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期刊征稿哲学是革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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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阿尔都塞既是哲学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思想多变。然則无论怎样变化，总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那就是他总是使自己哲学家的身份服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从早年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提出“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到晚年对“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探索，无不表明他始终是从政治出发来看待哲学，把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

　　关键词：阿尔都塞;哲学观;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

　　阿尔都塞最早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接着是黑格尔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与黑格尔断裂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晚年又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在这多幅面孔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1960年代被认为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作为哲学家的阿尔都塞早年及晚年的思想被遮蔽了，变得晦暗不明。阿尔都塞去世后，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遗稿，遗稿中的阿尔都塞与已知的阿尔都塞差异很大，遗稿的面世，给我们重新认识、理解阿尔都塞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纵观阿尔都塞的一生，虽然思想多变，但总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那就是他总是使自己哲学家的身份服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他的关注点始终是从政治出发来看待哲学，即哲学是革命的武器。

　　一

　　二次大战前，法国哲学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对黑格尔哲学感兴趣，大多数人都认为黑格尔哲学代表了专制主义和野蛮主义，是“理性的暴力”。战后，黑格尔在法国经历了“复兴”，法国哲学界进入“黑格尔时代”，在这种氛围中，重返巴黎高师继续学业的阿尔都塞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写作了高等研究资格论文《论黑格尔哲学中内容的概念》。

　　那时的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写道：“黑格尔是通过把思想反转到其自身的巨大努力而把思想家放在真理性思想中来加以思考的第一人。确切地说，这里的反转就是自身，即自我反思，通过这种自我反思，主体在其思考的客体中获得了其自身。这一做法看似极端，但它却是黑格尔启示录的基点，并因此而把黑格尔的学术努力与他的所有前辈学者们的学术努力永远地区分了开来”。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及继承者，他没有能够超越黑格尔，马克思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异化进行了批判，然后只是预言了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这种异化的终结，这表明他与黑格尔一样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他自己的真理反过来被那些他所谴责的东西捕获了。此外，马克思不如黑格尔的地方还在于黑格尔清楚地看到了另外一个理论质点：一个人如何去思考哲学的本质，即思想的异化而又不成为自己的思维本质的囚徒?而这是马克思所忽视的，黑格尔“说明了当异化在历史中被具体地克服之前，它既不会在一个人物中被排除，也不可能简单地被认为是思想的本质。正是因为时代已经成熟了，正是因为历史已经完成了，同时精神已经作为一种同质的整体性而最终显现了出来，所以，消除异化的思想就成了对异化的清除，对异化的思考就不再是一种异化的思考。”

　　那么为什么在研究论文中对黑格尔的哲学做出如此高评价的阿尔都塞不过数年之后，就开始坚决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断裂”?甚至断言马克思一向对黑格尔不感兴趣，是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只是在为了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时，才向黑格尔求助，深受黑格尔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黎明前最黑暗”的著作。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决裂”是通过重新退回，即退回到黑格尔生活的现实中实现的，马克思研究了黑格尔所研究的法国大革命史，读过黑格尔所读过的书，并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明对象的含义。通过这种“退回”，马克思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他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这双重的发现——一方面在歪曲了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此岸，另一方面在不了解现实的当代意识形态的彼岸，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论述中，不难发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阿尔都塞哲学观的转变，即开始从政治实践观点出发来看待哲学，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以其政治敏锐性认清了黑格尔哲学在法国复兴的实质，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性，开始激烈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断裂”。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保守的哲学中，看到了革命的因素，黑格尔的体系是保守的，但他的推理方法和作为过程的历史概念及其在劳动和辩证法上的投射，可以被培养成一种“批判的革命哲学”，这种哲学不但对封建制度提出疑问，而且对已经在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无声地冲击着德国封建制基础的资产阶级提出了疑问。黑格尔哲学潜在的革命性是不对资产阶级的口味的，相对与黑格尔来说，他们更喜欢康德，因此，黑格尔学派解体后，以恢复康德哲学为旗号的新康德主义受到哲学界的欢迎，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这种哲学上的变化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改变。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新康德主义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应对这一变化，资产阶级发现了黑格尔，黑格尔哲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法国“复活”了，因此，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在法国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决定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日渐深入人心，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全世界数百万共产党员的思想模式，成为了一种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以及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下的殖民地人民中取得胜利的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以其无可辩驳的科学性宣告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攻势，资产阶级已经拿不出什么有力的武器了，他们只能乞灵于黑格尔，因此，“回到黑格尔”问题的实质就是用黑格尔来攻击马克思，它宣称，马克思误读了黑格尔，马克思试图通过建立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来绕开黑格尔，但事实上马克思没有成功，他和黑格尔一样是个唯心主义者。

