经过一系列起承转合的环节，但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精神，并以精神取代人。这个精神是一般的精神，这个一般的精神是道，是逻各斯，是上帝，是绝对精神。马克思之前的全部西方哲学视野中的人都是精神，是人的神性。

　　二、“认识论断裂”与哲学主体革命

　　马克思“认识论断裂”———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断裂的论断——— 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阿尔都塞重新阐述马克思的前提，也是他之所以能“保卫马克思”的关键所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认识论断裂”是指，从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起，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从意识形态的前科学状态转变到独创的科学体系中来，尽管晚期阿尔都塞对此有所反省，将 “认识论断裂”解释为马克思哲学发展过程自身的断裂，而不是同外部意识形态的断裂，但根本看来， 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立场上来审视马克思哲学，他离开了哲学的主体，从整体理解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的不是辩证法和异化概念，而是“无主体过程”的哲学范畴，指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复杂统一体，历史发展不是按“人的本质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人道主义方式进行，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无主体过程”。但我们在对阿尔都塞 “认识论断裂”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的“断裂”却恰恰是哲学主体的转换。1845年之后，不是马克思哲学转变为无主体的过程哲学，而是马克思摈弃了既往的神圣主体，以现实的人的生存作为自己哲学的根基，因而现实的人也自然成为马克思哲学的主体与社会历史主体。阿尔都塞事实上抛弃了哲学与社会历史的中项———现实的人这一环节，以社会关系结构取代现实的人，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取消人的主体性。任何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不能离开其主体，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这一主体只能是现实的人。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作了认识论划分，但从马克思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马克思哲学分期的根据却是因为哲学主体由抽象到现实的转向。1845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主体由抽象的人转变为现实的人。早在实现唯物史观转换之前，马克思就经常使用“现实的人”这一唯物史观的枢纽性概念，然而，以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界，“现实的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含义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开始时所使用的“现实的人”这一概念是与旧哲学“抽象的人”相对立的现实的感性的人。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在使用“现实的人”这一概念，他提到“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①。此处的“现实的人”是对德国哲学抽象主体的反动，是现实中生存的人。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同样多次使用 “现实的人”概念，如他曾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因为通过现实的人的创作所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②。在此，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所凸显的是与基督教的神圣的人相对立的人，基督教神圣的人是要建立神圣的天国，其生存也是神圣的生存， 而现实的人不仅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且建构属于人的生存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是指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的活动确证自身的人。真正“现实的人”绝不臣服于生存必然性，绝不是一个必然性主体;真正“现实的人”是自觉的自为存在，他自己设定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确证自己。马克思视野中真正“现实的人”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解放自我的革命性实践不仅确证自身，而且使无产阶级的生存通往另一神圣维度，现实中的人是“现实的人”的一个位格状态，而无产阶级则是“现实的人”的全位格，是无产者的本己的生存，是无产者的“第三位格”。“第三位格”是“去成为”而不是 “被规定”，“去成为”是与永恒的绝对者的共在，与永恒的绝对者的共在开启了无产阶级事业的神圣维度。“去成为”是一种自我解放，而“被规定”则是被奴役。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在革命的实践中确证自身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唯心主义不可能发现“现实的人”，旧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实的人”只是经验的直观的人。旧哲学不可能发现真正“现实的人”，当然与唯物史观无缘。

　　马克思哲学主体的转换与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环节，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及其追随者(鲍威尔等)的“自我意识”，指出“自我意识”是感性存在者的自我意识，而不再是纯粹抽象的自我意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将人定格为工人，工人的本质还只是抽象的预设的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但此时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工人本质在劳动中的异化，更进一步讲，就是工人的本质异化为劳动产品，人的本质第一 次以一种客观的物质性形式存在着，“首先，他将劳动过程本身看作人的内在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其次，从劳动、劳动产品的审视中，人可以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也就是说，无论是劳动活动还是其最终产品，在其本质上应当是劳动的本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现实写照。应该说，沿着劳动和劳动产品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对象化的思路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得出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也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对象化形式，唯物史观呼之欲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思维为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终实现向唯物史观转变准备了条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马克思向唯物史观跃升的最后一级台阶”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最终完成了对 “现实的人”的构筑，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确立了从客观的社会现实中确证人的本质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人首先必须生存，而现实的人的生存的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马克思接着讲，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的人”的内在矛盾，并剖析“现实的人”的内在矛盾运动。马克思哲学从“现实的人”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启程，断言：正是人的生存与实现的需要同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迫使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并推动社会历史的运动，而这一改造世界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本身，正是现实的人的自我确证。由此看来，马克思的主体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真正“现实的人”这一历史主体形成之际， 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也就看到了。

　　三、马克思的主体革命与西方哲学的断裂

　　马克思的主体转换促使了西方哲学的断裂。马克思之前与马克思之后哲学的主体绝不是同一 个主体。马克思之前观念论占统治地位，人是抽象的人，是神圣的人，在马克思之后哲学研究的人则是现实中生存的人，哲学告别了神圣主体，现实中人的生存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最终的价值目标在于所有的人作为“人”获得“根本且彻底的解放，亦即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通过对旧世界的改造和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而成为‘完整的人’”⑤。此后继起的现象学———所谓胡塞尔现象学的悬搁，也正是悬搁了观念论，悬搁了以神性来解释的人性，以抽象代替现实。从此之后，哲学对人的研究不再是从超验的彼岸世界对人的研究，而是直面事实本身，是对此岸的生存中的人的研究， 并在这一研究中开出全新的哲学视界。

