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临的形势、问题及发展思路探析

　　摘要：为了全面提升服务教育强国、文化强国的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教材体系助力教育改革发展，文章对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进行了分析，结合出版单位在新形态教材和教材体系建设方面所做的探索，提出新时期高等教育出版要加强教学研究，培养专业化教材建设队伍;强化整体规划和过程管理，完善教材出版服务工作;依托在线开放课程探索教材建设新机制，构建完备科学的教材体系。

　　张秀芹， 出版与印刷 发表时间：2021-09-22

　　关键词：高等教育;新形态教材;在线课程;教材体系;教育出版

　　教育出版是指与学习、教育及培训有关的出版。在我国，与大众出版和学术出版相比，教育出版是出版业最稳定、市场份额最大的类别，大多数出版单位对此都有所涉猎。同时，教育出版不仅是出版事业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编写出版了大批教材，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高等教育教材建设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更艰巨的任务。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对于教材编写、出版和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教材的育人作用，以高质量教材体系助力教育改革发展，是值得教育出版从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临的形势

　　1.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

　　教材建设是事关教育事业与国家未来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是我们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重要“引擎”。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体现国家意志。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出发提出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2017 年年初，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2020 年年初，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提出高等教育教材重在学术理论创新，要打造凸显中国特色的精品教材，教材建设将纳入“双一流”建设和考核指标。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教育出版在实现高级人才培养目标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契机，教材出版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2. 各地各高校加强教材建设与研究

　　2018 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指出，应充分发挥教材育人的功能，创新教材的呈现方式和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教育部关于教材建设的意见精神，陆续出台相应措施加强教材基础研究，制定教材建设规划，健全教材建设支持体系。各高校发挥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教材创新，强化对教材工作的指导和管理，针对优质教材的选用和教材编写质量的提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为集中力量做好教材建设，打造优质教材，高校与出版单位的合作更加密切。例如，华中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与出版单位联合设立教材出版基金，持续稳定投入教材建设经费，规范管理，加大教材及配套数字化资源建设力度。

　　3. 信息技术的发展冲击纸质教材出版

　　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慕课和翻转课堂为代表的教学手段、教学模式变革对教育出版业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众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建立和多渠道学习方式的相继出现，学习者对纸质教材的依赖越来越低，教育出版业面临着数字课程、电子读物兴起带来的巨大冲击。为此，各出版单位积极应对，从运行机制、选题策划、产品推广等方面进行战略调整。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先后成立在线课程研发与运营部、数字资源部、外研在线、纸数融合部等部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建设了数字资源支撑平台，为教材用户提供信息化服务。

　　4.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催生出版模式的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校的教学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普遍提升，在线课程成为教师教学的新媒介和学生学习的新载体。线上线下资源互融互通的教学模式的盛行推动资源建设模式的深刻变革，例如，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提出要以新形态教材为重点，结合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规划，进一步做大立项规划教材总量，鼓励教师编写高水平、有特色的教材。这对教育出版产品形态、业务模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出版单位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在疫情影响下，出版单位的数字出版和营销力度加强，跨界联动、直播带货、在线书展、线上论坛等新模式不断涌现。2020 年 9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2 号)，指出要“有序发展在线教育，推广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模式，推动各类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1] 出版单位应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切实服务于高校教学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加速纸质教材向数字化资源的转化，实现教材内容与形式的全面升级。

　　二、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临的主要问题

　　教育部 2020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51.6% [2]，迈入“普及化”阶段。据《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2738 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183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4.4%。 [3] 在我国高等教育经历“精英化”“大众化”进而实现“普及化”的过程中，教育出版业面临良好的市场机遇，得到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0 年到 2019 年，我国正式出版的高校教材总量近 5 万种。[4] 除此之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教学参考书、教辅用书，以及未标识“教材”字样但实际作为教材使用的出版物。教材出版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弥补了部分学科的空白，为高校教材的选择提供了更丰富的品种。各门类、各学科的教材逐步完善，教材质量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代表相关学科较高水平的优秀教材。然而，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教材编写和出版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教材市场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1. 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监管存在困难

　　2019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曾组织专家对全国 561 家图书出版单位报送的 228 020 种选题进行论证分析，发布《2019 年全国图书选题分析综述》，指出“选题同质化和重复出版是近年来难治的顽疾，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现实性强的原创作品仍然稀缺。” [5] 在教育出版方面，选题低水平重复现象也比较明显。有些出版单位利用教师希望通过出版教材助力职称评定的诉求，组织该地区相关学科教师组成编委会编写教材，每所学校包销若干册，由此导致地方版教材大量出现，其中不少教材存在内容拼凑现象，学术规范缺失，缺乏创新性。

