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视角下父母与智障子女心理健康的关系

　　摘 要: 基于秦巴山区的调查，分析智障家系心理健康的代际传递特点，从社会支持视角探讨智障家系负性心理健康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研究发现: 智障家系父母及子女心理健康水平低下，智障患者总体社会支持不足，对支持的利用度与主观体验相对较差。智障家系父母低下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较大效应量传递给子女，但子女的社会支持可以缓冲或阻断这种负性影响。从心理健康角度提出的健康扶贫对策有: 以父母作为心理健康帮扶的重点人群，以提升智障子女对外部支持的利用与情感体验水平为教育内容，以精神卫生工作者为主体建立多层次的基层干预网络。

　　本文源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3-08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13年，是我国高校办刊历史为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学报之一。本刊主要发表具有高理论价值和学术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旨在促进科学文化发展和交流。

　　关键词: 智力障碍; 代际传递; 心理健康; 社会支持

　　一、研究背景

　　在精准扶贫全面决胜背景下，相对贫困人口的持续化解仍然是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已有研究表明，智障儿童在情绪、主导活动、人际适应等心理健康领域水平低于正常儿童[1 - 2]。青春期的轻度智障学生表现有明显的孤独感、自责、恐怖等心理健康问题[3]。在向成年的过渡时期，青年智障者的心理健康障碍发病率较高[4]，约是普通人群的 2—3 倍[5]。由此可见，智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于从儿童期到成年期成长的整个过程之中，因而，对影响患者心理健康发展的长期负性效应因素与作用机制的探讨，对该特殊群体从心理健康角度进行健康扶贫的方案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家庭是影响智障儿童心理健康的生态系统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6]，父母作为儿童期主要抚养人以及成年期的主要照顾者，其心理健康状况颇受关注。调查显示，智障儿童父母心理健康水平普遍较低[7]( P588) ，成年智障家庭照顾者容易出现多种身体与心理问题[8]。那么，父母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对智障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直接影响，其阻断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要关注的主要内容。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 父母心理健康与智障子女心理健康的代际传递

　　代际传递是指父母的能力、特征、行为、观念、发展结果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9]。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心理健康具有代际传递性[10]( P724) 。观察学习理论认为，儿童能观察、模仿父母对环境刺激的恐惧、忧虑反应，进而习得类似的行为表现[11]; 社会参照理论也指出，在模糊、陌生等不确定情境中，儿童会参照父母的反应对刺激做出反应[12]。对焦虑[13]( P21) 、抑郁[14]( P511) 等负性心理的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的焦虑均能直接预测儿童焦虑; 母亲抑郁是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关键因素，并且这种传递有可能涉及由外祖母、母亲与子女三代之间的传递影响。同时，对希望[15]、主观幸福感[16]等积极心理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父母的希望水平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希望，母亲的主观幸福感可显著正向预测子女主观幸福感。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到一般儿童消极心理与积极心理的代际传递，但是，以智障儿童为对象的研究还较少。少数关于父母心理健康对智障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虽然显示了父母心理健康程度对 CBCL 量表检测的智障儿童行为问题总分有较好的预测力[17]，但 CBCL 量表除了总分外，还包括有外向性行为问题以及内向性行为问题，而现有研究还不能完全说明父母心理健康对智障患者各类心理行为问题的预测效应。因此，本文综合以往对智障患者及其父母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结果，以及一般儿童心理健康的代际传递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智障家系父母及其智障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家系;

　　假设 2: 父母心理健康水平对子女心理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但两类家系传递效应不同。

　　( 二) 父母心理健康与智障子女心理健康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

　　对智障者心理健康的干预，不仅要关注父母心理健康的长期负性影响效应，更要关注能直接阻断或缓解这种不良影响的保护因素。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些支持能减轻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18]。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一般通过两种理论模型加以解释: 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能直接保护个体免受消极情绪的困扰[10]( P725) ; 压力 - 缓冲模型认为社会支持能缓冲压力对个体发展的不良影响[19]( P283)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证实，例如，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个体应对潜在的痛苦事件[20]，家庭支持可以缓解压力对抑郁的负面影响[19]( P283) ，教师与朋友的支持对留守儿童焦虑的代际传递具有保护作用等[10]( P729) 。对于智障患者而言，虽然缺少社会支持可能也是智障者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21]，但是，是否智障子女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父母负性心理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仍然不清楚。本研究将以智障家系为被试，以正常家系为对照组，考察子女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智障家系子女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下; 假设 4: 子女社会支持可以缓冲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缓冲模式随调节变量和子女类别而不同。综上，本研究旨在了解智障家系父母及智障子女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状况，探索父母心理健康对子女的预测作用，以及智障者的社会支持对父母负性心理影响的缓冲作用。同时，从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出发，对贫困山区智障青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指导。

