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伊甸园之门》“新情感的兴起”与形式实验

　　【摘要】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采取独特的文化批评方法，目的是对美国 20 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生活中兴起的“新情感”进行探索和记录。迪克斯坦最关心的是社会变化和艺术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小说是迪克斯坦重点分析的对象。迪克斯坦对 20 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犹太裔小说和六十年代黑色幽默小说的分析尤为精彩，二者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照，将六十年代情感的深层次变化揭示出来。

　　本文源自周家庆， 今古文创 发表时间：2021-05-28 《今古文创》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泛社科类型优秀理论期刊，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今古文创杂志社编辑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8264，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2-1911/I，邮发代号：38-502。

　　【关键词】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 新情感;艺术形式

　　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于 1977 年出版。《伊甸园之门》采取了一个广泛的文化视角，利用文学批评、文化和政治、历史以及个人回忆的结合，主要对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一、迪克斯坦的批评方法

　　对迪克 斯 坦 来说，美国六十年 代 是 一 个变革的年代，其突出特点就是“新情感的兴起 ”，改变了整个道德领域。迪克斯坦的一个任务就是去剖析并评价这样一种 “新情感 ”。

　　迪克斯坦对于六十年代的历史有直接体验，但他处于重大事件的边缘，这使得他能够以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的双重姿态去描述六十年代。迪克斯坦“力图在此书中控制自己写自传的冲动，但又不陷入于那种虚假而平淡的毫无个性的写法。”①从这个角度说，迪克斯坦正在尝试一种独特的文化史的写法。

　　迪克斯坦说 ：“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无论它有多少不同的分歧和表面的矛盾。只要触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它就会揭示自身的秘密: 一旦结构暴露，部分就揭示了整体。”②

　　迪克斯坦假设有一个文化统一体，可以从部分去窥其整体。六十年代的变化是“情感 、意识和态度的变化，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变化 ”③。这种情感的变化，一种将个人与他所处时代的广阔社会现实相联系的设想和情感，迪克斯坦认为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得到较为真实的表现。

　　因此，对于迪克斯坦来说，似乎认真研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作品，就可以获得具有历史代表性的真理，即存在于表面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二、黑色幽默与“新情感的兴起”

　　迪克斯坦认为，美国五十年代是一个焦虑的时代，面临种种严峻的现实。但是知识分子缺乏对政治权力本质的洞见，因而这种焦虑是高度抽象、与世隔绝的，是封闭在自身之中的。他认为以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穆德为代表的犹太小说“反映并助长了这种精神，因为它确实是过于雕琢—— 痛苦被包容在形式之中—— 最终是为它一种无法知晓其根源又无法改变其进程的痛苦提供一种不可靠的艺术解脱。”④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情感是面对一种压制结构寻求的是逃避或者升华，秉持一种道德的禁欲主义态度，那么六十年代的情感则是以创造性的意志试图回应或反抗这种压制结构。

　　六十年代把个人真实性的追求同社会正义的追求联系起来，一种深刻的自我剖析与对社会公共关系(政治图景)敏锐洞察的结合。

　　同样，六十年代新的情感的兴起最容易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作品中被发现。迪克斯坦试图考察社会变化与艺术形式变化(尤其是小说)之间的相似性。将五十年代的犹太小说和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进行对比，很快就能发现两个年代主导情感的不同。迪克斯坦认为，从小说形式上的变化就能窥见这一变化。五十年代的犹太小说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模式，迪克斯坦认为六十年是现实主义的垂死期。六十年代的作家普遍进行形式实验，被迪克斯坦称为美国小说的现代主义的第二次到来。

　　当然，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也被分为两部分，一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黑色幽默，二是六十年代末期的“实验作家 ”。

　　迪克斯坦认为，形式可以视为一种知觉的结构，一种经验和情感的根深蒂固的节奏，形式本身包含了强大地对现实的洞察力。

　　迪克斯坦区分了两类黑色幽默作家，一类被称为语言的黑色幽默作家，包括特里·萨瑟恩、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菲利普·罗斯 ;另一类是结构的黑色幽默作家，包括海勒、品钦和冯尼格。前者的基本手法是病态的玩笑或坦率的独白，把结构完整的小说拆散，而仅仅代之以荒唐的玩笑，松散拖沓的长篇议论和黑暗中的呐喊。