　　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的现象，突出表现为公共课教材品种泛滥成灾，专业基础课中的大品种教材也存在类似现象。例如，通过对当当网、新华书店网上商城等图书网站的粗略统计，市面上在售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两三百种，《高等数学》教材有近七百种，内容大多雷同，远远超出选用的需要，给学校选择教材带来困扰和障碍，也造成整体出版资源的浪费和出版效益的下降。虽然有些省市教育部门和高校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遏制此类现象发生，但在具体实施中存在诸多困难，影响和制约着优质教材的选用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例如自编教材和规划教材在教学中的使用孰优孰劣难以客观判断，重点教材的推广难以进行有效监控，等等。

　　2. 新形态教材盲目发展，造成资源浪费

　　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有学者预测，在新技术背景下，出版内容日益数字化将是我国教育出版的发展趋势，尤其是高等教育图书的数字化程度将大幅度提髙。这是因为高等教育阶段新知识更多，更新速度更快，加之纸质图书价格昂贵，供需双方都有动力提高其数字化程度以降低价格、加快更新速度。[6]

　　目前，出版单位开发的新形态产品主要是在纸质图书的基础上配套数字化资源或平台，通过二维码等形式扩充内容，带给读者更生动直观的体验。高等教育出版社自 2014 年起开始尝试在教材中加入二维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围绕优势学科开发了“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的试题库、考研 App 和“人大芸窗” 数字教材等系列产品;人民邮电出版社、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也纷纷建设网络课程资源，实现数字化教学服务。但是，传统出版单位应对融合发展需求所开发的产品，普遍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匮乏、交互性差、体验感弱等缺陷，其形态与丰富的线下场景相比，适用性仍然非常有限，与用户在生活、生产和学术研究场景中广泛存在的知识需求不成正比。[7]

　　总体来看，近年来新形态教材等数字产品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丰富了教材形式，增强了教学吸引力，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以及开发周期长、成本较高等问题。有些出版单位片面追求新形态教材数量，在出版新形态教材时盲目跟风，比拼纸质教材配套视频长度和题库数量，教材出版进入新的焦虑时代。这些被戏称为“码书”的配套二维码的教材，在制作过程中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使用率低等问题[8]，在不同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同时，网络课程等在线教育产品难以找到稳定明确的盈利模式，也是业界公认的事实。

　　3. 缺乏科学的反馈机制，教材生命周期短

　　多年来的教材建设实践证明，一部成熟的教材往往要经过多次修订再版、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品牌，而品牌教材也要不断地修订才能长盛不衰。但一些出版单位将主要精力花在新教材的选题策划和出版上，及至教材上市便自觉大功告成，对其实际使用情况缺乏跟踪，疏于收集读者的反馈信息，导致教材的生命周期较短，优秀教材的“存活期”降低，教材的再版率低下。这种教材的“一次性” 使用现象不仅挫伤了教材作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教材质量的提高。

　　此外，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出版单位普遍存在对教材使用的新现象缺乏深度研究且反应滞后、教材整体规划不足及缺乏 “中国特色”等问题[9]，而适应新形势的选题储备和产品研发能力不够、数字平台和人员结构不完善等因素也制约着教材出版的融合发展和高水平教材的建设。

　　三、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的发展思路

　　2020 年 9 月 22 日，教育部召开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强调教材战线要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方向、加强政治把关、健全教材体系、注重改革创新五个方面深入学习领会，自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同志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论述上来。在国家战略引导下，教材建设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适应教学手段、方式方法以及学生阅读和学习习惯的变化，实现科学性、适切性、高质量发展。针对目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1. 加强教学研究，培养专业化教材建设队伍

　　面对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为提高教材建设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多的出版单位意识到要密切跟踪高等教育改革动态，与高校共同打造课程教材研究平台，组织教师编写具有时代特色且适应教学改革发展的教材，促进教材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提升。而高质量的教材出版，离不开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高端复合型出版人才。2008 年，电子工业出版社开创了出版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先河。此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公司、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单位纷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广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入合作，组建高端人才智库，推动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

