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流与新农村建设路径

　　这篇农村建设论文投稿发表了农民外流与新农村建设路径，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基础和物质保障，随着农村人口逐渐减少，给城市带来了巨压力，论文通过结合韩国新村运用的成功经验，探寻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供需匹配、就近城镇化的农村建设路径。

　　关键词:农村建设论文投稿,现代化,推拉理论,新村运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和物质保障，促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农民成为农业农村兴旺发展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但随着中国工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民持续流出农村，到省内外中心地带务工，这给农村带来双重影响，正面影响表现为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农民增收，改善了农村家庭生活，其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导致了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但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浪潮下，农民流动已是必然趋势，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新农村的建设和走向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课题。

　　一、农村人口外流对农村产生的消极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出现了蔚然壮观的“民工潮”，致使“三农”问题衍生成为“四农”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只是方式稍有不同，流动之初，多为异地流动，怀揣着淘金梦，亲帮亲式的候鸟式迁徙，现在则趋于务实，城市工作，回家养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才能在城市安家，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80、90后的农民工将城市梦作为自己的最大追求，这对传统乡村礼治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对农村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带来极大的挑战，同时改变了家庭甚至社会结构，造成了“留守”问题等。

　　(一)礼治秩序受到挑战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论述过[1]，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中的人靠土谋生，安土重迁，人口流动的范围和频率都非常小，所以人们占有的土地资源也很少变动，在这种几乎代代如是，循环却不常更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可以借助长辈们的经验，尽可抄袭做自己生活的指南，那是一个父权和老人权威的时代，凭着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经验得到了乡土民众的爱戴，但农民流动的主体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从城市带回新的知识、技术、信息、思想，冲击、动摇了传统乡村的老人权威，乡村老人的生活经验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甚至失去意义。乡土社会同样是“礼治”、“无讼”的社会，“礼”便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并予以遵守的一种秩序规范，它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利或刑法来压制，而是在人们的内心种上了敬畏的种子，由内而外的认可和服从，但随着农民的外流，长期固守在外，对于这种乡土的秩序意识变得淡化，同时由于房价、户籍等原因无法完全融入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因而无法建立新的规范和秩序，所以，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处于失范的状态，即原有的规则受到冲击，新的规范又尚未建立，或与乡土社会出现矛盾，造成秩序的混乱。农民流动的财富效应导致了农村出现分化，个人能力、胆识和机会不同，收获的财富不同，原来的农民带着一种乡土本色，靠地谋生，每个家庭的收益几乎相同或略有差异，自民工潮始，同质的农庄变得贫富不均，出现异化与阶层分化，同时衍生出新的社会矛盾，影响了祥和的乡村社会。

　　(二)人才外流农村衰败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很多场合、很多会议上都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人才是创新发展的主体。乡村人才一直供给不足，表现在管理领导的人才和专业技术领域的精英严重不足两方面。首先，随着取消户籍的限制和农民流动的热潮，农村中的青年人纷纷选择大城市上学，学成后留在城市就业，其次，本就是城市户口的大学生或知识分子也更愿意在城市深造，农村对他们来说不具吸引力，这对本就缺乏人才的乡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人才缺失，谈不上先进的乡村治理，更谈不上创新和农业现代化，加速了农村的衰败，更拉大了与城市之间的距离，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在农民外流的人群中，除了有知识、技术的农村精英，更多的是普通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是“乡土”社会的生力军，随着社会流动日益加强，他们纷纷抛地弃荒，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寻求更多不同于农村的职业与机会，即便国家增加投入，招商引资，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农村环境焕然一新，农民生活不断改善，但这样大规模的外流，带给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缺乏青年劳动力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家庭结构失衡，本就资源不均的社会更难以平衡优质资源，可以想象，这样的农村必然会逐渐衰败。

