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发展动向

　　在印度学界，受研究资金制约等因素影响，与理论研究相比，大学及智库更重视开展对策研究。在这一大背景下，印度国际关系理论虽然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并产生了一系列派别，但在国际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仍有待提升。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建山， 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表时间：2021-08-12

　　印度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

　　长期以来，印度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考底利耶的古典现实主义、以阿育王的“大法”思想为代表的古典理想主义、以印度教的非暴力思想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以尼赫鲁主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兼理想主义、以古杰拉尔主义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兼现实主义和以莫迪主义为代表的当代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

　　考底利耶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考底利耶作为印度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政事论》中从世俗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和判断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现象。美国学者罗格·博斯柯(Roger Boesche)认为，考底利耶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政事论》通过世俗政治观的运用，点明了改进本国实力要素、削弱敌国实力要素的主旨，指出君主哲学的最终目标是“摧毁敌人，保护人民”。君主还须遵循“鱼的法则”，即在一个“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君主若要生存就要成为最强的征服者。考底利耶还为君主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国际体系理论，被称为“曼荼罗理论”，它从国家的地缘政治因素出发，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中心国、盟国、敌国和中立国”这几种类型国家的分立与组合。

　　古典理想主义——阿育王的“大法”思想。如果说《政事论》代表了印度古典现实主义的源头，那么阿育王的“大法”思想则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阿育王在次大陆完成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皈依佛教，依据“大法”(Dharma)实施统治。“大法”是阿育王建立的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 “大法体系”不仅在孔雀帝国时代存在于次大陆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帝国崩溃后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想主义——印度教中的非暴力思想。印度著名民族领袖甘地主要吸收了印度教中的非暴力、和平、仁爱等思想，并与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促成了颇具理想的甘地主义的诞生。非暴力思想体现了道德主义，甘地认为真理是神，非暴力是获寻真理的路径，只要坚持人性中的善，就能战胜或感化一切恶。印度获得独立后，印度面临的现实主义问题和国内进攻性民族主义上升，甘地思想的影响力渐淡。

　　现实主义兼理想主义——尼赫鲁主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追求的理想是在国际正义、自由平等、友好亲善、互相容忍基础上的国际合作与和平，实现人类一家，建立大同世界的远大目标。虽然尼赫鲁外交思想中含有一定霸权主义的因素，但其主流思想仍然是捍卫印度独立与繁荣，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尼赫鲁所推崇的不结盟主义至今仍然影响着印度的对外政策。尼赫鲁的思想兼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特征，一方面为印度设计了远大的理想主义目标，另一方面又积极维护印度对外政策上的现实利益。他认可等级制，主张印度应该是国际体系等级里的世界大国，同时高度重视战略自主。

　　理想主义兼现实主义——古杰拉尔主义。冷战结束后，面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困境，印度政府开始调整南亚政策，其主要标志是 1996 年正式提出的古杰拉尔主义。古杰拉尔主义是印度试图以“不求对等互惠尽可能给予邻国帮助”和“以牺牲中短期利益来换取长期收益”的南亚邻国政策，但并未改变印度试图主导南亚的战略目标。1999 年卡吉尔冲突后，为了打破外交困境，印度重走古杰拉尔主义之路。在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执政后，印度相对忽视了南亚邻国，导致地区影响力有所下降。

　　印度当代现实主义思想的体现——莫迪主义。莫迪主义的主要内容体现为政策目标、基本原则和政策模式等抽象元素的具体化实践，以“印度第一”和实现自身发展作为优先事项，以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维护周边稳定作为战略支撑，以改变互动模式和战略对冲作为战略途径，以制定规范性议程和实现世界大国地位作为战略目标，以印度角色建构和软实力建设作为战略手段。

　　当代印度国关学者的新观点

　　当代印度国关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与历史上的诸多流派相比，整体思想体系的展现不够系统和完整，且影响力和理论创新也远远不够。但这些新观点的提出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印度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动向。

　　在理想主义学派中，白康迪(Kanti Bajpai)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提倡道德包容。传统道德哲学受到甘地、佛陀和阿育王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印度的一批领导人。二是反对殖民主义理论。巴杰派认为，从英国殖民印度时期的情况来看，印度人无法主导其对外政策。英国可能愿意与印度分享内部行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责任，但如果在对外事务上与印度分享，无异于让印度获取独立。

　　在现实主义学派中，乌尔米拉·法德尼斯(Urmila Phadnis)主张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体运作中，种族和国家建设的挑战取决于权力结构的准入和利害关系问题。帕万·库玛(Pavan Kumar)则从人性、国家、战争、军队、国际法、国际干涉等多角度回顾了马基雅维利和康德关于道德的论述，指出马基雅维利讲的道德只存在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则遵循丛林法则。E.斯里达兰(E.Sridharan)着眼于南亚地区合作的双边和多边问题，包括核威慑、少数民族权利、区域一体化和印度教世界观等。

　　在女性主义等其他学派中，迪普蒂·塔芒(Dipti Tamang)曾经简要介绍女性主义理论，从国际安全的视角介绍引入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阐释了国际安全概念，以性别研究为国际关系知识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塔芒主张国际政治同样受性别、种族和宗教等社会实践和结构的影响，但没有尝试推动理论创新，总体上是介绍既有的理论知识。

　　总的来看，当代印度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远远没有历史上的那样璀璨。当代印度学者还缺乏对国际问题的系统性反思，难以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创新。因此，印度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尚处于相对薄弱的初步发展阶段。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印美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合作及中国应对”(JD18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