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计盈余管理周期性特征研究

　　〔摘 要〕 本文将经济周期变量内嵌于税与非税因素权衡模型，利用 2009～ 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因素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 税收动机与财务报告动机的应计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异，企业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基于税收动机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在经济扩张期更加显著，基于财务报告动机的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在经济收缩期更加显著。

　　刘庆; 邢成， 工业技术经济 发表时间：2021-09-01

　　〔关键词〕 经济周期 应计盈余管理 税收动机 财务报告动机 权衡 SW 模型

　　引 言

　　盈余管理可以分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操纵企业的销售、生产以及酌量性费用等损益类项目，通过真实经济活动的调整来影响会计利润，会对企业的中长期价值和现金流产生实质性影响 ( Cohen 和 Zarowin， 2010) [1]。应计盈余管理，则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判断，调整企业报告利润，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 Dechow 和 Skinner，2000) [2]。应计盈余管理并不改变盈余总额与现金流量，而只是通过会计方法改变了盈余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即当期的应计盈余管理会造成未来短期盈余的反向波动 ( 李宗彦和覃予，2016) [3]。因此，应计盈余管理与时间变量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决策需要考虑正向盈余管理与负向盈余管理在不同时期的分布。

　　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的常见现象，特别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也在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换，内外部因素的叠加使得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与复杂性加剧 ( 苏治等，2019) [4]。经济周期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更迭会增加报告盈余的波动性，提高企业的相关成本，因此企业有动机通过应计盈余管理来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 申慧慧，2010) [5]。本文以 2009 ～ 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 Scholes 和 Wolfson ( 1992) [6]所建立的税与非税因素权衡模型 ( SW 模型) 为研究框架，探讨经济周期因素对应计盈余管理动机和方向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结果，归纳其周期性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1 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向

　　根据盈余管理的方向，应计盈余管理可以分为正向盈余管理与负向盈余管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向体现了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 ( Hribar 和 Nichols， 2007) [7]。在中国，企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融资支持以及满足监管需要 ( 张昕和任明，2007) [8]; 而进行负向盈余管理则可以实现税收规避 ( 曹越等，2019) [9]。由于不同动机所需要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异，企业可能会结合外部环境与自身需求在不同动机间进行权衡。

　　Scholes 和 Wolfson ( 1992) [6]最早建立了现代会计领域中经验税务研究的分析范式，基于所有交易参与者、所有税收支出和所有成本三大中心主题，认为有效的税务筹划不仅应当考虑税收支出的最小化，还应当考虑其所带来的非税成本。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认为企业的决策取决于税收成本与财务报告成本之间的权衡。虽然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在收入确认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处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企业税收成本的降低通常会降低其报告利润; 另外，企业与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表现为不同的契约关系，而很多重要的契约都依赖于会计数据。如果报告了较低的利润会产生各种实际或可预见的成本，即财务报告成本。因此，企业必须在降低应纳税所得额的税收动机以及提高会计利润的财务报告动机之间进行权衡[11]。

　　假定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分为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向反映了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受到资本市场与税务部门的监管，盈余管理程度过高会产生被监管部门处罚的监管成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税收成本、财务报告成本与监管成本三者之和的最小化。

　　借助于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的分析思路，本文构建如下 2×2 矩阵。

　　若企业处于 A 区，此时进行盈余管理，其税收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较为有限，但却会带来监管成本的快速上升，因此企业没有动机进行正向或负向盈余管理。若企业处于 B 区，通过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可以降低税收成本，但报告较低利润可能会带来财务报告成本的上升，也可能会引发税收部门的关注从而提高监管成本。企业权衡的结果取决于其税收成本的重要性，企业的税收成本越高，越倾向于进行负向盈余管理。若企业处于 C 区，通过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可以降低财务报告成本，但报告较高利润可能会带来税收成本的上升，也可能会引发资本市场的关注从而提高监管成本。企业权衡的结果取决于其财务报告成本的重要性，企业的财务报告成本越高，越倾向于进行正向盈余管理。若企业处于 D 区，则需要在税收动机与财务报告动机之间进行取舍。若税收成本对企业更为重要，企业进行负向盈余管理; 若财务报告成本更为重要，则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若企业要同时降低税收成本与财务报告成本，实施难度较大，并且会面临税收部门与资本市场的双重监管，属于较为激进的盈余管理行为。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税收成本较高的企业会进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财务报告成本较高的企业会进行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在资本市场与税务部门的双重监管之下，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需要在税收动机与财务报告动机之间进行权衡。

　　1. 2 经济周期、盈余管理动机与盈余管理方向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会计决策的重要因素 ( Baker 等，2016; 赵萌和叶莉， 2020) [12，13]。由于宏观经济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周期性波动，导致企业的税收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存在显著差异，进而会影响到应计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方向。

