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背景下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探究

　　[摘 要]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一生创作了多部对后世颇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她的作品主要反映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在她细腻的笔触下，其作品时常出现带有 “中国风”的事物，呈现出鲜明的异域风格。这些事物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时代背景的反映，是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

　　魏雷; 胡玉明，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发表时间：2021-07-20

　　[关键词]奥斯丁; 中国风; 中产阶级

　　作为生活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创作的小说主要反映那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散发着历史遥远感”[1]19。评论家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疏离感，召唤读者借助奥斯丁的作品追溯英国民族主义形成的那个时代[1]17-18。奥斯丁的小说虽没有直接提及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但她在作品中对人物生活和社交活动的详细描述，折射出当时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英国中产阶级的民族感。本文从奥斯丁作品中的中国印记出发，以奥斯丁小说描述的主要阶级———中产阶级为研究对象，探究这一时期“中国风”对英国中产阶级社会活动的影响。

　　一、简·奥斯丁作品中的中产阶级欣赏“中国风”的深层原因

　　奥斯丁出生于乡绅家庭，其小说灵感多源于自身日常生活，因此她的小说多反映周围人的社会活动。奥斯丁接触的阶层主要处于社会中段，“包括贵族、乡绅和工商业中产阶级，偶尔也有更低层次的人物”[2]。而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社会阶层重构阶段，社会的流动为贵族时代朝着民主时代顺利过渡提供了保证。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推动了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乡绅、富商以及专业人士成为这一新兴阶级的中流砥柱，因此这一阶级有重教育、重收入、重声望、重消费等特点，渴望获得社会认同。财富结构决定了没落的上层社会成员与努力的下层社会成员在社会变革进程中调整位置。追随上层社会的中产阶级在效仿贵族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提升，不仅刺激了国内需求，拉动了英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其对物质时尚的追求和风雅的娱乐方式满足了中产阶级对“甜蜜的家”的构想[3]。这一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努力为 19 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壮大以及自身发展提供了社会和经济基础。因此，远道而来的中国高雅器件，如茶叶、瓷器、精美家具等，成为中产阶级追逐生活情致、体现自身身份的最好标的。

　　“中国风”( Chinoiserie) 一词源于法语，此词及其概念在 20 世纪中后期才被正式提出。在 18 世纪的英国人眼里，“中国风”以中国茶叶、中国瓷器、中国家具等物件，甚至园林设计为标志，这些内容给当时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具有异国情调的味觉和视觉冲击。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这种冲击力越来越强，在 18 世纪中叶达到高潮。当时有英国报纸声称: “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式的或带中国味道的”[4]。作为一个对周遭生活很敏感的作家，奥斯丁肯定会在小说中大量反映这样一种现象。

　　二、奥斯丁作品中的中国印记

　　奥斯丁作品以描述英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为中心，展现当时的英国社会文化、经济等风貌。在描写中产阶级对“中国风”反应的时候，作品并未停留于对中国奢侈品的简单追求这一层次，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严肃的民族主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态度。下文以茶叶、瓷器和园林为切入点，讨论作者所代表的英国中产阶级对 “中国风”的欣赏与警惕态度，并阐述原因。

　　( 一) 中国茶

　　奥斯丁生活的时代，英国社会把消费中国茶叶、喝中国茶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5]。中国的茶叶在 17 世纪进入英国，由于从葡萄牙带来“饮茶习惯”的凯瑟琳皇后和“嗜好喝茶”的玛丽二世的影响，茶叶被奉为皇室享用的珍品。宫廷刮起的饮茶风被英国贵族争相效仿。18 世纪上半期，英国民众对茶叶热情高涨，但由于进口量有限、价格昂贵，茶叶消费尚未普及。18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对中国的茶叶进口量增加，茶叶价格被中产阶级以及部分下层阶级成员接受，中国茶从此开始在英国大众中普及，风靡一时。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坛领袖，塞缪尔·约翰逊曾表达过对中国茶的喜爱: “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6]。 19 世纪中期，英国人已将茶叶视为生活必需品，催生了具有英国特点的下午茶文化。