　　可见黑格尔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如何来攻击马克思的问题，“回到黑格尔”的运动也仅仅是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即将转向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形式下抵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望的企图罢了。这就是阿尔都塞激烈地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彻底“决裂”的原因，这种转变的端倪在阿尔都塞的论文中已经有所表现，他认为，如果说康德的优点在于使意识形态意识到了自身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黑格尔的优点就在于弄清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并赋予了自身以真理，也就是说，它通过完善意识形态而摧毁了意识形态。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并不只是产生了各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它还产生了以工人运动和革命行动为形式的一个现实的世界，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二

　　从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断裂”出发，阿尔都塞批判了由卢卡奇开启的、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他对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口号的出现有一定积极意义，它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某些确实存在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新问题，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分析，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列在一起是不科学的，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是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策，它本身并不是科学理论，因此，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论断。

　　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是在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贯穿于市民资产阶级新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费尔巴哈的一段话表明了这种人道主义的本质，他说：“现在，人重新在对自己精神的宏伟创造观察中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的高尚优雅，意识到自己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生的、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兴趣和研究自然界的兴趣，获得了观察的才能和对现实的正确观点……艺术和科学的精神只是表面上为否定性的宗教精神服务，它从宗教精神中创立了一个相反的原则，即纯粹人性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博爱的、无所不包的、无处不在的、普遍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使否定性的宗教精神遭到贬谪，把它从世界统治的宝座上推下来，把它拘禁在处于历史急流彼岸的那个狭窄领域之内，而自己则成为世界的原则和本质，成为新时代的原则。”阿尔都塞并不反对这种人道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在哲学体系中恢复了人认识的权利和行动的权利，使人成为认识的主体。

　　阿尔都塞反对人道主义主要是反对在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创立后的人道主义。他认为，人道主义强调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模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使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的状态，这样反过来实际上就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统治。

　　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关于“人的哲学”，他用“异化”来解释无产阶级的历史处境，提出“革命就是对异化所固有的逻辑的逻辑：革命就是至今手无寸铁的批判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武器。”从1845年起，马克思彻底清算了自己以前的信仰，从而创立了一门科学——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不是一项次要的细节，它和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浑成一体，“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超出了清算费尔巴哈的范围：它既否定现存社会和现存历史的哲学，同时又否定古典哲学传统并进而否定资产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哲学反人道主义，因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形态、上层建筑等范畴。因此，我们可以就理论的严格意义而言，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并从中找到认识人类世界及其实践变革的绝对可能性条件，要做到这点，必须把关于人的神话打地粉粹。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遭到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猛烈攻击，以及有意无意地歪曲，无非是因为马克思证明了：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想方设法要削弱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革命性，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无害的哲学家，许多共产党人也附和统治阶级的论调，用“人”这一抽象的概念来削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阿尔都塞进而提出“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每个人都本能地有一个世界观，世界观在理论的领域表现为哲学，哲学代表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而且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斗争，哲学是以理论形式进行政治的干预的实践，这种干预一方面在于提出范畴，另一方面在于在理论领域内部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阿尔都塞说：“哲学上用词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马列主义哲学，只有当它既为很‘学究气的’词语(概念、理论、辩证法、异化等)，又为很平常的词语(人、群众、人民、阶级斗争)进行斗争，才能完成他的抽象的、严密的和系统的理论工作。”只要理论领域存在，哲学就存在，哲学斗争最后的争夺是世界观两大倾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对领导权的争夺。

　　在马克思创立历史科学以前，这一领域一直是唯心主义的天下，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统治着。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有史以来使我们能够认识哲学在理论中所表现的各种世界观，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哲学，它提供了改造世界观的手段——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力量平衡就被翻过来了，现在哲学中唯物主义能够统治唯心主义了。他说：“马列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正像马克思说的，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属已或为‘改变世界’即革命的武器。”