　　三、数据来源与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1) 智力障碍家系样本。包括 49 名轻度智障青年( 男性 22 人，女性 27 人; 22—33 岁) 及其 49 名父母( 男性 24 人，女性 25 人; 46—71 岁) ，是从项目在陕西省秦巴山区跟踪研究队列中挑选出来的。最初由柞水县调查区诊断出的 106 名于 1984 年至 1998 年出生的 0—14 岁智障儿童组成[22]( P511) ，以及以智障儿童为先证者建立的 215 个核心家系组成[23]( P597) 。项目持续跟踪调查了智障儿童智力、身体、心理健康等状况，以及父母身体、心理健康、家庭经济等状况。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9 年随访时收集的数据，为了排除中重度患者对调查项目主观报告的偏差，仅选取了轻度患者调查数据。

　　2) 智力正常家系样本。包括 50 名智力正常青年( 男性 18 人，女性 32 人; 22—34 岁) 及其 50 名父母( 男性 27 人，女性 23 人; 44—70 岁) ，是从项目跟踪研究队列中，按智障儿童的年龄、性别、居住村组基本匹配的对照样本。

　　二) 数据收集方法

　　1) 智障诊断。智障患者为跟踪研究队列中的对象，最初在婴幼儿、儿童期诊断方法: 社会适应行为评定采用国内修订的 SLPS 量表( 1988) ; 智力测验 0—3 婴幼儿用 Gesell 量表( 1981) ，4—5 岁、6—14 岁儿童分别用韦氏幼儿智力量表( C-WYCSI，1992) 和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C-WICS，1993) [22]( P512) ; 按 WHO 智障诊断标准并结合临床医生的行为观察与检查结果进行确定。跟踪调查时，对成年患者用龚耀先编制的《成人智残评定量表》进行了评定[23]( P597) 。

　　( 2) 心理健康评估。采用 Goldberg 于 1979 年编制的 12 项一般健康量表( 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 [24]( P356) ，该量表条目较少，填写便捷，适合山区使用。具体计分时，为了与其他变量测量方向一致，对 12 道题目采用 4( 从不) —1( 经常) 的计分方法。得分范围 12—48 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量表在父母与子女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 74 和 0. 73。

　　3) 子女社会支持评定。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25]，包括 10 个条目的总分，以及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分数。得分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 95、0. 92、0. 73、0. 69。

　　4) 研究程序。调查的主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经统一培训合格后担任。对分布在 4 个乡镇 16 个行政村的调查对象逐村逐户走访，在家者采用现场调查，外出打工者采用问卷星调查。具体调查时，文化程度较高者，现场与问卷星调查均由自己填写; 轻度智障以及文化程度较低者，现场调查时，由主试读题，记录被试回答结果。

　　四、实证分析

　　( 一) 智障家系父母及子女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

　　从表 1 可以看出，两类家系父母之间以及子女之间的心理健康水平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智障家系显著低于正常家系( p < 0. 001，d = 0. 69; p < 0. 05，d = 0. 40) 。子女社会支持中，除客观支持维度差异不显著外，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表现出智障碍家系显著低于正常家系( p < 0. 001，d = 0. 46; p < 0. 05，d = 0. 45; p < 0. 001，d = 0. 69) 。各项有差异性项目的效果量均大于 0. 14，按 Cohen ( 1992) 提出的标准，属于效果量较大[26]。假设 1 成立，假设 3 部分成立。

　　上述结果所反映的秦巴山区智障子女及其父母心理健康水平均低于正常人群的现象，与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智障子女低下的心理健康状态，可能受限于其自身的多种并发性功能障碍[27]，也可能来自父母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而父母的心理健康问题除受自身功能状态因素影响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对患者的照顾压力[7]( P588) 。目前，国内对农村地区智障青年的社会支持研究还较少，上述智障青年与正常青年社会支持的差异特点，说明了随着残疾人社会保障以及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智障患者在物质支持上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对支持的利用以及感受到的支持还相对不足。

　　( 二) 父母与子女心理健康的代际传递作用

　　以子女心理健康得分为因变量，父母心理健康得分为自变量，从表 2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总体家系、智障家系与正常家系父母心理健康均可显著预测子女心理健康，预测系数分别为 0. 759、0. 828、0. 590 ( p < 0. 001) 。采用公式 Z = ( Zr1 - Zr2 ) /{ [1 /( n1 - 3) ]+[1 /( n2 - 3) ]} 0. 5[28]，对智障家系与正常家系的回归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其预测系数差异显著( Z = 2. 446，p < 0. 05) 。进一步分析可知，智障家系子女心理健康可由父母心理健康的 68% 进行解释，正常家系子女心理健康可由父母心理健康的 33. 5% 解释，智障家系传递效应大于正常家系。综合表 1 结果，说明了智障家系父母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较大的效应量传递给了子女。假设 2 成立。