　　在迪克斯坦看来，语言的黑色幽默作家更类似于六十年代后期的实验作家，他们的作品脱离了现实而流于空洞。而后者倾向于过于明白直言的形式和复杂到了病狂程度的情节( 这是一种超出语言范围.似乎是事物本质中固有的矛盾现象)。两种黑色幽默作家都拼命突出自我—— 前者直接，后者则通过自我表白的庞大结构——从而与风行的非个性化和外部控制公然对抗。⑤

　　迪克斯坦将五十年代小说“狭隘的个人艺术 ”同六十年代的小说“广阔的历史神话 ”进行了对比，赞扬了海勒、品钦和冯尼格三位结构的黑色幽默作家拥有幻想和高度想象力的才能，以及一种堪与乔伊斯媲美的形式和技术的大胆创新。⑥

　　五十年代的大部分小说似乎更关注对身份认同的追求，而不是对社会和文化压制结构的剖析。但是迪克斯坦声称，约瑟夫·海勒和托马斯·品钦表达了一种更为普遍的文化偏执 ：敌人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我们”，生存优先于身份认同。

　　品钦设想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怀疑 ：一个巨大而神秘的阴谋把所有人都掌握在它的手中 ;或者，同样糟糕的是这个世界失去了意义。海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再塑造成为对越南战争和这个庞大 “系统 ”变幻莫测的预言。面对不可控制的必然性命运和外部力量，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一种偏执狂式的想象和绝望的怀疑主义，戳穿了任何官方的乐观主义假象，也不断吞噬着自身。他们吸收历史、理解历史并展现出重新塑造历史的意愿，但对历史的模拟和再塑造并不是通过实际题材实现，而是通过想象方式来达成，用“闹剧、暴力和歇斯底里的混合体 ”来模仿他们时代的历史。⑦

　　正如迪克斯坦评论道 ：与这种认为个人生活受到外部力量操纵和控制的悲观主义相矛盾的，是用以达到这种效果的高度的艺术力量和奔放不羁的风格，如果这些小说中的无能为力和宿命感表达了六十年代情感的一个方面，它们在创作上的丰富多彩和独到之处则指向了另一个方面 ;后者对当时的激进主义是同样至关重要，它代表了旧模子能被粉碎并重造的信念，代表了创造的意愿能够再造现实的意识。就其独创性和可塑性而言，这些书用小说方式表达了乌托邦思想。⑧

　　五十年代在道德上唯唯诺诺，屈服于客观事实，对外部现实的创造性反应流于消极，而六十年代展现了一种强烈自我创造的乌托邦幻想的冲动，在他们偏执狂式的想象和绝望的怀疑主义中包含着广阔胸襟和重新设计整个世界的心情。这通过海勒、品钦等黑色幽默作家的形式实验体现出来，成为六十年代初期文化的核心。

　　虽然迪克斯坦显然是六十年代出现创新的“后现代 ” 作家的拥护者，但他也注意到许多新小说的局限性，强调了在为自己而进行的实验(与任何活生生的现实脱节)和创造真正新的观察方式的实验之间区别的重要性。

　　迪克斯坦指出，小说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而转向纯粹的抽象。六十年代的那种“新情感 ”实际上在六十年代末以及七十年代的实验作家那里走入了死胡同，他们陷入了困境之中。

　　三、总结

　　迪克斯坦认为，六十年代留下来的教训之一便是无论它是小说中的叙述，绘画中的写实还是音乐中的旋律和音调⑨—— 包括明确的政治立场，都是值得怀疑的, 怀疑的原因是所谓客观性被认为是虚构的。正如迪克斯坦所说 ：“切勿轻信标榜客观的姿态。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真理，在多大程度上扎根于自我而不是扎根于任何抽象的价值体系之中。”⑩

　　对于迪克斯坦来说, 两极分化的六十年代鼓励美国人不只是选择立场，而是发现他们真正是谁，或者他们有能力成为谁。迪克斯坦认识到，这样一种情感只能在那特定的时期诞生，随着时代的迁移，它注定会发生变化。但是正如迪克斯坦所描述的那样，它仍可能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烁，吸引着别的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