　　多年来，高等教育出版社一直保持着编辑参与教学研究的传统。通过学术交流和研究工作，编辑深入了解各学科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编写理念、教学服务能力和市场意识等均有较大提高。2016−201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近百所高校承担“‘互联网+’课程−在线开放课程群建设的创新与实践”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 等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重 大 攻 关 课 题 ， 编 号 16ZG004)，合作开展针对在线开放课程和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问题的研究。经过三年努力，课题组总共建成高等数学、大学计算机、形势与政策、营销学等 30 多个在线开放课程群，打造了一系列公共课、专业核心课、实习实践课等在线开放课程，出版相关教材或专著 97 部。“市场营销学”等课程配套教材销售状况良好，部分教材年销量近三万册;“营销风险管理课件”为数百所高校使用，出版社相关业务板块得到长足发展。

　　2. 强化整体规划和过程管理，完善教材出版服务工作

　　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传播载体和学校教学活动开展的基本依据，承担着引领学生全面发展的重任。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实施，有效推动高校教材由数量规模为主的多元化态势向以规范严谨为主的标准化模式转变[10]，也为优质教材的编写、推广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新时期，出版单位要针对教材编写及出版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教材出版、市场推广、作者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等方面建立有效机制，优化产品结构，构建合理的教材品种和规模布局。目前，已有多家出版单位与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教育出版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整合资源协同做好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共同探索推进“校社”合作下服务教学的教材管理体系建设。在这方面，清华大学出版社梁颖、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刘茵分别从“教学研究−策划出版−营销推广”一体化建设、跨学科融合出版等角度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教材发展新思路。[11−12]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推动教材开发从产品思维向服务思维、从以教材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促使出版资源优化，完善教材出版和服务工作。一是要制定科学的教材规划和评价体系，与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联合设立教材评审专家库或教材信息数据库，定期对教材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调研和综合评价，加强社会监督，减少重复选题的出现;二是要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交流，认真收集、及时回应用户的意见建议，并将其作为教材修订的重要参考依据;三是要根据产品特点和自身优势选择最佳营销策略，加大优质教材推介力度，促进教材有效使用。

　　3. 依托在线开放课程探索教材建设新机制，构建完备科学的教材体系

　　受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深度影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融合发展路径逐渐明晰，效益初现。2020 年 12 月 21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0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9 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 9881.43 亿元，较上年增长 11.16%，其中在线教育已成为数字出版产业中发展最为强劲的部分。[13] 近年来，数字出版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发展的一种特殊出版形态，通过数据之间的动态组合、按需重构，从各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和信息内容，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等个性化解决方案。它直接推动产品交付向内容交付的演变，并由此引领整个出版产业的转型。[14]

　　在教育出版领域，新形态教材主要是以二维码为接口实现内容扩展，通过短视频、在线题库等形式提供知识点讲解和扩展资源。然而，这种形式的改变并未触及其本质，也未达到教育和信息技术融合的理想状态。密集出现的二维码和视频对读者是否确有帮助，作者团队是否能持续维护扩展资源，如何让真正的好书不在形式比拼中迷失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2019 年 5 月，北京理工大学嵩天教授在第二届“中国大学课程教材报告论坛”上发表报告《依托在线开放课程的“两性一度”金课教材建设实践与思考》，提出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和学习需要，形式和内容全面更新，“新形态+慕课”的金课教材应是我们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

　　在线开放课程不仅涵盖了可供自主学习的教学资源，还通过周密的教学设计将碎片化的资源组合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提供完整的学习路径，并设置公告、论坛、在线测试等环节为“课前−课中−课后”的整个教学过程提供支持和服务。在教材设计中，我们可以借鉴在线开放课程的结构和服务体系，立足课堂教学，将在线开放课程与教材建设深度融合，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教材内容的动态更新及适时互动,使教材真正活起来。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应遵循课程教材一体化的整体策划思路，结合教学需求对业务模式和出版流程进行更新。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整合和充实完善，探索建设课堂和网络相连接、纸质和新媒体相贯通的新形态教材，重构课程与教材的关系，创新教材建设机制。[15] 例如，在选题策划的源头就要确定教学内容的具体呈现形式，明确哪些内容在纸质教材中出现，哪些内容要通过二维码链接到在线课程中观看学习等;在习题设计中体现出阶梯性，并要对学生答题情况及时进行反馈。由此，实现课程教材设计的交叉互融，推动教材建设向着服务教学全过程的方向发展，促进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的融合，构建综合化、多样化、立体化的教材体系。

　　四、结语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同志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对教材编研出版工作提出殷切期望。随着我国一流本科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的全面推进，教材与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将成为高等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教育出版业应深入思考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科学的内容建设为根本，从课程研发、教材出版、教师培训、数字资源建设等方面持续推进出版业务和产品的创新，用心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全面提升服务教育强国、文化强国的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教材体系助力教育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