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多元挑战与发展思路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深入 “新常态”，传统的数量型、粗放式发展已无法适应现代化经济成长的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对经济状态的转型升级要求越来越高，对经济发展高质量的追求也愈发迫切。我国正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国方略。本文从双循环视角，深入探究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阶段历程，并总结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以便找到中高速发展状态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历程阶段;多元挑战;发展思路;双循环

　　丁守海; 徐政; 左晟吉，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11-18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针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与形势，并结合我国所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的新理论思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十九届五中全会肯定了 “十三五”时期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对我国经济发展高质量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肯定。会议同时深入分析了2020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爆发，成为本世纪最大的 “黑天鹅事件”，世界经济受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冲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经济预计出现4.9%的负增长，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严重衰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冠肺炎疫情高度重视，对疫情的严格防控稳定了国内经济，使中国经济快速迅速恢复生产生活轨道，只有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重要正增长经济体。当代中国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应当被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 “国内国际双循环”概念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1]。

　　“双循环”的目的与归宿在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和谐共生，既是对原 “国际大循环”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也是内外循环关系之间主次矛盾的重新划分[2];不仅要关注国内经济的繁荣稳定，也要助推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当今世界，中国外贸依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因此，需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并同时扩大内需，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培育跨国公司，稳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3]。增强国民有效需求能力，成为经济内循环高质量运转的关键。内循环的质量提高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有利于中国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社会治理体系，也有利于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正能量。本文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演化阶段入手，探究双循环格局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转型提供研究思路。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

　　从国际经济发展来看，二战中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受到严重摧残，西欧、东亚经济损失尤为严重，受战争影响最小的美国成为战后世界的超级大国。二战后，世界经济进入迅速恢复期，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土壤。在政治上，东西方形成了以雅尔塔体系为框架的冷战格局，事实上稳定了世界政治格局。经济上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以美元和黄金为支点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推动了经济格局的重塑。20世纪 50 年 代 后，第 三 次 科 技 革 命 悄 然 来临，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解放，民族革命运动不断演化，经济全球化稳步推进。

　　通过 “欧洲复兴计划”，先进的技术与充裕的资金快速流入西欧各国，并逐渐恢复了经济政策的效用，战前的经济底蕴仍为其保留了人才基础，西欧经济走上快速复兴道路。日韩作为美国在东亚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同样接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发展科技、注重教育、经济飞速发展。苏联内部运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恢复重工业，国内经济趋于稳定。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的超级大国，经济基础雄厚，接收了战时大量高技术人才，美元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经济飞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转型，延长了世界市场分工产业链，也使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融入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逐渐提高自己产业等级，占据国际分工体系的高位，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开始快速进行，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最好载体。70年代末，改革开放进程在我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亚洲最庞大的潜在市场开始与世界交流接轨，海量的先进技术与经验流入我国，为我国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社会创造性思潮的涌流，保守主义被不断打破，新型经济关系不断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形成完善，我国建立起以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制度，形成并完善了国内大循环，同时积极对外开放，建立现代国际金融贸易制度，融入国际大循环，依托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本文在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4-5]，结合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按照经济发展重心转变的历程，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期 (1978-1991)、市场经济体制初期 (1992-2001)、震荡期 (2002-2013)、稳定期 (2014至今)，阶段化研究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演进，分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体系之间的逻辑机理。

　　(一)1978-1991年：改革探索期

　　1.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 “一大二公”的旧经济格局亟待改变，经济制度改革成为该时期我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放权让利、双轨并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逐渐提高市场调节水平是该时期经济制度发展与变革的主流。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允许个体、私人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社会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国内现代化经济大循环的萌芽出现。

　　2.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我国经济长期不变的主线。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农业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关键。随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取得重大进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1979年 后，我 国 第 一 产 业 对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的拉动作用始终在稳步提高。1982年，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包括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实践探索，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占据国民经济极为重要的位置，农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性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力存在较大的调动区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扫清了障碍，但弊端仍然明显，过度依赖农业导致产业结构畸形，产业结构现代化仍然遥远。

　　3.对外经济发展

　　1978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创造条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让中国迅速成为国际贸易转移的承接方。不仅如此，我国着力实现加工制造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断建立经济特区、沿海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城市等来服务于对外贸易。在此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与国内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外贸主体逐渐多样化，低廉劳动力的禀赋价值被合理应用，出口加工行业不断兴起，并开始融入全球贸易产业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也从1978年的355.04亿元迅速增长到1991年的7225.75亿元，远超过世界同期平均增长水平。

