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说唱文学研究的成就、困境及其出路

　　新时期以来，说唱文学研究持续升温，说唱文学 ( 曲艺) 通史、概论类著作不断涌现，有关各门类说唱文学渊源流变、思想内涵、美学特质、地域特色等多角度综合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海外学者对说唱文学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少数民族说唱文学也被纳入研究视野，说唱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本文源自文学遗产 发表时间：2020-11-15 《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与几代学者共同前进，许多老一辈古典文学专家都视本刊为最可靠的朋友，常将他们的得意之作首先投给本刊;而年轻一代优秀学者，也以在本刊发表其处女作而倍感光荣。本刊将继续加强与老中青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学术交流与联系。

　　文献整理方面，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部大型的说唱文学目录和作品总汇，如首都图书馆编 《清车王府藏曲本》( 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版) 等; 其中更有一些集大成式的文献总目和全集，例如，黄仕忠等编纂的 《子弟书全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就是很见功夫的力作。现存于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的俗文学资料，在曾永义教授的主持整理下，2001 年起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以 《俗文学丛刊》之名影印出版，其中宝卷、平话、子弟书、弹词等说唱文学共计一百三十余册。

　　这一阶段，说唱文学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衍生出文学史、社会史、曲艺史等多个视角。

　　1. 文学史视角。文学史视角是伴随说唱文学研究的开展而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是说唱文学研究的主流。它将说唱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补充，充分肯定其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力图洗清千百年来强加于它的 “庸俗”“粗劣”的污名。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大多集中在文学成就较高的弹词、子弟书和聊斋俚曲上。例如，女作家弹词研究就是从那些仅供案头阅读的作品出发，关注点在于弹词作为叙事文学的特质、作者的女性身份以及闺阁情感和经验的表达，代表作有胡晓真 《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鲍震培 《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等。

　　2. 社会史视角。社会史视角近年来经常被用在说唱文学研究中。唐力行主编的 “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就是采用社会史视角进行评弹研究的典范，它以评弹为切入口来观察江南的区域社会历史，考察评弹与江南社会之间复杂而紧密的联系。另外，许多论著也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子弟书和清代旗人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既丰富了清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资料，也为子弟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 曲艺史视角。曲艺史视角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昆等主编的 《中国曲艺概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中国曲艺通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等。《中国曲艺概论》的侧重点在于 “曲艺”的概论，分为 “曲艺本质论”“曲艺文学论”“曲艺音乐论”“曲艺表演论”“曲艺民俗论”，强调的是说唱文学 ( 说唱艺术) 的综合属性。《中国曲艺通史》的着眼点在于曲艺的历时性演变，从 “古代说唱对曲艺的孕育”，一直论到民国时期 “曲艺形式的不断扩大”，认为明代是古代曲艺向近现代曲艺转化的关键时期。

　　新时期以来，说唱文学研究者的数量有了快速的增长。许多博士、硕士论文以说唱文学作为选题，大批年轻学者加入到说唱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来，并取得了很多高质量的成果。这些学者将是未来说唱文学研究领域稳定的主力军。

　　另外，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作为与 “非遗”关系密切、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的原生态说唱文学的研究也水涨船高。许多学者积极从事 “非遗”类说唱文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在道情、宝卷、评弹等说唱文学样式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值得注意的，还有对白族、侗族、赫哲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说唱文学样式的研究。研究者将研究视野拓展到说唱文学与民族性叙事传统之间的关系上，探讨其中蕴含的独特民族文化因子，以及汉族文学在体裁、内容和表演形式等多方面对少数民族说唱文学的巨大影响。

　　在列举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说唱文学研究目前仍然存在许多困境和不足，需要做进一步的突破和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出版的文献资料尚不充分、不均衡，同时又存在重复出版现象，不能全面反映各类说唱文学的整体面貌，无法满足深入研究的需要。目前虽然有几部大型的说唱文学文献集成，但主要集中于变文、弹词、宝卷、鼓词和子弟书上，其他的说唱文学门类，如词话、莲花落、平话、道情、时调小曲等文献整理并不充分。与汉族说唱文献相比，少数民族说唱文献搜集整理稍显薄弱; 海外散佚说唱文献的搜集整理还有较大空间; 与传统经学典籍和诗文、小说、戏曲的数据库建设相比，说唱文学的数据库建设还刚刚起步，不利于便捷地检索和利用基本文献。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重学术研究轻资料整理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是目前所有学科文献整理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科研评价中资料整理所占的权重过轻，琐碎繁重的工作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难以让研究者倾情投入，同时要归因于说唱文献资料较为零散，除了独立成型的专书，还大量散见于史传、诗文、小说、戏曲、笔记、方志和宗教典籍中，收集整理存在较大难度; 少数民族说唱文学限于语言和地域等因素，收集整理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词话、道情、莲花落等门类与弹词比起来，缺少形制大、成就高、影响广的作品，读者的关注度较低，很难引起整理者的兴趣。