　　目前，对负性心理代际传递研究的对象人群还少有涉及智障患者。本研究对心理健康的评估采用了 GHQ-12 量表，尽管对该量表结构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尚无定论，但 Graetz( 1991) 提出的该量表焦虑/抑郁、社会功能低下和自信心丧失三个维度已得到较多研究的支持[24]( P355) 。因此，上述智障家系父母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较大的效应量传递给了子女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现有对焦虑[13]( P21) 、抑郁[14]( P511) 等负性心理代际传递研究结果一致。

　　( 三) 子女社会支持在心理健康代际传递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1) 总体家系样本的检验。使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29]，分别考察子女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健康代际传递中的调节作用。在分析社会支持总分时，以社会支持总分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各维度时，以一个维度分数作为调节变量，其余两个维度作为协变量，进行 5 000 次 Bootstrap 迭代估计。表 3 结果显示，父母心理健康与子女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之间交互作用显著( t 值分别为 - 4. 58，- 2. 17，- 4. 25，p < 0. 05 或 p < 0. 001) ，与支持利用度交互作用不显著( t = - 1. 72，p > 0. 05) 。

　　进一步对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将高于社会支持各测量指标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定义为 “高社会支持状态的子女”，将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定义为“低社会支持状态的子女”。结果发现，在高社会支持总分、高客观支持以及高的主观支持子女中，父母心理健康对子女心理健康影响较弱( β 分别为 0. 480，0. 631，0. 512，p < 0. 001) ; 而在低的社会支持总分、低客观支持以及低主观支持子女中，父母心理健康对子女心理健康影响较强( β 分别为 1. 089，0. 905，1. 094，p < 0. 001) 。即子女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父母心理健康对其影响越小，反之，子女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少，父母心理健康对其影响越大。

　　2) 不同家系样本的检验。不同家系子女社会支持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智障家系表现出了与总体家系样本相同的特点( 见表 4) ，父母心理健康与子女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仍然显著。正常家系父母心理健康与子女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仍然显著，但与客观支持交互作用不显著( 见表 5) 。

　　上述结果说明了子女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但保护模式随调节变量和子女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首先，在总体家系、智障家系和正常家系中，父母心理健康代际传递均受到社会支持总分的调节，与留守儿童的焦虑代际传递受到教师、朋友支持的保护作用基本一致[10]( P729) 。表明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缓冲父母负性心理健康对智障子女的消极影响。其次，智障家系与正常家系共同表现出了子女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代际传递的保护作用，与国内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的增加能有效提高残疾人心理健康水平的结果相似[30]( P85) 。主观支持或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体验到的或情感上感受到的支持，对于智障青年与正常青年而言，外部支持只有真正被感受到，走进其内心深处，才能对调节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产生重要影响[30]( P90) 。再次，尽管智障子女与正常子女的客观支持无差异，但仍然在智障家系心理健康代际传递中具有缓冲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智障者受自身劳动与生产能力的限制，心理上对家庭与政府提供的经济支持依赖性大，因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更强。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结论有: ①秦巴山区青年智障者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下，可能影响其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水平; ②青年智障者总体社会支持不足，社会支持各维度不平衡，客观支持较好，支持利用度与主观支持相对不足; ③智障家系父母低下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较大的效应量传递给了子女，但智障子女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可以缓冲这种负性影响。本研究结果将对在贫困山区从心理健康角度开展智障家系人群健康扶贫工作提供如下指导:

　　首先，鉴于贫困山区智障家系父母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并以较大的效应量传递给患者子女，因而智障者的父母应该是心理健康帮扶的重点人群。目前，国内对智障儿童父母的照顾负担调查结果显示，其照顾负担表现有经济负担、社会歧视、身心俱疲、耻辱感等多项综合特征[7]( P588) ，因而对心理健康的帮扶也应该建立多维度、综合性的帮扶方案。具体为: 由专业的精神卫生工作者为其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服务，由政府提供经济支持，改变目前对智障患者社会政策“一刀切”式的现状，依据家庭照顾者的特殊需求分类制定不同的政策法规，包括加大重度智障患者的生活和照顾补贴，将轻度患者也纳入补贴对象范围等措施。

　　其次，鉴于智障青年在社会支持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对支持的利用度较低，对政府支持的主观感受不足，因而今后帮扶的内容重心应该聚焦在对此两方面的教育。具体为: 精神卫生和社会工作者，从主观心理层面出发，除了对患者进行心理与情绪问题干预外，同时要引导其积极主动关注和利用外部支持，并以感恩行为回馈提供支持者。此外，从支持来源创新层面出发，要引导智障青年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获取更多、更新的外部支持资源。在此方面，当地政府应为智障患者及其家庭成员免费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

　　最后，目前，我国在贫困山区对特殊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处于空白。本研究先期在贫困山区已经探索出了对智障儿童实施干预的“分散式家庭巡回干预方式”[31]，建立了由心理学专业技术人员与当地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妇女充当巡回教师的业务实施体系，以及由专家组、乡镇行政实施人员、联络协调员、巡回教师、儿童监护人等构成的 5 个层次组织管理网络[32]，这些模式将对在贫困山区开展特殊人群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