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发表民国时期韩愈研究的新变及意义

　　摘 要：韩学研究经过清代的巅峰阶段后,进入到一个风云动荡、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一方面继承前代优秀成果,一方面不断追求创新,在韩集整理与校注、生平思想研究、诗文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多成果,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诸如在研究主体、研究方式、研究重心、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阶段性方面都发生较多新变,形成了韩学研究史上又一个小高潮。 考察此期的韩愈研究状况,对韩学史研究、民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国;韩愈研究;新变;意义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 (I 209 .9A10012435 201 903 002 1 06)1 9 1 1 -1 949)

　　《春秋》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国时期 (异常独特的时段,是个风云动荡、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韩愈研究受到政治、思想、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色。 刘真伦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前言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二十世纪前半期,尽管有五四运动反传统思潮的影响,韩愈作为新儒学道统以及桐城文章的不祧之祖也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但韩学的研究却没有停顿;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三十年代,新问世的韩[1]5-6可见民国时期是千年韩学研究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阶段。考察当下研究不难发现, 宋代与清代作为韩学的两个高峰,学界研究成果颇丰,然民国时期韩愈研究的整体状况、研究的特色鲜有详细而系统地阐述。

　　本文对民国韩愈研究的新变试作粗浅探讨,以期揭示其在千年韩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民国时期韩愈研究热点

　　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是继清代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诗文集的整理、生平和思想性格研究,以及韩文与韩诗研究等方面都形成了热点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热点之一便是诗文集的整理。民国时期的韩愈诗文集的整理数量较多,且取得了一定成果,既有白文整理本,也有校注、笺注本,主要的成果有：马其昶的 《韩昌黎文集校注》 (1 894 -

　　1 907 年完成, 未正式出版, 但该书在民国时期较有影响)、蒋抱玄的 《注释评点韩昌黎文集十卷诗全集四卷》 (上海会文堂书局 1 924 年版)、《韩昌黎集》 (商务印书馆 1 930 年版)、《韩昌黎全集》(国学整理社 1 935 年版)、《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 1 935 年版)、《韩昌黎全集》 (上海中央书店襟霞阁主校注本, 1 935 - 1 93 6 年版)、

　　《韩昌黎全集》(大达图书供应社 1 93 6 年版)等。其中以马其昶本与蒋抱玄本取得的成就尤大。马本的最大优势在于：除选录 《考异》和五百家注的部分内容外,更为重要的是 “选录了明代唐顺之至清代吴汝纶等二十七家批点。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主要成果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1 ]1 0 。该书在建国后的大陆与台湾都很盛行,研究韩愈文集都绕不开此书。 台湾学者李建昆说： “在台湾,学者研究韩诗多半以钱仲联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为文本;至于研究韩文,则以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为根据,两书各有崇高的价值。”[2 ]蒋抱玄本是诗文全集本,其特色在于注释与引证更为详实。

　　又如诗文选方面出现了白话新式标点本等诸多新式选本。诗选方面主要有：高步瀛 《唐宋诗举要》(出版社与年代不详)、高剑华 《白话详注新式标点韩昌黎诗选》 (北京自强书局 1 935 年版)、《韩昌黎诗》 (大中华书局 1 948 年版)。文选方面主要有： 庄适、 臧励和 《韩文评注读本》(上海大东书局 1 923 年版)、《韩文公书牍》 (新文化书社 1 933 年版)、 高步瀛 《唐宋文举要》(北平直隶书局 1 935 年版)、《韩昌黎尺牍》 (中央书店 1 93 6 年版)、《韩昌黎文选》 (中央书店 1 93 6 年版)、 《韩愈文精选》 (国光印书局 1 93 6 年版)、 《韩昌黎文选》 (仿古书店 1 937 年版)、《韩愈文》(商务印书馆 1 947 年版)、《韩愈文选》(北新书局 1 947 年版)。在诸多韩愈诗文选本中,庄适与臧励龢的 《韩文评注读本》颇受欢迎,在民国时期短短十余年间再版多达五次。另外高步瀛的 《唐宋诗举要》与 《唐宋文举要》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该书注释详博谨严,对于清儒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同时还加入不少新的材料,且能与现代考古学的结论相结合,还在一些观点上敢于怀疑朱本文字,可以说代表了二十世纪较高的学术水准。

　　生平与思想性格研究是民国时期韩愈研究的热点之二。首先,出现现代新式论文专门对韩愈生平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考证、分析,得出了一些较为可信的结论。由唐至清,有多种韩愈年谱、年表类著作, 如宋代吕大防 《韩吏部文公集年谱》、 宋代程俱 《韩文公历官记》、 宋代方崧卿《韩文年表》、清代顾嗣立 《昌黎先生年谱》 等,对韩愈生平行事已有大致认识。民国时期有多篇论文在韩愈的籍贯及生平事迹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考证。如：孙百急 《韩愈的籍贯问题》、 赵毓英《韩愈乡里辨略》。其中赵毓英的考证细密而详实,推翻了旧说,指出河阳才是韩愈的故里,体现了一定的现代学术观念与学术规范。另外,对于韩愈交游与服硫磺问题也展开了探讨。 董璠《韩愈与大颠》以及常根 《大颠与韩愈的谈话》对韩愈与大颠之关系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予同的《韩退之与卫退之》则引清代崔述 《考信录》提要力证白诗中的 “退之” 乃卫退之, 非韩退之,从而对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 与章太炎 《文录》卷一 《思乡愿》 中韩愈服食硫磺的看法进行了反驳。

