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反思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只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1、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缺陷。

　　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和传宗接代，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结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为“庶出”。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同一个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着明显地位的差距。

　　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妇女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更加没有地位和权力。妾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担当的角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是很没有地位的。同时，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压才从妾的，并非自愿。

　　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

　　这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等级的森严，但未尝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

　　2、“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良后果。

　　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法律明文规定。

　　男女恋爱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终身幸福的权利。但这一主动权却握在了父母的手中，儿女没有主动权，只能在被动地去接受。男女双方的结合都是靠父母和媒人的撮合，而男女双方没有接触和了解，就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不带感情的婚姻对男女之间和家庭生活的和谐是非常不利的，最终酿造了太多的悲剧。

　　同时，这种“以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包办婚姻、买卖姻、交换婚姻、赘婿婚姻、童养媳婚姻的盛行。

　　3、“门当户对”及妻、妾婚姻程序上的差异。

　　“门当户对”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后来这一制度演变发展为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社会，身家清白的良民不与从事贱业或户籍上被编为“贱籍”的人通婚的。这只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

　　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所谓“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无论是“门当户对”也好，还是结婚的程序的进行，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这样就很大一部分约束了男女双方的自由结合，同时也让社会停滞不前。

　　4、婚姻解除的决定权的归属。

　　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在讲究妇女得从一而终的封建社会里，婚姻解除主要是男方单方面的，即为“出妻”。

　　丈夫离婚要求离婚是指其妻犯了“七出”。“七出”的条件的提出可以是男方，也可以是男方的父母，执行“七出”也不需经过官府的判决。相反，妻妾却没有单方面解除婚姻的权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妇女在婚姻中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能顺从这种婚姻制度的摆布。而且所谓的“七出”条件也是很容易满足的，这样就给了男方抛弃女方开了方便之门。而在唐朝，还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即为唐律，妻妾“背夫擅行，有还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妇女在古代婚姻中是被动者，受害者。

　　5、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这一制度不但没有给男女双方带来结婚的幸福，而是成了剥夺他们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枷锁。这种婚姻制度依托于封建道德伦理和礼法，附属于封建体制，所以到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随着男女思想的解放和封建体制的倒塌，很多中国青年男女从中解脱出来，特别是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有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婚姻家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已远去，但我们仍能从这一制度中窥探古代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通过历史的反思，可以让我们对现在中国特有的婚姻现象找到历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