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迁入香港的人口研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人口返回家乡,一度使香港人口降至60万人。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很快就被全面内战的阴云驱散,从1946年开始,大批的中国内陆人口再度涌入香港,开始了新的一轮人口迁入高潮。

　　表1中的人口迁移增长率是根据人口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的,大体上可以反映香港1946年后的人口迁入历程。根据表中资料,1947年至今,除了少数几个年份是人口净迁出外,绝大多数年份是人口净迁入。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把1974年前香港的人口迁入状况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6—1947年,正值中国大陆内战爆发初期,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60万人猛增到1947年的175万。1948与1949年,人口迁移的高潮才稍微减退。对于这次移民高潮的形成,估计与当时中国大陆经济萧条,许多从香港回到大陆的人谋生困难有关。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大陆解放初期。1949年底广州解放,再一次触发了一次人口迁入高峰,1950年香港的人口迁移增长率18 6%。迁入香港的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官员及其家眷,这批人中间的大部分陆续从香港转到台湾或者其他地区。因为中国大陆的战争平息,1951年有许多逃避战乱的人重返内地,使得1951年的香港人口有大批人迁出,导致了1951年香港人口的迁移增长为-12 3%。50年代初,中国内地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触及相当一批人,也导致了1952—1955年间香港的迁入人口比较多,人口的迁移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1956年以后,随着这些运动的结束,这一迁移高潮逐步平息下去。

　　第三个阶段是三年困难时期,内地的经济困难导致了大批广东居民进入香港,据称,仅1961年4、5月份,至少有6万人成功进入香港[1]。不过这些人并没从人口统计上反映出来。人口统计显示,1963和1964两年的人口迁移增长率的突然加大,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果。

　　第四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的影响同样在香港的人口迁移中表现出来。这一期间虽然中国内地陆陆续续有人来到香港,但是香港的人口迁移增长率则明显降低。十年动乱初期,一些极左行为,如冲击中港边界,在香港搞贴大字报等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果注意到香港迁入人口少于迁出人口的4个年份中有3个(1966、1972、1976)均发生在文革期间,就不难理解十年动乱的恶劣影响。在1966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香港楼价一度大跌,房地产的变化反映出当时香港人的心态,也可以说明为什么1966年香港人口的迁移增长率为-0 9%。

　　第一次转变是在1974年,这年开始了边境堵截,实行了所谓的“抵垒政策”。“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随捕随解”政策。从“抵垒政策”到“随捕随解”是港英政府的第二次政策转变,这次政策转变只是遏制了非法入境的高潮,并没有真正解决非法入境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从70年代开始到香港政府停止“抵垒政策”时,非法移民香港的中国大陆居民超过30万人,非法移民构成香港社会重要一部分。

　　三、人口迁入的成因

　　香港之所以成为一个移民社会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传统的人口迁移理论对人口迁移的原因比较强调个人的因素,强调个人特征和动机。不过用传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来解释香港的人口迁移问题或许会有许多不足之处。香港的移民,无论是迁入

　　还是迁出,大多数是中国大陆与香港社会变迁的产物,个人因素只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起有限的作用。要了解香港的人口迁移问题,应该要更多的从宏观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层次上去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 租界效应。从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大都市,这一现象并非香港独有。在旧中国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都是从小渔村或者小县城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的。上述几个城市的崛起有几个共同点:第一,都有外国租界;第二,都是在海岸边的重要港口;第三,在经济上都超过其附近的政治中心的水平,甚至在一些方面取代了其功能,如大连与沈阳、天津与北京、上海与南京、青岛与济南、香港与广州。本文称这种现象为租界效应。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行租界土地,一般位于重要的港湾,可以成为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需要的港口。传统的中国城市多为政治中心,如沈阳、北京、南京、济南等等,并且都不在海边,只有广州比较例外,一直是通商口岸兼政治中心。当现代的商品经济进入中国之后,租界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发挥出效益,经济发展带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旧中国内战不休,租界反而显得稳定一些,成了有钱人营建安乐窝的理想地点。战乱的时候,租界也吸收了大量的逃难民众,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与香港。一些难民后来就在租界定居,成了租界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列强国家在租界也有一定数量的投资,许多国内资本也向租界集中,使得租界在整个中国经济停滞之时,显得相对繁荣,提供了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入租界谋生。

