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的“神化”与三星堆祭祀坑

　　摘要：文献记载古蜀国有先蜀、后蜀两个时期，先、后蜀之间是缺乏文献记载的无王时期。先蜀有“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后蜀有“杜宇—开明”两朝。就考古学文化而言，先蜀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后蜀相当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三星堆金杖上的 鹳图可以理解为伯鹳—射鱼图，大型青铜立人像身穿伯鹳服等，是柏灌—鱼凫朝的见证。《蜀王本纪》记载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末代鱼凫王“神化”时“化民”甚众，至杜宇自立为王，“化民往往复出”。我们把先、后蜀之间的无王期称为“神化”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十二桥文化。文献记载鱼凫王是田猎到湔山时成仙的，他的“神化”路线应该从三星堆古城出发，沿着湔江向西到天彭阙湔山前，再转向北进入湔江上游谷地。老蜀王神化前举行最后一次燎祭后掩埋宗庙祭器。一号祭祀坑在殷墟一期，对应于柏灌王;二号祭祀坑在殷墟二期(武丁时期)，对应于鱼凫王。两者既是祭祀坑，又是器物坑。

　　本文源自四川文物 发表时间：2021-02-10《四川文物》(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的西南唯一的文物考古大型专业杂志。《四川文物》自创刊以来，坚持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兼顾的办刊宗旨，积极宣传党的文物法和文物相关政策，交流信息和研究成果，传播文物知识，提高读者对文物的鉴赏水平，热忱为广大读者服务。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古蜀国;鱼凫;神化;祭祀坑

　　古蜀国的历史可分为“蚕丛—柏灌—鱼凫” 三代，及“杜宇—开明”王朝两大时期。扬雄《蜀都赋》宋章樵注引《先蜀记》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1]我们据此把蚕丛开创的时代称为“先蜀”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三星堆文化;把杜宇开创的时代称为“后蜀”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东周巴蜀文化。然而“先蜀”与 “后蜀”之间似乎有一段文献记载空白期，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十二桥文化。古蜀国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如《蜀王本纪》所记“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2]即国王往往“神化”而去，国民也大多“随王化去”。最大规模的一次是鱼凫王“田于湔山得仙”，蜀民随鱼凫王“神化”而去，此后经历一段很长的空白期没有蜀王，导致古蜀国历史断裂，我们不妨称这段空白历史为“神化”时期。直至杜宇自立为蜀王“化民往往复出”。这段空白期约自商晚周初至春秋。蜀王“神化”之前将宗庙祭器悉数掩埋，这就是“三星堆祭祀坑”形成的原因。略论如下。

　　一　古蜀国的王朝

　　学术界基本认同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时期的早期蜀文化，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都城，因为夏商时期在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可以与三星堆古城相比拟的高等级聚落中心。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一期属宝墩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四期属十二桥文化。城址始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偏晚，即夏代晚期;延续使用至三星堆四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祭祀坑的年代在三星堆第三期(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即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3]

　　三星堆文化盛极而衰，随之而来的是古蜀历史上的“神化”空白期。我们首先根据文献记载推断“神化”时期的大致年代。最早记载古蜀国历史的，是西汉末年蜀郡成都人扬雄(前53年— 18年)，著有《蜀王本纪》;其次是东晋蜀郡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今已佚，北宋《太平御览》有辑录，引如下：

　　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尾。尾田于湔山，得仙。后有王曰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4]

　　《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蜀王以为相……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生卢保，亦号开明……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后徙治成都。[5]

　　《华阳国志·蜀志》载曰：

　　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遂禅位于开明……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周慎王五年……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6]

　　关于后蜀开明政权的灭亡，除上所引之外，其他相关记载基本一致。如《史记·秦本纪》载 “(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张仪复相秦;九年(前316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索隐》引“《蜀王本纪》曰：张仪伐蜀，蜀王开战不胜，为仪所灭也。”[7]又如《蜀记》“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伐蜀，蜀王开明拒之不利，退至武阳见获。”[8]《太平寰宇记》卷七四“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9]这就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参考点——前316年，可以上推先蜀王朝的大致年代。

