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逻辑关系

　　摘 要：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是两个联系紧密的概念，理解两者间的关系，要坚持理论、时代与历史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都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但其在空间维度的源头性、伸张性和广延性以及系统维度的结构性、层次性存在差异;从时代逻辑来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原则上呈现出根本性、深层次的内在一致性;从历史逻辑来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诞生与延续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呈现出同源性、同程性以及同构性的特点。

　　本文源自特区实践与理论二〇二一年第四期

　　关键词：深圳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民族精神;逻辑关系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既有同一性也有异质性，两者之间存在普遍与特殊、历史与逻辑、整体与局部的辩证逻辑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1]“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追求卓越”[2] 的新时代深圳特区精神，是深圳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对城市价值体系的多层次、系统性的提炼与总结，属于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生成必然遵循一定的逻辑，这是系统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也是系统得以自适应的重要基础。深刻理解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关系，需要以更加宽阔的理论眼光、更加睿智的时代眼光以及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共生特质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从理论逻辑、时代逻辑以及历史逻辑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一、理论逻辑：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差异性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是两个联系紧密的概念。前者来源于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与建设的创造性实践，是经济特区精神文明成果的集中体现，后者则铸就于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是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精神力量以及精神标识的凝练表达。从广义上而言，两者都属于社会意识领域，是社会架构的上层建筑部分，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决定，同时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对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二者都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但其在空间维度的源头性、伸张性和广延性以及系统维度的结构性、层次性存在差异。(一)空间维度：源头

　　(一)空间维度：源头性、伸张性与广延性的差异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展现了不同的空间特征，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实践重点。“空间” 是物质运动的伸张性与广延性，其特点是三维性。这个“空间”不仅指物理空间，更多强调的是发展空间，呈现为一种“域”，“域”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势”与“能”的发展。受功能定位、战略地位以及客观需要等因素影响，深圳特区精神的“域”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域”有所不同，两者在发展“域”、辐射“域”上的不同体现为源头性、伸张性与广延性上的差异。

　　首先，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在源头性上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依托深圳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探索孕育所形成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富有区域特色的深圳特区精神，在源头上区别于过去 40 年在中华大地上提炼、归纳的立体化、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国改革开放精神。一方面，深圳特区精神在源头上相较于改革开放精神侧重区域性、基础性以及先导性。深圳具有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中间地带，深圳特区精神正是发源于这个中间地带。深圳特区精神的区域性就体现在它起源且内化于深圳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是深圳这一城市在工业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哲学法则与行为逻辑，集中体现在深圳的城市价值取向与内在气质。依托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地位，深圳成为全国“率先试行市场经济的特殊地区”，在税收、外资以及技术等方面享受与其他城市所不同的优惠经济政策，有效且有力地推动了深圳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的发展。“率先” 以及“特殊地区”都暗含了深圳特区精神深层次上的先导性与基础性意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精神在源头上强调全局性、整体性、综合性。改革开放精神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的发展态“势”逐步从中国的东部沿海延伸到西部内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全局性出发，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其根本意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其本质属性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奠定了改革开放精神在形成与发展初期的大历史观与大局观意识。

　　其次，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在伸张性与广延性上的发展“域”、辐射“域”存在差异。就伸张性与广延性而言，两者都在“域”的范围内突破了传统经济、政治等体制的桎梏，逐步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发展下精神文明成果的广度拓展与深度挖掘为旨归，集延展性、发展性以及多元性为一体的场域。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在各个阶段的动态发展，使两者的辐射范围与实践落实不仅仅局限于源头性意义上的空间领域，更延伸至其他场域，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发展以多元契机。尽管两者共同存在发展 “域”、辐射“域”，但其发展深度与辐射广度不同。第一，深圳特区精神“点—片”的发展辐射模式。深圳特区精神作为深圳城市文化的核心与城市发展的灵魂，从改革开放初期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再到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特区精神的内涵在这一历史变迁过程中得到丰富与发展，其辐射范围呈现为由点及片的特征。第二，改革开放精神“点—线—面—体”的发展辐射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改革开放精神的发展态 “势”呈现为：初期的点轴模式，改革开放精神发源于五个经济特区的开创性建立;中期的点轴渐进式扩散模式，改革开放精神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逐步从“点”的培养到“线”的发展，即从经济实力较强的几个经济增长城市“点”渐进式扩散到沿“线”城市;中后期由“面”到“体” 的布局模式，改革开放精神进一步从东部沿海扩散到西部内陆的各个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生态军事等社会各个领“域”、从中国到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以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如“非典精神”、“航天精神”以及“浦东精神”等，全面拓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神的脉络谱系。

　　(二)系统维度：结构性与层次性的差异

　　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影响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系统内部要素的运动而具备结构性和层次性的特征。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分别作为不同系统的要素而存在。改革开放精神与民族精神共同构成中国精神这个大系统，而深圳特区精神不过是作为构成改革开放精神中的一个子系统或子系统中的要素而存在。另外，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在它们各自所属的系统中的功能与作用各不相同。因此，考察二者之间的差异，必须从不同的系统中去考察。