　　2 粤港经济成长的差距。香港人绝大部分是广东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广东人素有迁居海外的传统,在海外的华人中,绝大多数祖籍是在广东与福建两省,其中又以广东省为多数广东人素有外出谋生的勇气与技能,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几百年,这是促使大批广东人涌入香港的文化因素之一。不过仅仅有文化因素还不能说明问题,这里着重讨论经济因素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香港为邻的广东省,在1949年以后经济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成长的步伐为世界所关注,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与香港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广东省的发展是有限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一下子拉开了广东省与香港的差距。同时也因为广东的起点比较低,使得这种差距更加突出。经济发展的差距,吸引了广东人移居香港。

　　3 社会变迁的冲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经过许多场政治运动,许多不应该被伤害的人受到了伤害,许多原来不会离开的人离开了。虽然有些人为了逃避政治运动的冲击而移民到香港,不过纯粹为了政治因素而迁移到香港的人在香港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太高,主要的是受政治的间接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许多从城市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由于无法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而偷渡香港。有人认为,在这批知识青年的影响下,才触发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非法入境高潮[3]。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在香港的两次主要的偷渡高潮中,第一次是在困难时期,当时还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是尾声了。由此可见把知识青年视为引起偷渡问题的根源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偷渡高潮,笔者认为是一种“失范效应”。失范(abnorm)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指的是在社会变迁中,旧的社会规范消失或者减弱,而新的社会规范又一时未能建立起来。由于没有新的社会规范可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越轨行为。由于失范带来的这种后果,笔者称为“失范效应”。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闭关锁国,极左的政治宣传把香港社会的黑暗面加以夸张,同时因为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歧视和冲击,使人不敢议论海外的真实情况,对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人员交往迅速增加。港澳同胞大量的返回中国大陆,以及他们馈赠亲友的礼物,使人们明白了香港的真实情况,而广东居民首先感受到这种冲击。俗话说“假作真来真亦假”,过去的极左宣传被人民发现是假的之后,出于逆反心理,有一个时期中国内地许多人转而对香港盲目崇拜,似乎香港什么都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世界。民众对香港看法的大转变,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失范现象。

　　产生失范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冲击。改革开放以后,旧的以政治为中心的行为规范被打破,而新的行为规范并没有马上建立起来。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了民众的生活目标,然而却没有建立怎样是提高生活水平的行为规范。当人们发现逃往香港可以提高收入的时候,大规模的逃港潮必然要出现。1979和1980两年,恰好是处于改革开放之初,这个特殊年代的逃港潮,很大程度是人们失范的结果。

　　4 港英政府的短期行为。港英政府对待中国移民的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港英政府的经济利益。

　　在1959年香港就出现劳工短缺现象[4],随后就发生了中国大陆大批非法入境者进入香港。对这次偷渡高潮,在一开始港英政府并没有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一直到1962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不过到1965年10月又放弃这一政策,代之以收容庇护政策。

　　港英政府这次政策转变有许多政治因素在内,如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影响等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因素。1959—1961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7 4%、10 3%和-0 4%,1961年的经济不景气,无疑促成了1962年5月港英政府移民政策的转变。而1962—1964年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9 0%、12 2%和8 6%,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对劳动力需求加大,促成了港英政府重新接纳非法移民。

　　60年代和70年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年代,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在1974年以前采取的是对非法入境者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1974年底起,港英政府实行所谓“抵垒政策”,实际上对非法入境者是欲拒还迎。该政策甚至可以说是港英政府的一种手法,以求减轻对非法入境者的负担。因为非法入境者要在香港的亲友陪同下才能去领取身份证,说明非法入境者在抵港初期生活有依靠,省去给政府带来麻烦。

　　在港英政府的短期行为的影响下,香港缺乏基础工业和高技术产业。香港的主要行业,多数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加上香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地铁工程,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些都是港英政府在1980年底前对非法移民采取一种欲拒还迎态度的重要原因。1980年香港地铁首期工程完工,同年年底,港英政府宣布取消“抵垒政策”,这恐怕不完全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