　　据《蜀王本纪》“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而《华阳国志》称蚕丛始称王在“周失纲纪”时，即两周之际，至“七国称王”(前 344—前323年)时杜宇称帝，中间仅有500多年的时间，离“四千岁”相差太远，这显然互相矛盾。望帝杜宇禅位其相鳖灵为开明帝，史载“望帝积百余岁”，而开明朝传了十二世，两者相加超过400多年。那么，自司马错伐蜀上推400多年，大致可以抵达“周失纲纪”的那个历史时期(两周之际)。

　　实际上“七国称王”不久，张仪、司马错(前316年)就灭亡了蜀国，因此跟随“七国称王”时再度称王的蜀王不可能是杜宇，只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的蜀王才是杜宇。周夷王期被周朝封为子爵的楚国国君熊渠首先称王，《史记·楚世家》载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10]周厉王时，因厉王暴虐有名，熊渠畏其伐楚，曾自动取消王号，其子即位复称王，即楚武王。杜宇大概是与楚国大致同时称王的蛮王之一。中原王朝并不承认他们的王号，仍然称其为“楚子”“蜀侯”等。

　　战国晚期“七国称王”时，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原诸侯纷纷称王，成为一时潮流。蜀国国君原本是蛮王，也加入了中原诸侯国“称王”的序列，此时称王的“蜀王”应是开明朝的某位国君。在杜宇称王之前，《蜀王本纪》所说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就是《华阳国志》所说的“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纲纪”大概相当于两周之际，杜宇朝约自春秋始，与其后继的开明王朝一起，在考古学上相当于“上汪家拐遗存”或“青羊宫遗存”。[11]据上文所论，可将古蜀国的王朝历史简列如下(表一)。

　　我们把先蜀与后蜀之间的空白期称为“神化”期，即世俗社会宗教化，世俗政权退入山中，蜕变为宗教神国，全体国民变为教民(化民)。先蜀三代老王都曾“神化”，前两代“神化”之后，均有新一代蜀王继续统治剩下没有 “随王化去”的蜀民，但最后一代鱼凫王“神化”规模空前，化民甚众，以至于数百年未能产生新的蜀王。古蜀历史上的“神化”现象，是三星堆祭祀坑产生的原因。

　　二　鱼凫、柏灌与三星堆祭祀坑

　　鱼凫又作鱼妇、鱼符、鱼涪、鱼腹、鱼复等。《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有鱼偏枯，名曰鱼妇。”[12]

　　(一)四川境内以鱼凫或鱼涪作为津梁关隘

　　1.乐山县鱼涪津

　　《后汉书·吴汉传》“战于鱼涪津”，李贤《注》引“《续汉书》曰：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南中志》曰：渔涪津广数百步。”[13]又《郡国志》犍为郡“南安有鱼涪津”，李贤《注》引“《蜀都赋》注曰：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县临大江。”[14]南安即今乐山。

　　2.彭山县鱼凫津

　　《太平寰宇记》卷七四“彭山县：鱼凫津，在县东北二里。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导江、皂江等水会之处。按《南北八郡志》云： ‘犍为(彭山)有鱼凫津数百步。’”

　　3.南溪县鱼符津

　　《太平寰宇记》卷七九“南溪县：鱼津，按《郡国志》云‘南溪县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鸳鸯圻’是也。”[16]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南溪县“鱼凫津，按《郡国志》云‘南溪县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鸳鸯圻’是也。”[17]嘉庆《四川通志》卷三二“南溪县：鱼符津，在县北三十里”。[18]

　　4.永宁县鱼凫关

　　嘉庆《四川通志》卷三〇：“永宁县：鱼浮关在(叙永)厅东三里，明洪武四年建。鱼凫关在县三十里。附《明杨慎诗》‘鱼凫今日是阳关’。”[19]

　　上举多地出现的“鱼涪津”或“鱼凫津” 等，可能与捕鱼的渔梁有关，例如《华阳国志·蜀志》载广汉郡新都县“有枣、鱼梁”;江阳郡江阳县有“伯涂鱼梁”等。[20]不能把“鱼凫”简单理解为捕鱼的鱼鹰。

　　(二)与古国相关的鱼凫城、鱼腹县等

　　1.温江县鱼凫城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五载温江县有鱼凫城和鱼凫王祠庙，“县北十里有小院存”，并引宋孙松寿《观古鱼凫城诗》为证。[21]《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22]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六：“鱼凫城在(温江)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23]