　　改革开放精神作为中国精神中的子系统，是一个全面性、全局性以及战略性的精神文化系统。改革开放精神一般放到中国精神这个系统或更大的系统中去考察，也就是考察作为时代精神内核的改革开放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间的有序配合与良性互动。在系统论视域下，中国精神这个大系统由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或改革开放精神两个小系统构成。而如何弘扬与发展中国精神，使其在两个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中达到一种均衡、协调以及发展的状态，需要回答好两个子系统之间“能否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两个子系统在内在关联中互相作用。民族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是“源”与 “流”、“根”与“叶”的关系，民族精神可以为改革开放精神提供生长土壤与历史底蕴，而时代精神则是牵引民族精神的脉络路径。另一方面，两个子系统在双向互动中融合发展。民族精神在整个谱系运作中，总是与各个历史时期赋予的历史任务相结合，发挥其所特有的激励、教化、动员等作用，更新改革开放精神的内容。同时，任何民族精神都是每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上的积淀，在时代发展历程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赓续传承伟大中国精神。

　　深圳特区精神作为改革开放精神的子系统，是一个协同性、策略性、区域性的精神文化系统。系统结构内部具有鲜明的层次性，能够在明确各个精神系统构成要素的前提下，厘清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层级结构。诚然，考察深圳特区精神也必然涉及中国精神系统，但受限于系统的辐射性、延展性以及层次性，深圳特区精神一般置于改革开放精神中去考察，并不能与改革开放精神作为同级系统直接作用于中国精神，这也是改革开放精神与深圳特区精神系统性差异的重要区别之一。结构性与层次性作为系统结构的内在规定，反映了深圳特区精神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四次提炼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特区精神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是静止的并列陈述与简单堆砌，而是社会系统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发展，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对要素性发展进行扬弃与超越，并统一于“生态位”最高阶与次阶的辩证运动中。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试验区，敢闯敢试的献身精神是系统中的统领性要素，处于“生态位”的最高阶位置。深圳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提出创新是深圳的根与魂，开拓创新的深圳特区精神逐步占据“生态位” 的最高阶。到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追求卓越成为深圳特区精神中起支配作用的系统要素，新时代深圳特区精神与新时代国家的发展步调始终保持一致，在“生态位”的辩证运动中以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以及“干”的作风形成“系统合力”，续写“春天的故事”。

　　二、时代逻辑：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内在一致性

　　时代演进与时代精神的产生、嬗变是人类文明发展同一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者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内在逻辑关联。改革开放的演进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代特征相融合的过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是内在统一于这两个过程的具体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发展特征相结合的精神产物。对于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探讨不能停留于关于历史规律的抽象议论上，必须深入改革开放时代的深处，探讨表象背后起主导作用特殊的时代逻辑与内在规律，着眼于整个时代发展的主体逻辑，才能把握好两种精神之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本问题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原则上的根本性、深层次的内在一致性。

　　(一)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根本问题，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宗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源自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需要，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进行人类解放的实践哲学。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有机结合的产物，实践性是贯穿两种精神的一条主线，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超越以往(旧哲学)“解释世界”的功用，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够在具体的、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变成物质力量并回应根本问题。第二，在实践中接受思维力量的现实性检验。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来源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但两种精神的正确与否还应该回到实践中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证明思维的此岸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两种精神的内在的实践性就在实践标准具体化中进一步凸显出来。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映射了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内在的人民性与共享性。第一，人民性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基本内核。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4] 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就要追溯它的逻辑起点，即“改革为了谁、改革依靠谁、改革造福谁”，这构成了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发展的深层命题。这一根本问题的本质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 可以看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归属逻辑一开始就内嵌于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发展中。第二，共享性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基本思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否则会陷入“贫穷的普遍化”中。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尺度，而人民的发展与自我实现表征着主体人的尺度。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实现社会存在尺度与主体人尺度的协调发展愈发受到重视，社会存在即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决定了社会意识即两种精神的现代化，一个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滕尼斯关于“共同体”意义上的共享成为普遍诉求。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内在统一于共享发展中，其内部蕴含的持续发展与转型升级理念是推动实现更高水准的共享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即时代发展的精髓与精华，要求从最根本、最高度以及最深刻意义上回答时代的根本问题，并反映这个时代多层次、多样化的本质规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作为同一时代的产儿，两者的内在一致性集中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 贯穿改革开放始终最鲜明与最本质的精神实质中。这一精神实质是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中最高层次的“元精神”，即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中本体的、本源的、本因的部分，处于二者金字塔结构的顶层。其他任何具体精神都是从“元精神”中衍生，可以在“元精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来源与根据。另外，“元精神” 集中反映了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内在的统一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冲突性、超越性。黑格尔在对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进行分析时指出， “但另一方面从形式看来，哲学也可以说是超出它的时代，即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6] 反映了时代“元精神”不仅作为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生的内容，同时具有在形式上的超越性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集中体现了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失序性与超越性。这一时代“元精神”指导着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转变为实践形态，将改造世界的理想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破解现实问题的困境。从逻辑起点而言，改革开放是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性与外部性的失序与冲突性问题“倒逼”出来，因此失序性问题是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形成的逻辑起点。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超越性思维坚持思想解放。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基于对未来中国发展与世界形势的洞察，创造性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 首先，解放思想是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得以形成的前提性因素，实质上是一次思想启蒙。没有思想解放这一“批判的武器”，就难以看到当时存在于中国社会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难以超越改革开放前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本本主义” 时代原则，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改革开放，更不可能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何谈在此基础上凝练精华、萃取精神。其次，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扮演社会革命的先导角色，其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地探索改革规律、遵循改革规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旨在实践中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超越任何封闭的、僵固的体系，以此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最后，与时俱进的精神重在运用新的改革方法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根本一致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是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与时俱进的内在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形势，要求他们根据新实情，批判地、革命地做出新判断和新选择。概言之，把握好改革开放的时代逻辑，就要从哲学的高度捕捉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在社会失序中衍生出具有超越性质的“元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原则，才能从一般性、深层性上把握好两者在时代发展上的内在一致性。