　　阿尔都塞认为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十分正确，任何一种哲学，无论哲学家喜欢与否，都是有党性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的党性原则，宣称自己是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它从来不像资产阶级哲学家那样，用“人的哲学”或“人道主义”来掩盖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他说：“列宁曾经写道：‘政治是经济的浓缩表现’。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哲学是政治的浓缩表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洛克指出，阿尔都塞理论体现了政治性原则，他的“反人道主义”应该在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来理解，阿尔都塞是因为他继承和坚持了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而遭到他的一些对手的诽谤。

　　三

　　1980年11月阿尔都塞精神病发作，掐死了妻子，虽然免于刑事诉讼，但从此告别了理论界，很多人认为，阿尔都塞在理论上已经死亡。然而，随着阿尔都塞遗稿的面世，人们发现他的理论思维一直非常活跃，正是在遗稿中，阿尔都塞借助于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及《论李维》的分析，提出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阿尔都塞指出马基雅维利以他的卤莽、孤独，以及对传统哲学家们的蔑视而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唯物主义与以往唯物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阿尔都塞以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偶然相遇唯物主义”的含义。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并不知道起源、第一原理和目的地。他乘着疾驰的火车，坐在座位上，或者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与旅客聊天，他不能预测将要发生什么，碰上意外地、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关于火车的，还是关于旅客和从车窗能看到的，收集无限的教训和观察到的东西。总之，他记录偶然相遇的事情，并不像唯心论哲学家那样，记录产生所有意义的起源、原理或者记录从第一绝对因中引出的结果”。这是在历史上被忽视的一种思想，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开始，马克思是这谱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虚空、偶然、相遇是理解阿尔都塞新思想的关键概念，阿尔都塞认为马基雅维利是谈论种种开始、谈论开始本身的理论家，这种开始必须是以与以往政治意识形态的“断裂”为前提的，这是一种质的中断，是飞跃，是“总问题”的彻底改变。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一切宗教的、道德的或审美的表述，完成了一种与整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他不赞同对古代的普遍意识形态的颂扬，而且激烈谴责了它的官方鼓吹者和僧侣所强加给它的那种不公平待遇，他宣称自己所理解的古代恰恰是被牺牲掉的、被遗忘和被压抑的古代：政治的古代。不是政治哲学理论的古代，而是具体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古代。

　　作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关心的是意大利统一的政治问题，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提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统一的政治难题，他是根据独特的形势提出这个难题的，为了完成国家统一这一特定任务，就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神话，他不是在理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而是在政治实践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有了虚空的存在，就给偶然相遇提供了前提、场所，意大利能否完成统一的任务，取决于偶然相遇的情况。阿尔都塞指出，马基雅维利为了让意大利在绝对君主的领导下完成统一而寄希望于君主来实现的那个国家，是由新兴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迫切需要所造成的一种具有确定历史类型的国家：民族国家。创制民族国家的前提是民族的存在，民族是不能通过政令创制的，它是一种偶然的存在，“民族实现的可能性和限度，都依赖于一整套因素，不仅有经济的，而且有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文化的这些事先存在的因素，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事先构成了一个偶然的空间，而民族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形成”。民族国家是新君主创制的，这位新君主是一个拥有能力的超常个人，他能够从无起步。为了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奠基人必须是独自一人，也就是说，必须是一切：必须无所不能——在形势和真空及其偶然的未来面前无所不能。

　　在新君主奠定新君主国的情况里，幸运和能力的相遇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有着非常独特的政治意义。能否奠定一个新的君主国，一切是以幸运和能力两者的相遇或不相遇、吻合或不吻合为转移，没有相遇，就没有新君主的出现。在幸运和能力相遇的空间里，马基雅维利呼唤着新君主的产生，但这位新君主到底谁?是绝对未知的。马基雅维利闭口不谈，这种沉默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意味着相遇将要发生，但又不在现有的国家和统治者中间;它将在意大利的某处发生，但又不可能是现有的国家，它将是幸运和一个匿名者的个人之间的相遇，充满了偶然性。