　　(三)带来“703861”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走出乡村，必然导致留守问题，包括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留守妇女的生计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2]。青年劳力外流，家中老人要负担农活，要照顾小孩，老人体力难以承受，田地收益必然不好，导致很多农田荒废，老人承担的事务繁重、压力很大，儿女又不在身边，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晚年生活非常凄苦，为整个中国乡村的养老问题增添了新的特殊情况;由老人照顾孙辈起居、教育，同样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一般隔辈亲，老人很多溺爱孩子，形成教育上的偏差，小孩们长期离开父母，享受不到父母在亲情上的慰藉、在学业上的嘱托、在道德规范上的言传身教，容易和父母感情冷漠，性格孤僻且任性自私，引发社会治安的问题，据有关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长大后犯罪的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也很向往城市的生活，在由祖父母照顾成长之后也流向城市，形成新一轮的民工潮，同时使得老人更加的孤苦、无依无靠;还有留守的妇女，她们要代替丈夫承担农业生产劳作，同时也要履行好照顾家庭的责任，生活的压力非常大，并且与丈夫长期分居，忍受着精神、情感、道德上的煎熬，很可能会面临家庭结构的重大改变。很多新闻已经报道过农村离婚率攀升，出现搭伙的新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问题。

　　二、农民持续外流的原因

　　农民的社会流动包括纵向流动和水平流动，劳动者职业的转换和城市农村居住环境的转换，这改变了原来社会的结构，也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不断外流，其原因可归纳为这是一种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政策的导向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社会流动，它也深刻的反映出当今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不管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资源配给方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3]。

　　(一)中国现代化的特定现象

　　中国出现大批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体现了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的现象，中国的社会发展速度超过其他任何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结构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与转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城乡之间快速缩小差距，冲破种种限制，实现合理的社会流动。1.二元结构的松动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快速振兴中国工业，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建立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农业集体化，体制较为僵硬，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组，分田到户，农村开始有了剩余的劳动力，每个劳动力都肩负着一个家庭的责任，这让农民有了流动的可能，政府开始允许农村人进入城市务工，政策为“离土不离乡”[4]，因此也有了“农民工”这个称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伴随着就业前景变得广阔。

　　20世纪以来，国家逐渐开放中小城市户籍，取消农业税，2006年1月，国务院又颁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核心观点都是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职业限制、行政审批，户籍制度也已经被身份证的形式所取代，城乡二元的体制虽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已松动。2.乡土观念的转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通过土地获取的经济效益失去比较优势，二三产业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使得农业作为生活基础保障的地位逐渐下降，并且为更多人提供了可以选择的机会，曾经人们对土地的敬畏、热情与依附随着时代的更替在观念上发生了较大转变，削弱了人们对土地的情结，乡村的礼制秩序和封闭自足渐渐失去存在的基础。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也更趋于理性，城市机会多，效益好，风险小，且收益快，成为农村青壮年劳力的较好选择。

　　(二)“推拉”理论

　　对于农民流动的经典解释是推拉理论，即城镇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共同作用，促使农民流出农村流向城镇，民工潮的根源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是城乡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农民流动。

　　1.城市吸引力城市的机会和平台强烈吸引着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出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渴望走出农村，渴望融入城市，渴望在这个多彩的世界中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施展才能，这就代表着就业、收入及收入预期，用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解释就是，城市较高的就业和工资预期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习惯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安土重迁，但中国现代化广阔的就业空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拉动农民进城，不仅如此，城市便利、丰富多彩的生活极大的吸引着农民，城市同时也是信息、多元文化形式的聚集地，开放的思维，为青年人提供较好的学习和晋升的平台，很多人不知不觉形成了厌农思想，这些都是他们无法从乡村获得的，从而具有强大的“推力”。

　　2.农村拒斥力农村最大的推力体现在人地矛盾、务农收入低、很多专业人才在农村无用武之地。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分田到户，“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固化了农村的土地制度，造成了大量的无地农民，这些新生的农民，无法继续利用土地谋生，只有到城镇去另谋其他出路;并且80年代后城镇化蓬勃发展，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打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旗帜，大搞开发区、试验区建设和城市纵横扩张，大量征地拆迁和拆村并居，又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再有就是务农收入难以维持正常家庭的日常花销，高额的教育、医疗费用，农产品价格却非常低廉，使得很多村民不得不出外谋生，以维持家庭的日常，农民的收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减少农民，因此要在农村之外开辟新的领域。

　　三、新农村建设路径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发展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国家自2005年底推行新农村建设以来，包括改善农村环境、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福利和农产品价格、发展乡镇企业，对农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导向，但城乡二元的结构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农村建设也过多的依赖于直接的财政扶持，缺乏竞争意识和主人翁精神，未能切实提高农村整体自生能力，由于财政划拨和监管体系的不健全，地方政府也出现一些调拨资金以作他用的现象。这些都表明新农村建设的历程任重道远。