　　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一方面国内市场的现代化转型为中国融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前提，使中国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张了我国产业种类，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提升了我国经济总量，将外部优势转变为内部动能，使国际国内双循环相协调。

　　(二)1992-2001年：市场经济体制初期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1992年，邓小平 “南方谈话”彻底解决了中国到底是 “姓资”还是 “姓社”的问题，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并指明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辅以调节的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培育和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尊重市场形成价格的规律，完善要素市场，加强对不规则竞争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扎实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计划体制改革，缩减冗余机构设置，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管理区块，提升治理效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护劳动者、企业法人等主体的权力。建立以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为主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机构设置。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民收入，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制的高质量运转。最后，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建立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汇率制度，并逐步调整关税水平，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创造活力。

　　2.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1991年后，我国产业结构迅速调整，产业比例逐渐协调，第一产业占比自1996年以来迅速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二三产业对于我国 GDP的拉动作用提升明显。城镇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 迅 速 推 进，城 镇 人 口 从 31203 万 人 提 升 至48064万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701元提升至6824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1992年的1978元迅速提升至 2001 年的 7109 元，恩格尔系数从53.8%下降至 38.2%。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到城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变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效，城镇第三产业有序成长起来。以城市经济和城市化拉动的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发展演化，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运行，经济增长从改革过渡期的不稳定状态开始逐渐趋于稳定。

　　3.对外开放深化

　　1992年至 2001 年，中 国 进 出 口 贸 易 飞 速 成长，进出口总额从9119.62亿元增长到 42183.62亿元。我国利用外资水平显著增强，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155400万美元提升到4967200万美元，对外投资 水 平 显 著 提 高，对 外 承 包 工 程 合 同 金 额 从25.24亿美元提升至130.39亿美元，我国外贸依存度从33.9%增长到40.1%。1993年，我国已基本形成以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为路径的，宽领域、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格局。1994年，我国颁布并实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逐渐走上法制轨道。外贸企业经营权扩大，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世界接轨，出口产品不再是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制成品数量明显增加，关税显著降低，进出口贸易逐渐形成顺差。从数据可知该时期我国更加深入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位置逐渐提高，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为随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融入全球化世界浪潮，建立了基本格局并形成了初步规划。

　　(三)2002-2013年：震荡期

　　1.对外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件大事，加入 WTO 之后，我国经济开始全面与世界接轨。2004年，为了应对入世后对外贸易所面临的法律体系问题，我国于2004年修订 《对外贸易法》，用以弥补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漏洞，根据 WTO 规定清理大量不合规定的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并再次降低关税，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提高我国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的水平，并根据国际通行的会计政策与计量标准完善国内统计信息系统，促进外贸信息交流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

　　入世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启了 “黄金时代”，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42183.62亿元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166924.07亿元，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出口产品种类进一步丰富，在保持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机电加工产业占优的情况下，中国开始承接西方国家的创新扩散，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移动设备、计算机等产品开始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地位不断提升。

　　2.国内经济快速成长期的得失

　　2001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最为迅速和稳定的增长，创造了震惊世界的 “中国速度”，年均10.8%的超高增长率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 济 体 制 的 内 部 变 革 息 息 相 关。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强调应进一步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市场秩序建设，改善宏观调控，推进财税金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继续推进内循环制度建设，规范的市场秩序赋予了内部经济活力，双循环相结合，发挥三驾马车的内部促进效应，以外循环出口带动内部投资与消费。

　　(四)2014年至今：稳定期

　　2014年 以 来，我 国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持 续 放 缓，速率趋于稳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 GDP总量达到64.36万亿元，GDP 增速为7.4%，至 2019年，我国 GDP总量已达到99.09万亿元，增速为6.1%。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高，我国居民就业情况基本稳定在77000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从2014年的20167元增长到2019年的20733元，消费水平从17271元提高到27563元。国内消费升级进展迅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4年的259487.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08017.2亿元。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至2019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达到53.9%。环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2019年我国空气质量 明 显 改 善，337 个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82.0%，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森林覆盖率达到23%，始终保持稳定。不仅如此，2020年，我国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联合发布 《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止我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彻底限制 “洋垃圾”的入境，是我国维护国民身体健康，建设生态文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积累的困境