　　主体革命带来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动荡，胡塞尔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平静的时代，传统的欧洲现代文明处处危机四伏。表面看来其时的危机属于科学危机，是科学统治地位的动摇，但本质上这场危机却是欧洲文明的危机，是现代性的危机。主体革命带来了新的价值观的兴起，这给一向稳定的欧洲人的价值体系带来了致命一击，现代性一度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彷徨在无家可归的路上。胡塞尔从物理学的客观主义及其演变形式实证主义中发现了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人们重新寻找到一个确定可靠的、普遍永恒的前提，并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打开通向文明的大门。胡塞尔将其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方法的根基。 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独特的范式是先验还原的方法。胡塞尔后期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综合思辨的哲学方法，为哲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方法论视野，现象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人类赢得了新的思想发展空间，能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为人类的思想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法”①。

　　胡塞尔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之一，现象学的奠基人。20世纪初，他发起的这场独具特色的大规模的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终使现象学成为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之后的存在主义、语言哲学等哲学流派均从此得到启发。以人本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出发点都绕不开现实中生存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神圣的人，它们告别了人的神性，而从人性中开启哲学视界，海德格尔是重要推手。对“此在”的分析已经成了海德格尔“烙有他自己名字的‘印记’因而可被直接辨认出来的那些概念”②。海德格尔哲学基于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尼采哲学则是“此在的强力意志分析”，弗洛伊德哲学是“此在的精神分析”，后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则是“此在的生活世界分析”。“此在”就是现实当中生活的人，生活于此的，“在”就是把它自己敞开，“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他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③。在此，海德格尔的主体与康德之主体有惊人的相似，即二者都是为了开出自由而将人(理性、此在)理解为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自因的(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实体时讲实体是自因的)。“此在”的分析就是对自己把自己敞开的这样一个存在的分析。对这一存在的分析，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功绩。海德格尔的分析是此在的生存分析，人所遭遇的一切，包括时间、空间等全部形式都是在此在的生存分析当中开显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都在这一分析当中得到解释。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中，此在“向死而生”，他的生存论哲学以死为终结点来反思人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于是，一切观念都被重构了。在这一重置的哲学语境中，人的生存世界中本来有意义的事情不再有意义，本来无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义，以这种方式的生存是本真的存在，反之就是人的沉沦，即非本真的存在，而海德格尔所期待的是本真的存在。 以死亡作为分析的支点，人生的一切都被重新赋予了意义。与海德格尔相类似，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以及后现代哲学也都是对此在的分析，他们分别从对此在的生存分析中开出了自己的哲学。

　　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是后现代哲学的主题。后现代哲学中的反基础主义、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历史主义、反本体论、视角主义、非中心化等思想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成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批判、超越与解构的根本特征。后现代哲学正是从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分析中确立其哲学立场的，去中心化、多元化以及碎片化，反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向，后现代哲学批判的终极目的就是“返回人的生活世界”。直接看来，现代性是后现代哲学的标靶，仿佛现代哲学是后现代哲学的所指，但根本来讲，马克思主体转换之后，全部哲学，无论是现代哲学还是后现代哲学，其批判与解构的主旨，目标都指向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同时，也根本颠覆了传统哲学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神圣主体的建构。

　　西方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的潮流是马克思开启的，在21世纪来临之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开启了回归生活世界的征程。王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性区别也就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区别，其根本之处在于如何看待人类生活中理论活动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超越理论哲学理路，走向真正的实践哲学，意味着超越体系哲学而走向一种建立在诸主体对话关系基础上的开放的、有限的体系，意味着一种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关系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的批判”①。在明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归人的生存哲学之后，整个中国哲学界有意识地将中国哲学逐渐拖离元理论的研究而转向应用哲学的研究，哲学研究日趋世俗化和向生活世界回归。21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勃兴同样是对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回应。

　　四、主体的转换与真理观革命

　　主体的革命必然带来真理观革命。在马克思完成哲学主体革命之前，观念决定人，因而观念是真理，真理以一种抽象的精神方式存在着，这种观念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与对象相符合。但在马克思完成哲学主体革命之后，主体不再取决于抽象的观念，而是取决于人自身的生存———存在。根本来讲，观念论真理观也是以存在为前提的，我们知道，观念是纯粹精神，而精神之所以是真理植根于精神本身即存在，巴门尼德讲思维即存在，“因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②，精神不但就是存在，而且是比存在者更加真实的存在。然而马克思发现，将抽象的精神确定为真理会导致观念对人的统治，从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是哲学的重要使命，而这一解放，根本来讲是恢复存在(非精神形态的存在，而是意识意谓对象———存在者之存在)的真理地位，然而存在者之存在根本来讲是非存在，因为存在者只是存在着， 而没有存在，存在者之存在是从人之生存中获得的，这是海德格尔真理观的基本主张，然而马克思所强调的存在即真理乃特指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这一真理是决定一切存在(真理)的前提，人的存在是原始真理，就是说，人之存在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要服从人之存在，其存在在人之存在那里被重估，即人与夺其他存在者之真理。马克思首先确立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即人之生存，然后沿着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这一唯物史观线索对人的生存现象进行揭示，并最终完成了对人的生存的组建。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以人的存在为原始真理，然而其分析方向则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以“现实的人”的生存为出发点，而海德格尔则沿着人的情绪揭示人的存在。马克思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现实的真理。

　　马克思实现主体革命后，主体由抽象观念转变为现实的人，观念主体不需要吃、喝、穿、住，而现实主体首先要吃、喝、穿、住，世界就是在人的现实的生存———生产活动中被组建起来的，世界之存在服从于现实的人之生存———存在，于是马克思实现了真理观革命，即现实的人之存在决定世界之存在(真理)，而不是观念决定现实的人之存在，从而使人的解放道路跃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