　　在经济扩张期，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强。从税收成本的角度上看，在中国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并非完全分离的模式下，较高的会计利润通常会增加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导致其税收成本相对较高; 另外，经济扩张期通常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通货膨胀的税收效应假说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企业以历史成本计价的原材料成本会被低估，而物价的上涨会导致其当期的营业收入相对较高，从而导致利润的高估与税收成本的进一步上升 ( 严楷等，2019) [14]。从财务报告成本的角度上看，债务契约理论认为，债权人会在借贷合同中加入限制性条款以保护自身利益。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条件下，虽然企业的业绩水平存在差异，但是债权人以及资本市场的监管阈值并不会发生变化 ( 陈武朝，2013) [15]。在经济扩张期，企业的盈利能力通常能够满足债务契约以及资本市场的监管要求，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所产生的财务报告成本相对较低。综上所述，企业在经济扩张期会承担较高的税收成本和较低的财务报告成本，即位于 B 区，此时企业可能会通过负向应计盈余管理降低税收成本。

　　在经济收缩期，企业的业绩水平普遍下滑。从税收成本的角度上看，相对较低的盈利水平降低了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导致其税收成本相对较低; 政府在经济收缩期通常会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使得企业的税收成本进一步下降。从财务报告成本的角度上看，经济收缩期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恶化，实际盈余可能满足不了债务契约以及资本市场的监管要求，因此会产生较高的财务报告成本。综上所述，企业在经济收缩期会承担较高的财务报告成本和较低的税收成本，即位于 C 区，此时企业可能会通过正向应计盈余管理降低财务报告成本。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相比于经济收缩期，企业更倾向于在经济扩张期基于税收动机进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

　　假设 3: 相比于经济扩张期，企业更倾向于在经济收缩期基于财务报告动机进行正向盈余管理。

　　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2.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2009～2020 期间所有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根据研究惯例和研究需要进行如下样本剔除: ( 1) 剔除金融保险类样本; ( 2) 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 ( 3) 剔除存在异常实际税负的样本 ( 实际税负小于 0 或者大于 1) 。最后得到样本容量为 20725 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CSMAR数据库。此外，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和 99% 水平上的 Winsor 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2. 2 变量界定与研究设计

　　( 1) 应计盈余管理的衡量

　　本文采用修正 Jones 模型对应计盈余管理进行度量，分年度、控制行业估计得到操纵性应计利润( DA)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区分应计盈余管理方向。参照 Fich 等 ( 2015) [16]、汪玉兰和易朝辉 ( 2017) [17]的做法，根据 Jones 模型的结果，若 DA 为正，则取其值表示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否则为 0( EM+) ; 若 DA 为负，取其绝对值表示负向盈余管理程度，否则为 0( EM-) 。

　　( 2) 经济周期的衡量

　　现有会计领域研究主要采用 GDP 增速、调整 CPI 等指标衡量经济周期 ( 陈冬等，2016; 贾玉成和张诚，2018) [18，19]。然而，宏观经济增速可能是长期趋势和周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采用 HP 滤波方法将 GDP 增长率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若周期成分大于 0，说明当年处于经济扩张期，经济周期变量( CYCLE) 取值为 1; 若周期成分小于 0，说明处于经济收缩期，经济周期变量( CYCLE) 取值为 0。

　　( 3) 税收动机与财务报告动机的衡量

　　对于税收动机( TAX) ，借鉴吴联生( 2009) [20]、陈春华等 ( 2019) [21]的研究，本文采用实际税率来衡量企业的税收动机。其中，实际税率 = 所得税费用/经营息税前利润。该指标越大，表示企业的税收成本越高。

　　根据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的界定，所谓的财务报告动机源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而企业所有的契约实质上都会表现为双方之间的资金关系。因此，本文采用 Kaplan 等的 KZ 指数来代表企业的财务报告动机( FR) 。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强( KZ 指数越高) ，就越需要获取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其财务报告成本越高。

　　由于应计盈余管理从动机到实施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为了避免内生性的影响，税收动机 ( TAX) 与财务报告动机( FR) 均采用滞后 1 期数据。

　　( 4) 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EM=α0 +α1TAX+α2FR+α3TAX×FR+λCONTROLS +ε ( 1) EM = β0 + β1CYCLE + β2TAX + β3FR + β4CYCLE × TAX+β5CYCLE×FR+λCONTROLS+ε ( 2)

　　模型 ( 1) 用来检验假设 1，模型 ( 2) 用来检验假设 2 和假设 3。除了前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外，模型 ( 1) 中引入税收动机( TAX) 与财务报告动机( FR) 的交叉项。按照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的做法，该交叉项显著，表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会在税收动机与财务报告动机之间进行权衡。为了检验经济周期与盈余管理动机之间的关系 ( 即假设 2 与假设 3) ，模型 ( 2) 中分别引入经济周期( CYCLE) 与税收动机( TAX) 、财务报告动机( FR) 的交叉项。若交叉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经济扩张期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若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经济收缩期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关于控制变量( CONTROLS) ，理论分析中涉及了资本市场监管成本 ( CS) 与税务监管成本 ( TS) 。由于外部审计是资本市场对应计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因此选择审计质量 ( 如果审计机构为 “四大”，取值为 1，否则为 0) 作为资本市场监管( CS) 的替代变量。税收监管成本( TS) 借鉴 Mertens ( 2003) [22]、陈德球等 ( 2016) [23]的做法，用各地区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之比来表示，该指标越高，代表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越强，税收监管成本越高。