　　2.灌县鱼凫城

　　《蜀中广记》卷五一“灌县：《李冰传》 ‘江水堰流以灌平陆，谓之灌口’。贞观曰灌宁，孟蜀曰灌州也。上古为鱼凫氏之国，今有鱼凫故城。三国曰都安，《水经注》云‘即都安堰也’。”[24]

　　3.奉节县鱼復城

　　《逸周书·王会解》“其西鱼復鼓钟、钟(犝)牛。”晋孔晁《注》“次西列也。鱼復，南蛮国也。贡鼓及钟而似牛形者。”黄怀信《集注》引“刘师培云：钟牛者，即犝牛也……此即牦牛之别种也。”[25]可见西周时尚有“鱼復” 国。《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师伐庸，故意败北以诱庸人，“唯裨、鯈、鱼人实逐之。”杜预《注》“裨、鯈、鱼，庸三邑。鱼，鱼復县。”[26]可知春秋时鱼復国已被庸人兼并，成为附属于庸国的“鱼邑”。《后汉书·郡国志》巴郡有 “鱼復”县，李贤《注》“古庸国，《左传·文公十六年》鱼人逐楚师是也。”[27]《华阳国志·巴志》“巴东郡：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又《刘先主传》“由步道还鱼复。”[28]《水经注·夷水》“夷水出巴郡鱼复县”;又《江水》“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与群蛮叛，楚庄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鯈、鱼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关，都尉治’。公孙述名之为白帝。”[29]《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奉节县”：“本汉鱼復县也，今县北三十里有赤甲城，是旧鱼復县基…… 蜀先主改为奉节县。”[30]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六“夔州府奉节县”有“鱼复故城”。[31]

　　以上是文献记载的“故鱼国”旧址。峡江地区是古代巴蜀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通道，考古工作者在宜昌路家河、中堡岛、白庙子等地发现鄂西 “白庙文化”，以夹砂灰褐陶、泥质灰陶为主，器形有罐、盉、豆、尊等，以二里头式盉、细长柄豆、灯形器和鸟头把勺等为特征，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属于同一类型;稍晚出现在成都地区的以尖底器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在巫山大溪及忠县等同类遗址内发现有更早期的遗存，这些说明古巴蜀文化可能是由峡江传入成都平原的，鱼复古国是其源头。[32]这里一直到春秋时尚有“鱼人”存在，可能是古巴蜀先民的孑遗。

　　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发现西周 国墓地，铭文国名从弓、从鱼，是射鱼的意思，并且发现有与三星堆近似的青铜立人像，[33]说明两者关系密切。这是考古发现的“鱼”国。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手杖上有“射鱼”的图案，应该就是“ ”的意思。西周 国位于秦蜀古道“陈仓道”北端，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的遗裔后代。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金杖“射鱼”图中夹杂着短尾花冠鸟，笔者认为应是鹳鸟，如同文献把鵙鸟叫伯劳一样，鹳鸟也可称为伯鹳，即蜀王“柏灌”。因此我们认为金手杖上的 、鹳图案就是鱼凫、柏灌图(图一)。

　　王家祐指出蜀王柏灌，就是不死的羽民“伯鹳”。[34]《华阳国志》、《文选·蜀都赋》、《太平御览》皆云蜀国“次王曰柏灌”，《蜀王本纪》作“柏濩”。灌与濩字皆从“隹”，《说文》“隹，鸟之短尾总名也。”鹳字甲骨文作，金文作 ，是带花冠的鸟作观望状。《说文》“鹳，鹳专，畐蹂，如鹊，短尾。射之，衔矢射人。”《诗·豳风》“鹳鸣于垤”，《释文》“本又作雚”。[35]《尔雅·释鸟》“鹳鷒，鶝鶔，如鹊，短尾。”郭璞《注》“此鸟劲捷，虽羿亦不敢射也。”[36]如鹊即有花冠，畐蹂即偪束其爪足，加之短尾，其形象与金杖图案非常符合。图中箭矢未能穿鸟身，大概与鹳鸟 “衔矢射人”“后羿不敢射”等传说相关。据此我们认为金杖上的短尾花冠鸟就是伯鹳，代表蜀王柏灌的名号。