　　葛兰西称赞《君主论》是一篇宣言，是对新君主发出呼吁，马基雅维利利用他的文本阐发了一套为拯救意大利而提供君主支配手段的理论。然而，马基雅维利巧妙地进行了空间转移，封闭了一个空间，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并指定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君主而是人民。通过这种方式，马基雅维利宣称了他的党性，断言了他的阶级立场，他是人民的一员。马基雅维利无视他的时代已经确立的真理，捍卫了一个观念：各种情绪的冲突、赤贫和豪富的冲突——简言之，阶级斗争——是国家的巩固和扩张所绝对不可缺少的。

　　“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简单对立。阿尔都塞认为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没有什么意义;两者看起来是完全不同，实际上共有一个空间。无论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都是作为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而“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是要直接超越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前提，它关注的“总问题”与前两者不同，它立足于社会实践这样的无起源无目的的生活过程，这种理论差别，是“总问题”的彻底改变，所谓“总问题”是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结构。“偶然唯物主义”是在一个新的空间中，这个新的空间就是政治实践。

　　因此“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理论的哲学，它的作用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的空间中。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不是纯理论，他提出了实现民族统一的政治目标，要达此目标，必须通过新君主进行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哲学决不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的缺席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哲学效应，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哲学的根基，因为新的哲学实践把阶级斗争提上了日程，并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不是纯哲学，它宣称：哲学不是随时间发展的各种体系所构成的一个自主王国的观念，哲学是对于理论的干预，是阶级斗争和党性对于理论的干预，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体现了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四

　　纵观阿尔都塞的一生，他的哲学观点虽然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始终没有改变的，那就是对政治的热情，也正是对政治的热情，才使阿尔都塞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并不是埋头于纯粹的哲学研究，而是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有些人因为阿尔都塞说过“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就大喊大叫，指责阿尔都塞对政治的强调是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是教条主义者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本人从来就不承认有所谓“纯粹”的哲学或“一般”的哲学，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哲学总是反映了阶级的利益，而马克思也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理论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从这一点来说，阿尔都塞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传统。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多次提到“取消哲学”、“终结哲学”等观点，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全在时分不屑的语气谈论“哲学”，他把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哲学也就“终结”了。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里，马克思很显然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于任何可能被当作“哲学”而生产为每种哲学的东西，表现出不信任，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哲学决不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这种新的哲学实践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阿尔都塞那里，马克思的“批判”概念，决不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的批判概念，那种批判概念认为所谓批判就是要把真实的东西从虚假的东西中解救出来，或者代表真实的东西来谴责虚假的东西，马克思的批判概念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即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却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所有已知的哲学，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哲学，都是运用理性的理论体系给自己哲学存在提供证明，这些体系产生了话语、论文和其他体系性写作，这些哲学都把自己与其他话语形式或其他书写作品体例仔细地区别开来。而且在某个时期，哲学甚至取得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是这样，马克思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些谜一般的短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的哲学批判，《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黑格尔的著名提示外，并没有留下什么哲学论文，然而，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的缺席仍然生产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这突出表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形式中。《资本论》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而是一种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考察的文本;最终，是一种只讨论与阶级斗争有关的那种科学知识的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洞穿了其他哲学的内在性。

　　阿尔都塞在评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时，把它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马克思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的立场的转变，与他直接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息息相关。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分量在于他具有敏锐的、实践的意识，“观念，无论怎样正确、怎样在形式上得到了证明，他们只有在具备了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历史的能动性”。阿尔都塞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演变是建立在他的政治演变之上的，他的科学发现是建立在他的政治演变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思想只有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才能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众性政党中来，从那时起，马克思的立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工人阶级，“自《宣言》以降，马克思的立场就是明确的并且从未改变：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普遍运动，才能为作为一场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开辟道路。观念的影响只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次要表现形式”。

　　阿尔都塞自己讲过，他一对马列主义政治有了较好的理解，就开始对哲学也产生了热情，因为他终于开始懂得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伟大论点：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哲学来到人世间不同于密纳发女神来到神和人的社会。哲学的存在取决于它能否占领阵地，而这一阵地却要在已被占满了的世界上去夺得。因此哲学的存在有赖于哲学的冲突差异，而这种差异则要哲学从既存阵地不断绕弯才能取得和使人接受。绕弯是冲突的形式，冲突则是每种哲学的构成要素，每种哲学都以战斗一方投入战斗，哲学本身就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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