　　(一)新村运动启示

　　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地矛盾，提升国民素质等问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经过40多年的实践，摆脱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道德标准，培育国民形成勤勉、互助的良好民风。当今中国农村，有很多矛盾与当时韩国极为相似，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建设[5]。

　　1.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乡村建设的主体必须是农民，农民是乡村的主人，只有他们才更了解自身及乡村的需求，也只有他们才对乡土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在十多年来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一厢情愿，以村社为本，强制的规划乡村发展的方向，强制建设乡村成为新的城镇的农村，导致了所谓农民“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农村留不住青年农民，留守家庭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要了解农民的愿望，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尊重农民的创造性，从农民最迫切解决的问题着手，不搞强制推行，通过逐步引导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改善政府支持农村建设的方式对于乡村问题，国家有着足够的重视，从财政的拨款，减免农业税等等方面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但很多时候都是行政命令强制实行，应该鼓励、宣传、引导农民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形成自治的传统，并自主提升素质水平和知识技能，要做的是倡导、扶持和带动，培训新农村建设的专门人才，按需供给，“三农”问题不止是经济问题，更多时候是人的问题，经济增长的同时道德素质却没有同步增长，反而出现下滑，先前民风淳朴的地方不断出现假冒伪劣、欺诈冷漠的现象，这些社会问题不能出现一个解决一个，要做整体规划，建设良好的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使农村建设处于平稳运行的状态，在提升物质水平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打通人民的思维，培养自治、自主的思想意识，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二)因地制宜，体现中国特色

　　在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上，无疑会有两种倾向，一是偏向农村，二是偏向城市。中国地大人多，每个省市、城乡又各具特色，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取中，走一条新城镇化的道路，承接城市功能同时辐射农村。韩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同时又要考虑国情，和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情况，着力解决突出农村人才缺失、留守在保留乡土优秀传统基础上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种种问题[6]。

　　1.有效引导农民回流首先重视起农村能人在其中的纽带作用，很多农民无法主动呼应政府的种种措施就是因为群龙无首，中国人一直生活在群体组织之中，20世纪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实验收效甚微就是因为没有通过一定的个人和组织将群众聚集起来，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发农村资源，加强实用人才，新农村建设的专门人才的培养，确立新型的人才观，加大力度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很多精英心系故土，他们对家乡充满感情，对这些人才通过物质褒奖、政策优惠、情感号召吸引他们回到农村中来。同时，要完善配套的设施建设、制度建设，让人才回得来，让乡村学子，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来。如今高等教育大众化，乡村人到城市中学习，大学专业设置也都是与城市紧密相联，建立起适合于农村建设的教学机构，同时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满足人们多样的生活需求，努力追赶城市的脚步。

　　2.实现就近城镇化村落、村庄会随着时间流逝，时展而逐渐的消亡，但农村却不会，要让农村随着城镇化的开展焕发新的生机。中国农村8亿多人口，全部搬进城市生活，不现实，我们通过寻找一条城市乡村之间的道路来将二者联系起来，让农村人享受到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以城镇建设为中心，科学布局、合理安排，按农民的实际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城镇承接这城市先进的技术，多元的思想，科学的模式，将种种资源汇集在城镇，通过城镇辐射到乡村，距离短，时效性更强，因地制宜更突出本地区特色，让农民更多的集聚到城镇，减轻了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压力，也减轻了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压力，互惠共赢，同时应该完善配套的制度、政策的建设，完全打通户籍农民身份的限制，户籍就近市民化，社会流动一定上就是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同时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让农民进退皆可，保留村民回归乡土的可能。

　　以农民为主体，本着供需匹配的原则，政府要不遗余力的支持新农村建设，包括资金调拨、设施建设、更要激发农民回乡创业的首创精神和建设家乡的热情，培养乡村建设的精英，自下而上的搞活农村经济、文化、政治，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村真正发展起来，农民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文化真正丰富起来，城乡二元的格局才能逐步的消失，新农村建设才真正有了时效。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1(8):4-11.

　　[3]朱世涛.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D].江西:江西师范大学.2015:6.

　　[4]吴承富，刘玉平.试论农民流动对我国农村治理的消极影响[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5):88-91.

　　[5]王晓飞，颜迪.韩国新村运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科技经济市场交流研讨，2016(2):193-194.

　　[6]潘捷军.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进程与流动人口问题————我国“三农”问题的双重视野、双向效应和双轨路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0-29.

　　作者：梁永郭 吕传旭 李亚男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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