　　关于鹳与鱼的关系，《后汉书·杨震传》 “有冠雀衔三鳣鱼置讲堂前”。李贤《注》“冠音贯，即鹳雀也。”[37]《本草纲目》卷四七《禽一·鹳》“鹳字，篆文象形。其背、尾色黑，故陆玑《诗疏》有‘皂君’诸名”;并引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其巢中以泥为池，含水满中，养鱼、蛇以哺子。”[38]《康熙字典》引 “《本草陶弘景注》‘鹳有二种，似鹄而巢树者为白鹳，黑色曲颈者为乌鹳’。陆玑曰‘鹳雀似鸿而大……泥巢，其旁为池，含水满之，取鱼置其中，以食其雏’。”[39]综上则鹳是食鱼的鸟，与被称为“鹗”的鱼鹰不同。

　　三星堆金杖的 鹳图可以理解为：伯鹳-射鱼。《周礼·人》“掌以时䱷为梁”。[40]即人负责修治好渔梁，以待捕鱼季节的到来。《淮南子·时则训》“季冬之月……命渔师治渔，天子亲往射鱼，以荐寝庙。”[41]国君射鱼一般用作宗庙祭品，射鱼要在渔梁上进行。

　　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开口在第⑥层下，陶器年代属于三星堆遗址三期前段，铜器和玉器的年代下限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开口在第⑤层下，陶器年代属于三星堆遗址三期晚段，青铜器和玉器的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柏灌王升仙时的瘗埋坑，对应于一号祭祀坑。其中出土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等应是祭祀神像，人面具也可能是巫师跳神时戴的面具;青铜龙虎尊、羊尊、瓿、盘、器盖等是祭祀用铜礼器中的酒水器;青铜瑗、戚形方孔璧、戈及龙形饰、虎形器、龙柱形器等均为礼器和仪式用品;另有斧、锛、斤、凿等均无使用痕迹，非实用器，可能是仪仗用具。还有玉石器中的璋、琮、璧、戚形璧、瑗、戚形佩等是祭天配祖时使用的玉礼器，还有献祭用的象牙、海贝，以及燔牲遗留下的猪、羊、狗骨架等。[42]

　　推测上述神像、青铜和玉石礼器等，原本供奉在三星堆台城的宗庙之内，一号坑器物中年代最早的是玉璋、玉戈等，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这说明它们是长期存放在宗庙中而遗传下来的礼器。末代柏灌王决定神化，宗庙祭祀到此终止，因此要对宗庙祭器进行掩埋。瘗埋之前举行最后一次燎祭，实即毁器。考虑到穿城而过的湔水可能爆发山洪，冲毁庙台和建筑，故此祭器被集中埋放在台城南的高地，就是现在所见的一号祭祀坑。它既是祭祀坑，也是器物坑。

　　三　鱼凫王“田于湔山”神化

　　鱼凫取代柏灌的朝代更替，很可能是和平演变的过程，即柏灌王“神化”之后，鱼凫王乘隙而入，建立新的王朝。据前文所考鱼凫王应该是 “ 涪”王，意思是来自射鱼渔梁的蜀王，鱼凫王原来占据的渔梁在何处，不得而知。但三星堆应该有自己的渔梁，可能就在三星堆古城所在的鸭子河和马牧河上。

　　鱼凫朝最后一代国王的“神化”过程，典籍有较详细的记载：

　　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尾。尾田于湔山，得仙(《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43]

　　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华阳国志·蜀志》)。[44]

　　《蜀王本纪》曰：……(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45]

　　湔水出自湔山，是沱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自彭州关口以上称湔江，以下进入平原分为“湔江九河”，包括流经三星堆古城北的鸭子河、穿城而过的马牧河等。鱼凫王应该是沿河而上至湔山打猎的。《汉书·地理志》蜀郡绵虒县“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泸州)入江。”[46]《说文》 “湔，水出蜀郡绵虒玉垒山，东南入江。”[47]今湔江发源的龙门山，与玉垒山连为一体，又称茶坪山，古称湔山。