　　在奥斯丁的六部重要作品中，几乎每一部都提到喝茶事宜，茶会和配舞成为奥斯丁作品叙事中的必备环节。从《理智与情感》中的“茶具被端了进来”[7]19 到《傲慢与偏见》中“移走茶具，摆起牌桌”[8]127 ，可以说奥斯丁小说的人物不是在喝茶，就是在去喝茶的路上; 茶具不是在准备中，就是刚刚被撤下。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中产阶级对社交极为看重，并通过宴请宾客和一个月中多次举行的茶会使之仪式化。如在《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太太一家搬到巴登附近，约翰爵士每次到达什伍德家来，不是请她们下一天去巴登庄园吃饭，就是当天下午去吃茶点[7]19-24 。喝茶不仅是绅士和淑女们打发时间和聚会的好方式，更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伯特伦太太不想让侄女芬妮去格兰特太太家吃饭，说道: “我姐姐不在这儿的时候，总是她( 芬妮) 给我沏茶的”[9]207 。从中国输入英国的茶叶，红茶如白毫、武夷，绿茶如朱茶、雨前茶等，都赢得英国人的喜爱。在 1850 年前，所有的英国茶都来自中国。由于这些舶来品售价昂贵，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里，茶叶直接由女主人保管，用精美的箱盒锁着，钥匙挂于腰间。金·威尔逊也提到，奥斯丁有饮茶的习惯，为了避免买到掺假的茶，她直接从知名茶商那儿订购，茶叶锁入箱内，钥匙自己看管[10]36-38 。在一些当时较为富裕的英国家庭，茶叶事宜女仆是不能插手的，而要由贫穷而值得信任的亲戚掌管。《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芬妮在姨母家的家庭地位恰好符合这一要求，所以她在作品里当仁不让地负责伯特伦一家的茶叶事务。

　　英国茶商对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推广方面下足了功夫。在茶商的广告中，中国茶叶成为可治百病的良药。虽然奥斯丁笔下的人物都不完全依赖茶来驱病，但在某些场合和环境下，茶变得相当重要，茶的出现会带来情绪上的缓解和精神上的舒畅。如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当芬妮回到她儿时离开的家，非常不适应自己亲生父母的家庭状况; 父亲的粗俗、母亲及兄妹的叫嚷声让她感到头疼，所以“她不得不承认，她非常想喝点茶”[9]364 。与芬妮一样，需要茶慰藉的还有她的姨夫托马斯爵士，他从安提瓜回到家中，推辞了诺里斯太太的各种好意，“坚决拒绝吃东西，在喝茶以前他什么也不要”[9]170 。

　　中国茶是奥斯丁在参加舞会和聚会时不可缺少的“伴侣”。奥斯丁在作品中将饮中国茶这一风尚与本国娱乐消遣方式如舞会、玩牌相结合，情节安排巧妙自然。英国的中产阶级利用喝茶的机会结交更多阶层的人，同时满足自身的味觉和精神享受。他们这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社会交际圈的渴望，促使中国茶的流行从贵族扩散到下层的工人农民。当饮茶活动实现大众化时，英国的中产阶级仍然以扩大交际范围、体现自身的风雅为目的，从而形成了遍及英国的下午茶生活习惯。至此，英国茶文化完全形成。

　　( 二) 中国瓷

　　瓷器的兴起与茶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但瓷器并不完全作为茶具使用。自 16 世纪起，中国瓷器在英国走俏，但只有贵族和富人才能消费得起。17 世纪，中国瓷器进口已经相当普遍，英国贵族里的新贵更希望拿中国瓷器来炫耀，专门摆设在家中重要位置，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18 世纪中叶，英国对瓷器的需求达到顶峰。对中国瓷器的追求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展示，更重要的是瓷器持有人的品味和对异国文化了解水准的一种体现。

　　瓷器的昂贵，在《理智与情感》中可窥见一二。当达什伍德太太带着三个女儿被迫搬出诺拉庄园时，她们把属于自己的物品一并带走，包括餐具和瓷器。这时，已占据诺兰庄园的范妮唉声叹气，主要因为这些东西太漂亮了。小说第三十三章，芬妮感慨把非常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们母女三人，而自己不得不重新买这些东西。范妮关于瓷器的言行足已证明她是个贪心、自私并喜欢炫富的人，也反映出中产阶级互相攀比的消费心理。