　　三、历史逻辑：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同源性、同程性以及同构性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就是两者在一定的历史规律内演化和变迁中所表现出从简单到丰富、从自发到自觉的本质规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诞生与延续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呈现出同源性、同程性以及同构性的特点。要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展现的总体历史布局中把握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之间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就要理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最初历史语境。追溯至中华民族精神这一历史“源”点，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时代中不断丰富发展、富有生命活力的主要表现，二者依托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全过程，在建构主体与理想目标上具有同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宏伟进程中。

　　(一)同根同源：内蕴于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具有同源性，两者的精神内核同根且同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性、和合性和务实性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寓于该民族内部各种成分、要素之间的普遍性，从而具有自我否定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8]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是基于特定时代背景上的价值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中自觉地进行自我否定与自我更新中向时代精神不断转化的成果。两种精神集中体现与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和合精神和务实精神。第一，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创新与变革的民族。从古代汤之《盘铭》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辞到《康诰》中关于“作新民”的表述等中国古代经典著述都可以看出，华夏文明在形成初期就始终蕴含着一种“日新”精神，即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自我革命、破旧立新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中被运用在各个领域，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的创新。第二，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合精神。儒学经典《周易》中提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 包含着以和为贵、兼容并包的和合精神。和合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所谓和合，是指相和谐的事物之间互相交融而产生新事物，同时指称一切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冲突事物之间的一种融合性存在状态。“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思想观念、海纳百川的人才观念、融汇海外的多元文化体系、开放包容的新时代深圳特区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不仅能把既有的合理因素融为一体，而且能够汲取外来优秀文明成果，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达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9]。第三，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民族务实精神。“经世致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显著特质，强调兴邦治国、建功立业的务实精神。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青藏铁路精神，从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思想原则、具体内涵到根本问题，都是对民族生存与国家发展的现实关注，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与解读了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

　　(二)同往同程：铸就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过程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具有同程性，两者的形成发展同往且同程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产生的中国道路上。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发展走到了新的历史关口，经济转型、政治民主以及价值观发展等瓶颈问题汇聚成一个问题，即“走什么道路”。道路的问题始终关系政党事业的成败与否，中国道路并非是从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先验命题，而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是中国人在实践活动与理论创造中成就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第一，认识中国道路首先需要考虑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与批判超越性。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有着内在关联，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下领导主体、理论内核以及价值取向的根本性超越，因此中国道路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与根据时代变化的适应性变革。可见，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现代性与超越性涵育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第二，深刻理解中国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加强领导、维护核心地位，同时大力推进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效，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勇于、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自我批判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传统中。概言之，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共同铸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这种精神、文化的力量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成为驱动深圳发展、中国复兴不断走向成功的文化密码。

　　(三)同向同构：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具有同向性，两者的价值理念同向且同构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中国的现代化发源于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遭遇，属于外发型、后发型现代化，即“刺激— 反应”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发源方式激发了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渴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世界各国关心的话题，更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构筑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意味着古老文明的复归、意味着各种文明的融合，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即是改革开放的主体，也是改革开放的客体，就此而言，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最本质、根本的内涵在于尊重人的本质与顺应人的发展，这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贯穿全过程。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与决定性力量，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镌刻下最壮丽的篇章，开创了蛇口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等，这些先进精神统一于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之中，构成了一幅东西南北中，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发展全貌。可以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面貌，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总而言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与使命，也是深圳特区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初心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