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隐逸拒征过程的激烈化及其诠释

　　摘 要：康熙十八年(1679)，三藩未平之际，清廷举行了博学宏词科举试，网罗众多山林隐逸，舆论称之为清廷一大盛事。文中所谈及的李颙(1627—1705)即是当时清廷的重点网罗对象之一。在其被征召期间，一场稽古右文的盛事竟演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威逼。通过分析威逼与受威逼者各自的原因可知，双方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动这场征召进入一个不可回旋的境地。清廷一方的施暴来源于当时平三藩的大背景影响，长期在隐逸征召中的被动局面，以及在具体执行中采取的粗暴手段。而通过对李颙一方的观察可以发现，李颙的拒荐中其实存在着一种话语模式，而这种话语模式并不孤立存在，它也体现在其他隐逸的拒荐行为中，而这种话语模式的产生实际上是受整个遗民交友圈的影响。

　　关键词：博学宏词科 李颙 遗民 话语模式 遗民交友圈

　　《历史教学》上半月(中学版)(月刊)是由天津市新闻出版局主管、天津古籍出版社与历史教育社主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刊物。

　　关于康熙博学宏词科的研究，过去基本集中在此次举试的政治方面，多数观点仍延续孟森先生几十年前的论述。研究者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开设博学宏词科的清廷一方，而对被征召一方的关注却显得不足，尤其是对参与者个人的考察十分少见。1个人层面研究的缺失会使得对此次事件的观察失去一种透彻感，因为仅从官方的文辞中难以接触到事情的真实细节。在这场康熙年间举行的鸿博之试中，李颙本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官方对于他的描述却只有寥寥几笔——“因病未赴试”。通过检视李颙与友人的来往书信，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征召实际上险象环生。官府的行为如“抬验”“刺股”，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荐举征召的范围。从常理讲，荐举应当具有“稽古右文”的宽仁和“礼贤下士”的谦逊，但在对李颙的征召过程中却只见威逼而不见礼遇，并且展现出了各方的博弈。而梳理其具体的过程，并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即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标。

　　一、李颙的被征经过

　　審视李颙在康熙十七年(1678)的征召经历时，必须要注意到一个事实：李颙的被荐其实是康熙十二年(1673)荐隐逸之继续。在李颙的回忆中，也将这两次举荐联系在一起1。康熙十二年，清廷大员鄂善主政陕西，有意修复当地历史悠久的关中书院。李颙作为关中地区大儒，鄂善对他的名声早有所闻，并屡次约请李颙主讲关中书院。李颙答应鄂善所请，破戒入城讲学。鄂善素知李颙风骨，但又基于自身职责，于当年七月向朝廷秘密举荐李颙，称其“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学术经济，实旷世之遗才”2。九月初李颙得知此事，随即致信鄂善推辞。十一月，陕西督抚督促李颙就道，李颙以疾辞。次年四月，朝廷有旨再次征召，政令下达责令地方起送3，李颙再次以疾病回绝。知府充耳不闻，甚至严刑拷打为李颙作证的邻居和医者，且“府转详到司，司催促愈急”4。七月，府司执意验视。八月，李颙被抬至书院验视，“抬验”这一羞辱性局面至此造成。府衙以“股痹回司”，有司欲以锥刺其股以验真假，当时幸有参戎张梦椒为之营解，李颙得以避免皮肉之苦5，仍逼迫启程。九月，府衙再次差遣官吏前来催促，李颙长子以归置行李为由假意应允，有司允许归家。归家后，李颙再次以疾笃上呈官府。县令高宗砺惧怕累及官位，竟使人将李颙抬床就道，行至城南兴善寺。李颙脱身无门，只得引刀自刺，方使当局打消了主意，然而“自是每年檄司行县查催”6，待疾愈继续上道。直至康熙十七年，举荐成为一道正式诏令，谕令京内京外官员各举所知。李颙被兵部主政房廷桢以“海内真儒”荐。吏部具题，令督抚起送，而司府又责成富平县府督催。李颙再次以疾辞，长子多次前往府衙求情，均不能奏效。当时“催檄纷至，急若星火”7。府尹甚至手札责备县令郭九芝有意包庇，提职揭参。当局不顾李颙意愿强行抬床就道。八月初一，经过临潼。九月初二日，到达雁塔。九月初六，督抚再次催促启程。府尹率咸阳令、长安令轮番上阵劝说，且委派幕僚率官吏昼夜督催，当时友人李因笃也劝其明哲保身，李颙开始绝食。周有德为李颙在总督前求情，答复却十分冷硬：“自癸丑被征以来，年年代为回覆，兹番朝廷注意，不便再覆”8。并再次逼迫催促，甚至以违旨威胁李颙。李颙已有赴死之志，交代长子后事，并绝食五昼夜，最后才使当局放弃逼迫9。至此，李颙终于躲过此次网罗。观察此事的前后经过常使人不解，一个抡才大典竟会演变成一场充满危机的逼迫，险些让被荐者赔上性命。事情需要综合来看，其实威逼与被威逼的双方似乎都以各自的方式推动这场征召进入一个不可回旋的境地。

　　二、导致清廷施暴的因素

　　清廷一方作为施暴者，在整个催征过程中似乎萦绕着一种非常急躁的情绪。吴怀清在《二曲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解释：当年的陕西官员自总督到知府都是满人10。字里行间似乎暗示：正是满人官员的粗暴执行才使李颙受尽折磨，但事情未必那样简单，在清廷方形成的这种焦躁情绪，还得考虑鸿博征召在当时所处的环境。

　　(一)平三藩战事的阴云

　　首先征召与当时清廷平三藩战事有关。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11，以恢复华夏衣冠为口号。反清斗争此时尚未完全平息，吴三桂以此为旗帜，对于有心之人亦是一种试探。况当时确有遗老参与其中，如屈大均即是一例。翻阅那时遗老们的诗句，似乎也在隐约表达某种期待。有学者认为，在三藩之乱时期，顾炎武就有些别样的想法：“秦政灭六国，自谓过帝皇。岂知渔阳卒，狐鸣丛祠旁”，似有以秦比清，以吴三桂比陈涉之意;“甲兵岂不多，人人欲从乱”，似乎在暗示吴三桂叛清之火可以燎原1。而在吴三桂反清期间王夫之的行为也颇令人寻味。相关研究表明，当时他与吴三桂的属下可能有来往2。如此一来，清廷不仅要应对前线胶着的战事，也要警惕着背后的不稳定因素，清廷第一次征召之急躁似乎可以解释。康熙十七年也是重要的一年，此年吴三桂身死，战事进入一个转折阶段，在此时进行博学宏词征召，其意义深远。孟森先生认为此举意在消弭士人隐世之心为清廷所用。从当时鸿博举试的相关录取数据来看，此次安抚的重点在江南地区3。即便是在整个平叛战争中，清廷也对江南格外重视，其经济之富庶历来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地。更何况，江南反清斗争一向激烈和持久。这也就是清廷在战争进入尾声时举行荐举，以及鸿博荐举地域上重点偏向江南的原因。由此可知，无论是康熙十二年的荐隐逸，还是康熙十八年的博学宏词科举试，两次举荐都笼罩在平三藩的阴云中。平三藩的的行动从战略上看是整体的，但在执行中却又是具体的。每项谕令的颁布与执行都服务于“平定”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