　　扬雄《蜀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48]这条文献虽然记载的是古蜀国灭亡之后的事情，但它反映了蜀地古老的习俗和宗教观念，即人们习惯以天彭门或天门为标志，作为划分人与神的界限;进入神界，就是 “鬼神精灵”的世界。文献记载的天彭阙共有三处，分别在松潘、彭县和灌口。[49]松潘天彭阙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无关，暂置不论;彭县天彭阙可能是鱼凫王神化升仙的入山口，而灌口天彭门则可能与蚕丛氏神化居岷山石室有关。

　　据《元和郡县志》载唐代彭州有两处天彭阙，一在灌口，即今宝瓶口的位置;一在彭州导江县。关于后者《元和郡县志》载曰：“彭州，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州。”[50]《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图经》曰：唐垂拱二年，以九陇县置彭州，取古天彭关以为名。”[51]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五载“(彭)县北三十里丹景山……其前为彭门山，两山对峙，悬崖绝壁，相去数百步，如门，即天彭门也。”[52]《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载“彭门山，在(彭)县北三十里，两峰对立，其高若阙，名天彭门，亦曰天彭阙……山之后曰丹景山，蜀王衍游乐处也。”[53]光绪《彭县志·山川志》“彭阙山，旧讹为定峰山，俗呼老君山，亦曰彭门……北对天彭山，方正平列，状类今之石坊，故谓之阙……旧志谓堋口山为彭门”;又曰“丹景山……东三里曰玉女房山，俗名皂角崖……东临湔口与牛囟对峙，旧志误指为彭门者也。”[54]《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彭门山，在四川彭县西北，两峰对立如阙，名天彭门。相近有牛心山，与彭门山隔江对峙。”[55]

　　鱼凫王从三星堆城址出发，沿湔水而上，所到之处只能是彭州天彭门。《华阳国志·蜀志》载“阳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56]光绪《彭县志》曰“彭阙之东，为迆南诸山起脉处，其在最北向东南曰阳平山，亦名金城山…… 《华阳国志》‘阳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又曰‘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湔山即阳平山。”[57]

　　湔口有老君山(彭门)与景山(牛囟)相对，湔江从中间穿过，此与文献所载“江出山处”的地貌特征相符。这个出山口俗称海窝子 “关口”，由北南下的湔水在此“关口”折转向东流向三星堆、广汉。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此为蚕丛氏所都的“瞿上”城的所在地：“‘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 是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泄成陆，故俗云海窝子。泄水之缺口，成短峡，左右岸逼近，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58]

　　彭县天彭阙的关口形胜，无疑是引发鱼凫王 “仙去”的诱因，由此可以画出鱼凫王神化而去的路线图(图二)：自三星堆古城出发，由东向西沿今鸭子河——马牧河——小石河到达关口，穿过两山夹江的天彭阙，再由南向北沿湔江到达海拔2000米以上的龙门山麓，再由西南向东北进入龙门山以东宽广的湔江河谷，溯流而上可直至湔江发源地神仙岭(海拔4700余米)。天彭阙是升仙路“东西——南北”向的转折点，象征人间与“鬼神精灵”世界的分界线。龙门山东的河谷是“化民”们赖以生存的采集区域，而高山峻岭则是修仙的理想场所。湔江发源地现在依然叫 “神仙岭”，可见古来就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鱼凫王升仙时的瘗埋坑，对应于二号祭祀坑。此期年代集中为殷墟二期，相当于商朝的武丁前后时期，中国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此坑中的祭器种类与一号坑基本相同，说明历史曾经重演。此坑中没有年代更早的祭器，因为宗庙中古老的礼器已被前朝掩埋过了。

　　二号坑出土有大型青铜立人像，另有神树，以及鸟、蛇、鸡、鹿、水牛头、怪兽以及鲶鱼等动植物精灵神像。铜立人的外套上衣绘有四只大鸟纹，其形像与金手杖上的纹饰类似，短尾，大花冠，束爪足等，也是伯鹳。这件交领左衽短袖外套，或可称为伯鹳服(图三)，穿着此服者就是蜀王柏灌本尊。这件铜立人可能是柏灌王朝的建立者，应是宗庙里祭祀的太祖神。这个情况说明鱼凫朝与柏灌朝具有继承关系，鱼凫王祭祀柏灌王为他们的祖先神。

　　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头像有40多具，以每一具头像代表一代先王、平均每代人20年计算，则有400多年的历史，这大约是“柏灌—鱼凫”两朝的历史跨年。以此向前推，则蚕丛王朝相当于夏朝至早商之际。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符合的。