　　参照现有应计盈余管理研究，其他控制变量 ( CONTROL) 包括: 企业规模( SIZE，总资产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资产负债率) 、盈利能力 ( ROA，资产收益率) 、发展能力( 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 、股权集中度( SHAR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盈余管理柔性( INVREC， ( 存货+应收账款) /总资产) 。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行业变量( IND) 。

　　3 实证分析结果

　　3. 1 描述性统计

　　根据 HP 滤波分析结果，本文对经济扩张期与经济收缩期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同时进行均值 T 检验和中值 Wilcoxon 秩和检验，以考查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的差异。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如表 2 所示，对于正向盈余管理变量( EM+) ，其在经济扩张期的均值( 0. 046) 和中位数( 0. 000) 要显著小于经济收缩期的 0. 057 和 0. 010，表明企业在经济收缩期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对于负向盈余管理变量( EM-) ，其在经济扩张期的均值( 0. 046) 和中位数( 0. 001) 要显著大于经济收缩期的 0. 411 和 0. 000，表明企业在经济扩张期的负向盈余管理程度更高。以上数据初步说明应计盈余管理可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从盈余管理的动机来看，经济扩张期企业税收成本( TAX) 的均值( 0. 161) 和中位数( 0. 150) 要显著大于经济收缩期的 0. 160 和 0. 147，而经济收缩期的财务报告成本( FR) 的均值( 1. 154) 和中位数( 1. 199) 要显著大于经济扩张期的 1. 008 和 1. 170。以上数据表明企业在经济扩张期会承担较高的税收成本( B 区) ，在经济收缩期会承担较高的财务报告成本( C 区) 。

　　3. 2 回归分析结果

　　表 3 列示了假设 1 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中，列 ( 1) 和列 ( 2) 用于检验税收动机( TAX) 与财务报告动机( FR) 对负向应计盈余管理( EM-) 的影响，列 ( 3) 和列 ( 4) 用于检验两种动机对正向应计盈余管理( EM+) 的影响。

　　如表所示，列 ( 1) 与列 ( 2) 中，税收动机 ( TAX) 与负向盈余管理( EM-) 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会基于税收动机进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同时，财务报告动机( FR) 与负向盈余管理( EM-) 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财务报告成本较高的企业较少进行负向盈余管理。

　　列 ( 3) 与列 ( 4) 中，财务报告动机( FR) 与正向盈余管理( EM+) 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企业会基于财务报告动机进行正向应计盈余管理。税收动机( TAX) 与正向盈余管理( EM+) 之间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税收成本会对企业的正向应计盈余管理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列 ( 1) ～ ( 4) 中，税收动机与财务报告动机的交叉项( TAX×FR) 与盈余管理变量( EM-，EM+) 之间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会在不同动机之间进行权衡，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表 4 列示了假设 2 与假设 3 的实证检验结果。列( 5) 与列( 6) 中，税收动机与经济周期变量之间的交叉项( TAX×CYCLE) 与负向盈余管理( EM-) 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比于经济收缩期，企业在经济扩张期更倾向于基于税收动机进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假设 2 得到验证。列 ( 7) 与列 ( 8) 中，财务报告动机与经济周期变量之间的交叉项( FR×CYCLE) 与正向盈余管理( EM+) 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比于经济扩张期，企业在经济收缩期更倾向于基于财务报告动机进行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假设 3 得到验证。

　　此外，列 ( 5) 与列 ( 6) 中，经济周期变量 ( CYCLE) 与负向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 列( 7) 与列( 8) 中，经济周期变量( CYCLE) 与正向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见，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方向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 2009～2020 期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 SW 框架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周期因素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归纳了应计盈余管理的周期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 ( 1) 税收成本较高的企业倾向于进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财务报告成本较高的企业倾向于进行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在资本市场与税务机关的双重监管之下，应计盈余管理需要在不同动机之间进行权衡; ( 2) 经济周期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波动，会影响税收成本与财务报告成本，进而影响应计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向。基于税收动机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在经济扩张期的程度更高，基于财务报告动机的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在经济收缩期的程度更高。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经济周期波动会通过会计盈余影响企业的税收成本与财务报告成本。虽然通过应计盈余管理可以缓解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的外部冲击，但也会降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增加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因此，相比于通过应计盈余管理降低相关成本，企业更应当在其财务决策中充分考虑经济周期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降低税收成本，在经济收缩期增加融资渠道与流动性管理水平，实现企业长期稳定的增长; ( 2)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经济不确定性加大，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帮助企业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当考虑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在经济扩张期通过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方向的领域，改善我国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 在经济收缩期为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缓解企业的融资困难; ( 3)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会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由于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向会受到经济周期因素的影响，因此监管部门以及审计人员需要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调整检查重点，在经济扩张期更加关注盈余低估风险，在经济收缩期更加关注盈余高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