　　首先，我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我国传统经济发展运行在粗放式唯数量论发展的轨道上，高能耗，高污染，低能源利用率使我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水土流失与荒漠化、森林面积减少、雾霾天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等各种污染问题频发。2013年，我国根据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74个城市进行检测，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4.1%;超标城市比例为95.9%。酸雨区占国土面积的10.6%，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1 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 30.72%。至 2019 年，对全国337个地级市进行大气质量观测，仍有180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总数的53.4%。酸雨区占国土面积的5%，酸雨频率为10.2%。经过近些年有序的环境治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提升，但生态环境问题仍然严峻。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数据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自2001年以来迅速上升，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农村依附于城市的现状没有彻底改变，城乡之间存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双重二元结构，落后的户籍制度将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割裂开来，造成了农村发展事实上的滞后，也造成了城市化的低效率进展。不仅是城乡之间差距在扩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也在扩大，东西部、南北方呈现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大城市虹吸效应严重，高素质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落后地区资源与劳动力同时流出，造成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恶性循环。

　　第三，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较低，震荡期我国一直是先进国家创新能力扩散的接受国，并未形成国内创新驱动的良好生态，经济发展依然依靠低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较低，创新能力不足[9]。2014年以后，我国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生态逐渐形成，但仍然存在研发结构不合理，科研人员密度低且分配不均匀，核心技术仍然被先进国家 “卡脖子”，以量取胜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为主流。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面临的新挑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造成了自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对于疫情，在西方国家内部引发了自由与人权的大讨论，政策与民众之间存在执行与反执行的激烈冲突。疫情同时激化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失业、党派争执等矛盾更加破坏了本就脆弱的社会经济，又促进了疫情的进一步传播。世界经济的萧条造成我国出口市场的急剧萎缩，与以 “维护贸易公平和国家产业安全”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相互促进，对我国对外贸易形成严峻挑战[11]。

　　首先，西方国家屡屡挑起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争端，包括且不限于中美贸易摩擦、香港修例风波、台海局势趋紧、新疆棉事件等。为了应对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国必须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向来是中国坚实的伙伴，中国政治经济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国、弱国，身处产业链低端的现状难以改变，从全球化中的获益有限，单一的经济模式、不协调的产业结构等使其经济走入死胡同，反而呈现出愈发贫穷的态势。中国对抗西方国家的伙伴的力量极为有限，外部环境恶劣。

　　第二，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面临着国内产业转移造成的失业问题和价格水平上升的困境，其家庭经济基础愈发薄弱，从而强烈要求制造业回流。近些年，中国逐渐走出了人口红利期，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资本密集度的上升、消费者偏好的多元化带动了高素质劳动力需求膨胀，提高了我国原有的低成本模式压力[12]，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逐渐向越南、印度等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地区流动。然而发达国家内部的分配问题使低收入群体所处的环境更为艰难，制造业回流的呼声极端强烈。中国在自身制造业水平没有达到较高水平的同时还要面临着低端制造业两个方向的流出问题。

　　三、双循环视角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一)以内循环为主体，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协调关系，发展完善我国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不断调整升级的重要支点，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双向互补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动能。为此，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解决我国需求端的内需不足与供给端的结构失调问题需要从微观与宏观两条轨道入手。

　　市场是经济生活的平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内循环为主体，便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使消费与投资成为拉动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首先应保证就业，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稳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内需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升，内需体系的建设不仅要求数量，更要追求质量，不仅要达到物质富裕，又要实现精神满足，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至关重要。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是多样化产品的提供者，是生产创新的主体，完善市场体系需要增强企业活力，减少僵尸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率，并改善融资环境，缓解出口对内销的替代，进一步扩大内需[15]。

　　(二)以外循环为助力，推动内外循环和谐共生

　　以内循环为核心，外循环为助力，并不意味着内循环是一个闭环，寻求内外循环的优势互补，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基本规划[19]。在反全球化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代，新冠疫情大流行又充当了反全球化的催化剂，世界经济走向大萧条，外部环境开始变得极端不稳定。疫情重塑了全球化，集团化、区块化趋势成为未来全球化的基本方向，但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会逆转[20]。

　　四、结论性评语

　　当今世界早已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经济走向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经济萧条动荡的当下，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认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