　　四　蚕丛王“居岷山石室”神化

　　岷江的出山口也有一处两山夹江的山门，文献亦称之为天彭阙、天彭门。如：

　　灌口，古所谓天彭阙，两石相立如阙，号曰 “天彭”(南朝梁李膺《益州记》)。[59]

　　岷山都安县，有两山相对立如阙，号曰彭门(晋刘渊林《文选·蜀都赋》注)。[60]

　　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两石相立如阙，故名之(《元和郡县志》卷三一)。[61]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天彭阙，今四川灌县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两石相立如阙，故名。”[62]此天彭门即都江堰的离堆宝瓶口，是岷江进水内江的咽喉，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素有“离堆锁峡、玉泉入瓶”之称。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玉垒山)虎头岩的一部分，这里是岷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出山口，向北是青城山与玉垒山东西对峙的深谷，图二　鱼凫王“神化”路线图 通向岷江上游。因此即使没有开凿宝瓶口，这里也是“天彭门”。

　　青城山南约30千米的鹤鸣山是中国道教发源地。《元和郡县志》卷三一载“鹤鸣山……绝壁千寻，张道陵天师学道于此。”[63]又卷三三载“陵即张鲁之祖父，学道鹤鸣山，人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时人号‘米贼’，亦曰 ‘五斗米道’。”[64]《华阳国志·汉中志》载“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其孙张鲁“住汉中，断谷道……以鬼道教……巴汉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 ‘米道’。”[65]晋葛洪《神仙传》卷五 “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并天师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66]这些都印证扬雄《蜀记》谓天彭门“鬼神精灵数见”的说法，在蜀地一直流传。

　　灌口天彭门是通往岷江上游的隘口。传说中蜀王蚕丛的事迹发生在岷江上游一带。《古文苑》扬雄《蜀都赋》“蜀侯尚丛”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这是文献中最早提到的石砌碉楼——“岷山石室”。《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67]《后汉书·郡国志》作八陵县，[68]《水经注·江水》作西陵县。[69]《太平寰宇记》卷七二“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70]《元和郡县志》卷三二“翼州：临翼，《禹贡》梁州之域，本秦汉徼外羌也，武帝元鼎中开为县，今州即汉蜀郡蚕陵县之地也。”[71]《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汉蚕陵县，属蜀郡，故城在县西，有蚕陵山。……翼水，汉蚕陵县，隋置翼水县也。”[72]清李元《蜀水经》“江水又南经蚕陵山，故蚕陵县以山名也。古蚕丛氏之国在叠溪营北三里……江水又南经叠溪营。”[73]《大清一统志》卷三一九载“蚕陵山，在叠溪营北，《旧唐书·地理志》‘卫山县有蚕陵山’。《旧志》‘在营北五里’。”[74]地址在今四川茂县北校场乡之迭溪(即叠溪)。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二：“迭溪，古氐羌地，汉为蚕陵县，属蜀郡……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迭溪右千户所，隶茂州卫。……《图经》‘……迭石为以居’，所名本此。……其山北有蚕陵”。[75]又《蜀中广记》卷五〇：“叠溪所：氐羌之地，汉蚕陵县……洪武十一年置，取《图经》‘叠石为 ’置所。”[76]曹学佺引《图经》指明迭溪地名源于“迭石为 ”故称“迭溪”，这就将叠溪地名与“岷山石室”“蚕陵”联系在一起。今茂县叠溪镇又名蚕陵镇。

　　《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77]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河谷两岸山麓上发现了大批石棺葬，[78]可作为这一带确曾有过“蚕丛石棺椁”习俗的证据。据现有材料所知，这些墓葬的时代大约是自春秋、战国至西汉晚期，最晚也不过东汉初期。[79]此与先蜀时期(夏商西周)“蚕丛—柏灌—鱼凫”三代的年代不符，但与后蜀时期(东周)“杜宇—开明”王朝大致相容，秦亡之后由氐羌人建立冉駹国。《后汉书·西南夷传》：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前111)，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80] “邛笼”下李贤《注》“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王先谦《校补》“案‘邛笼’ 二字无义可求，盖方言也。以其高言，疑‘穹隆’之异文。”[8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书不见，殆即李贤所谓雕矣。”[82]“雕” 通“碉”，即石砌碉楼。故此我们认为冉駹夷的 “邛笼”就是继承蚕丛氏的“岷山石室”而来。