　　在《诺桑觉寺》中，亨利的父亲蒂尔尼上将拥有的一套“简朴雅致”茶具引起了凯瑟琳的注意[11]379 ，这套茶具来自斯坦福德郡。在蒂尔尼上将看来，这餐具比法国的瓷器要棒。更确切地说，这套茶具并不是中国瓷，而是来自一个名叫韦奇伍德瓷器厂的产品。1743 年，位于斯坦福德郡的安森家族的利奇菲尔伯爵在中国得到了一批特殊礼物———带有家族盾徽的 200 多件中国景德镇瓷器，这成为当时贵族间最有力的攀比物品。

　　18 世纪中期的英国中产阶级想通过追求奢侈品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琼斯诗作《论欲望: 致尊贵的拉夫蕾丝的一封信》里写道: “瓷器既已破碎，生命还算什么! ”[12]这段丈夫与妻子对瓷器的争论，充分展示出英国人对瓷器的沉迷和困惑。位于斯坦福德郡的韦奇伍德瓷器厂的建立，就是中产阶级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成果。韦奇伍德瓷器厂于 1759 年创建，创办前期的主要业务就是模仿昂贵的中国瓷器。1762 年，该厂在仿制中国瓷器的基础上研制出白色瓷器，一度影响了法国和德国瓷器业。《诺桑觉寺》中，蒂尔尼上将没因工厂有新产品而轻易换掉用了两年的老餐具，可见无论是本土仿中国瓷还是进口中国瓷，中国风格的瓷器都是相当昂贵的。这也从侧面证明蒂尔尼上将自身经济地位没有达到太高标准，他想通过自己的儿子与他听说的“富家女”凯瑟琳联姻，实现阶层提升的梦想。

　　在奥斯丁生活的时代，英国瓷器业实现了从诞生、发展到建立品牌意识和具备自我创新能力的完美蜕变，并通过对外出口( 主要销往英属殖民地，特别是美洲) 扩大影响力，这是英国工业化发展的写照。奥斯丁借蒂尔尼上将之口，表达出“应该鼓励使用本国的餐具”[11]379 的观点，这体现出作者接受新兴产业以及对支持、保护英国本土经济的心态。

　　( 三) 中国式园林

　　18 世纪中叶起，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人们开始厌倦强调建筑物设计的过于规整、对称。就在这一时期，由于传道士和画师的功劳，以山水为主题、亲近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园林风传入英国。18 世纪后期，英国借鉴中国的园林设计理念，园林往往因高度、距离和角度不同形成一连串画意构图，最大程度地彰显出自然化原则。

　　奥斯丁在讨论园林话题时往往不惜笔墨，《傲慢与偏见》中就有鲜明的体现。众人夸赞达西先生住处彭伯里时，伊丽莎白觉得不会有特别之处，直到她亲眼目睹“陡斜的路曲曲折折地通到谷中”，“屋前一泓颇有天然情趣的溪流正在涨潮，也没有见过任何地方的自然之美能像这儿一样的不受到庸俗趣味的玷损”，“每换个房间，景致总会两样”[8]258-259 。伊丽莎白见到的这些园林运用圆滑的曲线、自然的水流，自然写意，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规则式、几何形园林。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埃德蒙在给对索瑟敦庭院改造提意见时说道: “但树木郁郁葱葱，还有一条小溪，我敢说，那是大可利用的”[9]53 ，他认为这样会给园林带来新颜。英国立足自身的传统文化，在园林设计上兼收并蓄，形成了本色自然而又开阔的自然风景园林风格。奥斯丁对这种园林风格的描述不惜笔墨，流露着对这种园林风格的喜爱。也正是由于对这种园林风格的描述，奥斯丁的作品被称为英国乡村美景的杰出代表。

　　三、结语

　　王丽亚在《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译序中提到，奥斯丁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社会交往中体验的自我与他人关系，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我，并对未来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和准备[1]3 。奥斯丁作品中反映的中产阶级在面对东方文化的冲击时，何尝不是这样? 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中，他们在消费层面紧紧跟随上层社会的步伐，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同时进行自我修正。面对外来的东方文化，不同于上流社会的盲目追求，他们融会贯通、消化吸收，从而自我调节，形成了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感和自我意识。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英国中产阶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还能用“拿来主义”态度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影响其他阶层甚至他国文化。这一时期孕育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帝国主义崛起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