　　其次,在韩愈的人格、性格,韩愈的复古崇儒以及对佛教的态度方面均有了不同于前代的阐述。最为明显的是,民国时期的研究分化出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阵营：否定者极尽贬低之能事,肯定者则极力褒扬。 陈登原 《韩愈评》、 洪为法《韩愈的矛盾和委琐》、周荫堂 《韩白论》无一例外都对韩愈的性格与人品进行了揭露与批判：陈文指出韩愈是 “文人无行”的典范,批评他 “疾言厉色, 以欺浮屠; 巧言令色, 以谄公卿”[3 ],是一个未能免于 “恶俗”与 “势利”之人。洪为法认为韩愈一生就在矛盾与猥琐中挣扎,是 “银样镴枪头”[4]。 周文火药味更浓, 认为 “韩的胸襟很狭隘,见解很肤浅,思想很粗糙,并且一味的想挂 ‘圣人’ 的招牌, 他对于精邃玄奥的佛学,本不能了解,而却大肆攻击,认为异端邪说……他在政治上的活动,更现出他的患得患失,阿谀逢迎的心理。”[5 ]陈登原的 《韩愈评》与周作人 《谈韩退之与桐城派》对韩愈的 “道”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构建了一个颇具现代感的观照体系①, 《韩愈文读》中的评点对韩文的用典、 文法都有简明新颖、切中肯綮的诠释,对推动韩文在当时的普及具有积极意义。哲学家如冯友兰,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对韩愈的思想进行了评价;新文化斗士的加入,他们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出发, 对韩愈其人、其文极力批判,使民国时期在很长一个阶段抑韩始终占主流。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非韩群体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严复 《辟韩》的基础上对韩愈展开了全面批评：从道统、人品到文学,面面俱到,尽管在其为日伪政府服务期间说过一些肯定韩愈的话,但从其青年与晚年时期来看,还是以批判为主。周作人先后写了 《谈韩文》《坏文章之二》《古文的不通》《反对韩文公》等文,对韩愈的维护专制、 限制思想自由以及 “文以载道”进行了抨击和贬抑。与新文化斗士站在对立面的便是坚守古文阵地的旧式文人,主要以桐城派后学或与桐城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为主。如林纾、马其昶、高步瀛、吴闿生等,他们是扬韩队伍中的主力。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的创作宗旨是为了在白话文的激烈冲击下,努力保住古文的一席之地。吴闿生 《古文范》中对韩文的评点沟通中西、融贯古今,也是为了在韩文遭受白话文运动打压的背景下,力护韩文。民国时期韩愈研究者中还有一类值得关注,那便是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新式学者,如李嘉言、洪为法、陈登原、朱自清、程会昌等。他们均受过现代大学教育,故能在韩愈研究中将中国传统研究理念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科学知识相结合。

　　三、民国时期韩愈研究意义

　　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历程并不长, 只有 38 年时间,然而成果丰硕, 名家辈出, 新变纷呈。由于时间短,其研究状况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从而使其意义未得到足够彰显。通过上文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此期的韩愈研究作为千年韩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较好地传承了清代及清前韩学研究的成果。民国近四十年的韩愈研究是在清代韩学研究基础上的研究,故其有着鲜明的继承性特征,它还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而自立门户。民国时期的韩集整理基本继承宋元各种韩集刻本,而仅停留于简单的标点断句之层面;民国的研究论文很多内容依

　　然摆脱不了前代的一些 “公案”, 如韩愈是否服硫磺,韩愈与大颠之关系、南山诗的评价等。民国的诗话、文话及评点在形式与内容上 (如对韩文章法的评点等)对前代都多有传承。

　　其次,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方法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客观公正。清代及清以前的韩愈研究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在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态度等多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单一性与偏颇性。如在晚清严复以前,研韩者无一对韩愈 “道统”本身的正确性进行质疑,对韩愈所尊奉的儒家思想无一进行批判;在韩愈诗文的研究方法上多以传统的评点式为主;研究内容还未涉及韩愈的生平与籍贯考证等方面;对韩愈的态度 “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1 3 ]3 1 9 ,然而双方都有偏颇, 不够公允。民国时期的韩愈研究则有了较大不同：研究思想中西合璧,不局限于儒家思想一端;方法新旧并存,内容趋于全面,而扬韩与抑韩阵营中,虽不乏态度偏颇者,但多数研究者都能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韩愈。如冯友兰 《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一文认为韩愈虽然不能成为哲学家,而仅为 “文章之雄”,但他的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批韩最为激烈的周作人,亦有对韩愈的平心之论： “韩退之在中国却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利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的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 《原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 不失为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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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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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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