　　二是重复研究的问题严重。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某几类说唱文学样式和几部重点作品上，材料运用颇多雷同，观点论述新意不多。在研究广度上不能开疆拓土，在研究深度上不能长驱直入，常常止于就事论事，说唱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美学特质不能得到充分地揭示和阐发。学术专著多是史论、概论式研究，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浅尝辄止。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门类相比，说唱文学研究的论文较少发表于有影响力的学术名刊，被二次转载复印的几率非常小，这既和说唱文学受关注度低有关，研究成果陈陈相因、质量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研究视野狭窄的问题仍然存在。目前说唱文学研究很少体现出研究方法的革新和新理论的运用。这方面，海外学者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性别文化”“大众文化”“口头传统”“族群认同”等理论被运用到说唱文学研究中，并取得了一些富有新意的成果。但是这些新理论多用于西方学界最为关心的弹词、宝卷、子弟书等少数几个说唱文学门类，令人耳目一新之余，其分析论述与中国说唱文学和中国文化是否相合还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文献的积累和整理都是基础，这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在现有基础上，各个说唱文学门类的 “总目”和文献集成的编纂工作应该继续推进下去，以篇目完备和点校精严的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夯实基础，既可以做断代、地域、门类和专题性的文献汇集整理，如路工编 《梁祝故事说唱集》( 上海出版公司 1955 年版) ，傅惜华编 《西厢记说唱集》( 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关德栋、李万鹏编 《聊斋志异说唱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胡文彬编《红楼梦子弟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等; 又要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勇气，集中力量完成一些系统和完整的大型说唱文学文本和研究资料的汇集。这方面，很多学者已经做出了令人尊敬的重要成就，也有很多学者正在从事这方面的课题研究，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要充分利用当前各地 “申遗”的热潮，将少数民族说唱文献的搜集整理纳入其中，使得这一工作在人员和经费上有充足的保证。海外说唱文献的搜集除了有赖于海外说唱文学研究者的努力，中国学者也应利用海外访学和交流的机会充分访求，这一部分文献将成为现有说唱文献总集的重要补充。

　　说唱文学研究应该树立 “俗文学”的观念，拥有 “跨文化”的视野。说唱文学作为 “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小说、戏曲等其他俗文学样式有着类似的产生环境和发展历史，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借鉴和改编的关系。例如，唐传奇 《莺莺传》一变为 《西厢记诸宫调》，再变为元杂剧《西厢记》，再变为各种形式的说唱文学。一般来说，是先有说唱文学在民间传播，渐渐踵事增华，被文人改定为小说和戏曲，进入书斋、登上戏台。等到一部小说或戏曲取得巨大成功后，其精彩的片段又会被改编成各个说唱文学门类，去寻找适合它的读者和观众。清代的平话和子弟书，取材于戏曲和小说者，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最著名的子弟书作家罗松窗、韩小窗，所作几乎全从小说戏曲中来。同一个故事题材，在说唱文学和小说、戏曲中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这种不同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是需要深究的。因此，对说唱文学的研究离不开以其他俗文学样式作为参照，对说唱文学故事发生、演变、传播以及深层成因的探讨应该始终坚持 “俗文学”的研究视野。纪德君 《在书场与案头之间——— 民间说唱与古代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年版) 、范丽敏 《互通·因袭·衍化———宋元小说、讲唱与戏曲关系研究》( 齐鲁书社 2009 年版) 等都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作为俗文化的产物，说唱文学与商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娱乐文化和大众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的 “曲艺”，更是深深地植根于俗文化的土壤中，随着俗文化的脉动而上下沉浮。从 “跨文化”的角度，探讨说唱文学的俗文化内涵以及说唱文学与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角度，也是介入当下，实现学术研究现实关怀的需要。这就要求说唱文学研究者有跨学科研究的雄心壮志和宽广视野，举凡历史学、政治学、艺术学、民俗学、宗教学、传播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都可以同说唱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方面的成果越来越多了，例如李小荣 《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郭晓婷《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等。这应该成为今后说唱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说唱文学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要求说唱文学研究树立 “俗文学”的观念，拥有 “跨文化”的视野，并不是新鲜事，这其实是早期学人共同的治学特点。活跃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掀起说唱文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 “俗文学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郑振铎、赵景深，主要成员有冯沅君、孙楷第、阿英、傅芸子、傅惜华、王重民、钱南扬、吴晓铃、叶德均、关德栋等，其治学特点就是，在 “俗文学”的观念下，将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神话、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融为一体。“俗文学派”在其主要学术阵地———六种 “俗文学”周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既有传统的考证研究和内容分析，又大量借鉴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如比较研究、类型研究等。季羡林 《一个故事的演变》( 《中央日报·俗文学》1948 年 9 月 14 日) 、关德栋 《略说 “变”字的来源》( 《大晚报·通俗文学》1947 年 4 月 14 日) 等文章都体现出宽广的学术视野。