　　以往一般认为蚕丛王一开始居住在岷山石室，后来走出山谷，来到成都平原，创立了古蜀国。我们根据古蜀三代“皆神化不死”的习俗，认为蚕丛应该是先创立古蜀国，再“神化”入山中，居岷山石室。神化的路线应该是：从三星堆古城由东向西，到达灌口天彭门，再转向北进入岷江上游河谷，直至迭溪蚕陵山，这里有蚕丛氏居住的“岷山石室”。迭溪以上山谷狭窄，水流湍急，已不适合建石室居住。灌口天彭门是升仙路“东西—南北”向的转折点，象征人间与“鬼神精灵”世界的分界线(图二)。蚕丛王“神化”的时代比较早，除了留下“岷山石室”的传说之外，目前很难找到对应的考古遗存。

　　五　神国探讨

　　古蜀国的历史为探讨古文明消失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案例。即由文明古国退化到“神国”，文明可能很快衰落、甚至消失。

　　“神国”文献又叫“神守之国”。[83]《国语·鲁语下》载孔子之言：“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84]晚清俞樾《群经平议》卷二〇载：“樾谨案：《国语·鲁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然则神之名不必据死后而称之也……《诗·皇矣篇》毛《传》‘致其社稷群神’。《释文》曰‘本或作群臣’。是神犹臣也。”[85]其弟子章太炎《封建考》：“以神守之国，营于禨祥，不务农战，亦尠与公侯好聘，故方策不能具，及其见并，盖亦摧枯拉朽之势已!”[86]章太炎认为“神国无兵”，故诸侯可以“摧枯拉朽”式地兼并它，古国迅速消亡。

　　杨向奎曾提出国家形态由“神守”向“社稷守”进化的演变观，[87]指出在远古时代，神守和社稷守不分，所有国王都是神而能通于天;神守与社稷守之分，当在夏初之际。[88]其弟子吴锐认为“神守”即政教合一的社会实体，并将历史划分为“神守时代”(新石器时代)和“社稷守时代”(夏商周早期国家直到清代)。[89]总之一般认为神国或神守之国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是原始的社会形态。

　　古蜀国的国王是由“社稷守”退化到“神守”的状态，就像《老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一样。“神国”具有怎样的特征呢?《鹖冠子·度万》载“鹖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时，正流亚生，万物无害，万类成全，名尸气至。官治者师阴阳，应将然，地宁天澄，众美归焉，名尸神明。”[90]《鹖冠子》把上古的“成鸠国”作为 “神化”的样本，集中描述在其《王鈇》篇：

　　泰上成鸠之道……世莫不言树俗立化。

　　成鸠之制，与神明体正……其兵不武，树以为俗，其化出此。

　　鹖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此素皇内帝之法。成鸠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夺者也，功日益月长，故能与天地存久，此所以与神明体正之术也，不待士史苍颉作书，故后世莫能云其咎。[91]

　　成鸠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兵器竖立作一种习俗，而不是作为武器，其制度是“从中制外之教”“素皇内帝之法”“与神明体正之术”等等，其政权之牢固“世世不可夺”“与天地存久”。这种神权国家，虽然可以消弭内部的利益纷争，但由于没有军队，根本不能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

　　古蜀国退化到“神国”时，还产生了毁灭文明成就的行为，三星堆祭祀坑就是一个显著例证。祭祀坑的地层年代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二期)，一号祭祀坑器物的年代约在殷墟一期，对应于柏灌王神化毁器;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武丁时期)范围内，对应于鱼凫王神化毁器。没有“化去”的蜀民继续留在古城生活，创造了三星堆四期即十二桥文化遗存。

　　“神化”时被毁掉的不仅是物质成就，还有祖先祭祀等宗教信仰。鱼凫朝末期，随着鱼凫王及其臣民皆“神化”，祭祀神主被集中淹没起来，聚落城邦失去了精神支柱，古蜀国的三代盛世就此结束了。新出现的“杜宇—开明”王朝，与先蜀三代没有血缘关系，完全是另一个新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