　　在文学文本研究之外，还应加强说唱文学的综合研究。与作品相关的说唱艺术的群体组织、表演形式、表演效果等都应该被纳入研究视野，这是回到说唱文学现场的必经之路。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有深厚的学养，还必须有甘做冷板凳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艰苦付出。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例如，车锡伦先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在宝卷研究上持续深耕，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从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入手，辅以艰苦的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 《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台湾学海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宝卷总目》(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信仰·教化·娱乐——— 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 台湾学生书局 2002 年版) 等著作。他宝卷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中国宝卷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从宝卷的渊源、分类、演唱形态、信仰特征、教化作用等角度对不同地域的宝卷作了综合研究，极其厚重扎实。该书曾获得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学术著作奖和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 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成为宝卷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车锡伦先生数十年来艰苦卓绝、上下求索的宝卷研究历程，足以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从 20 世纪说唱文学研究兴起之后，它一直被作为俗文学之一类来探讨，有关说唱文学理论的总结和提炼并没有受到重视，至今未见有关说唱文学理论的研究著作，这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戏剧理论大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严重影响说唱文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虽然与小说、戏曲同属于俗文学范畴，但说唱文学毕竟有其特殊性。其实，与古代说唱文学创作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些并不成体系但对说唱文学创作和演出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表述。例如，清嘉庆年间顾琳的 《书词绪论》( 关德栋、周中明编 《子弟书丛钞》 “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就是研究子弟书的著作，它着眼于子弟书的内容、主题和表演等多方面，提出了子弟书要 “善能法古”的原则，从 “立品”“脱俗”“传神”等方面对子弟书的艺术性提出了高标准，对子弟书的规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嘉庆道光年间的 “评弹前四家”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不但弹词的演唱水平高，而且他们为弹词唱腔和表演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陆瑞廷借鉴画石的 “瘦”“皱”“漏”“透”“丑”五诀，提出了 “理”“味”“趣”“细”“技”五字，要求弹词艺人在贯通、耐思、解颐、典雅、工夫上躬身实践。传奇大书中有 “四梁八柱”“雨夹雪”“提闸放水”“搭桥过沟”等独特的间架结构，有 “连环扣”“鸳鸯扣”“子母扣”“阴阳扣”“风火扣”“人情扣”等组织悬念 ( 艺人们称为 “关子”“扣子”) ，具有鲜明的特色。可以说，不同的说唱文学门类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专用名词，有各自独立的批评标准，甚至同一门类的不同派别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为了吸引听众、竞争市场而在声腔、表演上不断丰富发展。如何在俗文学的理论体系内，归纳和提炼说唱文学理论的特质，开展说唱文学创作、表演、传播理论的研究，进而建构说唱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为当今的曲艺创作和表演提供借鉴，应该引起说唱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总结研究得失、评述各阶段研究特色的说唱文学学术史研究也应被提上日程。目前不但说唱文学学术史著作阙如，连相关论文也不多见。新时期出版的古代文学研究史著作中，提到说唱文学之处亦不多。可以说，除去初创时期，说唱文学研究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最热点，它的独特属性使它没能像 《水浒传》研究和 《红楼梦》研究那样一度成为思想界的风向标。即使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陈寅恪和郭沫若两位大学者对 《再生缘》的研究，也仅是一时轰动而已。但是，这百年来的研究足以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评论和借鉴的资源，总结说唱文学研究产生、发展、嬗变的历程，分析它在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研究特色，摸清家底，厘清门径，对于我们今天的说唱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挖掘并定能探宝的学术空白点，也是说唱文学研究的一个难点。说唱文学学术史研究，需要大量占有资料，并具有很强的宏观把握和条分缕析的能力。这种研究不妨从单个说唱文学门类的学术史总结，或是从说唱文学研究名家入手，循序渐进，以窥全豹。

　　从 20 世纪初敦煌藏经洞中说唱文献重现人间、说唱文学研究正式发轫算起，中国说唱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如何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寻找到突破困境的良方，踏着前人的足迹再出发，将成为每一位说唱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