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青年地位和作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党中央对青年及青年工作高度重视，极大地提高了青年的社会地位，青年学科建设也进入到了重建阶段。对青年地位作用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形成了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等分领域研究，也形成了对青年地位作用变迁轨迹的纵向比较研究及青年社会地位跨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结合目前的研究情况，提出应从以下几方面拓展和深化青年地位作用的研究：第一，研究对象要有效覆盖新兴青年群体和青年组织;第二，核心概念上需要厘清地位和作用各自的侧写维度和二者的辩证关系;第三，解释框架上我国青年学科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青年发展的经验和现实，进一步研究生产力发展和青年地位作用变迁的辩证关系;第四，研究视域上要置于现代性视域中研究我国青年地位和作用变迁相较于他国所呈现的共性与“个性”;第五，跨文化比较研究上要增加与日本青年研究的交流互鉴。

　　本文源自青年探索,2020(04):61-71.《青年探索》(双月刊)创刊于1983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委员会主管，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主办，广州市青年研究会协办，广州市青年探索杂志社编辑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在共青团工作研究及青年研究领域一直享有盛誉。1992年被评为中文核心期刊。本刊坚持学术理论研究和探索青年社会实际问题的办刊宗旨和风格，已成为华南地区观察青年、研究青年、反映青年、服务青年的权威窗口。

　　人类世代更替是自然现象也是自然规律，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哪个国家，人们都承认青年是人类的未来，代表着希望，在青年身上寄托了憧憬。这是青年地位和作用永恒的“必然性”，是“一般”意义上的青年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特殊”意义上的青年地位和作用。这就是说，青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进入现代，青年的地位作用发生了质的飞跃，与以加速度发展的现代生产力一起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研究、与时俱进地研究的问题。

　　今天，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出发，研究我国生产力发展与青年地位作用的变迁轨迹及规律，探讨新时代生产力发展趋势与当代青年地位作用的辩证关系，既能为青年学在新阶段上的重建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也能为新时代我国党政部门尤其是青年工作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在我们党大力推进青年工作、促进青年全面发展过程中发挥理论指导意义。因为如何认识青年、评价青年、看待青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青年工作的前提问题。

　　本文回顾了国内学界对青年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对该主题做出了研究展望。总的说来，国内学界对此问题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既有应然研究，也有实然研究;既研究现实中的青年，也研究历史中的青年;既有纵向的变迁研究，也有横向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既有思辨研究也有实证研究，思辨研究主要包括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论述提炼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实证研究的代表包括周晓虹通过访谈论证文化反哺现象的实际存在和社会意义，吴鲁平通过量化指标探讨青年的实际地位等。总体而言，国内有关青年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研究视角多元、研究方法多样，本文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

　　一、对马克思主义有关青年地位和作用的观点的思辨研究

　　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青年学导论部分的基本问题。1988年，黄志坚在其主编出版的《青年学》教材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把青年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最活跃的力量，特别强调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革命斗争中的先锋队作用;2.建设事业中的突击队作用;3.发展科学技术中的创新作用;4.共产主义事业中的承前启后作用[1]。后续青年学教材编写者、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者主要强调的也是这四个方面的作用。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推进，学者们根据党的领导人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亲切关怀青年发展，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领导和部署了包括共青团改革在内的群团组织改革，指导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青年发展规划，就青年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新理念新论断新思想，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给学界提出了新的重大研究命题，也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国内研究、阐释习近平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成果陆续发表。如2017年，王义军抓住了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两大要义——党管青年原则和青年首先发展理念，并对之做出了深入的解读。王义军指出，党管青年原则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新的发展阶段最鲜明的理论创新和对现实最鲜明的制度回应，党管青年原则更加强化党与青年关系，更加凸显青年对党的重要性，表明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对包括青年干部和青年人才在内的青年群体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对青年内在规律的把握更加科学准确。青年首先发展理念则是党对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都积极发挥的生力军作用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联合国提倡的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的借鉴、提升和中国化表达[2]。此外，王义军认为，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青年是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的生力军和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主力军。青年的社会地位和青年工作的历史方位决定了青年工作的新要求新任务，点明了今天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重要意义。2018年，倪邦文对习近平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读[3]。他指出，习近平同志对青年战略地位的强调突出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这段话：“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他提出，习近平同志在高度评价、定位青年作用方面的创新发展体现在：第一，认为青年一代的发展和奋斗，不仅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而且关系到国家发展活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明确将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提升到国家发展活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加以强调。第二，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青年对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战略意义，指出我们党重视青年及青年工作不仅因为青年发展关乎国家民族未来，还关乎党的未来。此外，倪邦文还研究了习近平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来源，指出习近平同志七年知青生活深刻影响了他对青年的认识。习近平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都侧重于对习近平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阐发，并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此外，《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作为习近平同志直接关心下制定的青年政策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张良驯指出《规划》中有关青年社会地位有两个新提法：一是两个“生力军”的提法。以前通常讲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现在还讲青年是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力军。这强化了青年的生力军角色，突出了青年的社会作用;二是第一次在国家青年政策中认定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突破了以往讲得最多的“青年是未来”的说法，是对青年社会角色的一种新的现实定位，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更为准确的社会定位[4]。青年是生力军和中坚力量的社会定位决定了青年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

　　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党管青年原则的确定以及《规划》的出台都反映了党对青年地位及作用的高度重视。可以确定的是，系统研究、深刻阐发习近平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青少年研究学者的重要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尤其是运用生产力发展理论研究青年地位及作用的变迁轨迹和未来趋势，全面总结当代青年的社会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将是学界的重点和难点，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为青年工作部门破除阻碍青年作用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梗阻”或出台激发青年积极作用的政策提供参考。

　　二、对青年地位和作用的分领域研究

　　如果说从历史、当下、未来的角度研究青年的地位及作用遵循的是时间维度，那么空间维度的研究则是讨论青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的作用。二者经纬交织构成对青年地位及作用的立体式描述。

　　(一)经济领域的作用

　　探讨先进生产力与青年的关系是学者开展青年研究的重要视角。学者们认为，青年所具有的优势使其与先进生产力有着天然的联系，或者说青年所具有的优势使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先锋作用蕴含着某种必然性。例如，田杰[5]、陆士桢[6]等指出，与传统社会的青年和同时代的其他人群相比，现代社会的青年人具有观念、知识、创新三大优势，使其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生力军，注定要在经济快速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充当主要角色。除了观念、知识两大优势外，田杰[5]和杨雄[7]还强调了青年的体能或说体魄优势。田杰指出，青年人力资源最能将人的体能、技能、智能高度统一[5]。IT业的“少帅现象”与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青年群体已经构成中国新经济和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一道新景观。金国华[8]也指出，年轻一代吸取掌握了最新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几乎主要依靠青年人的力量。

　　相较于以上从生产、产业发展角度对青年作用的关注，杨雄从消费、财富创造角度提醒我们注意，青年创造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青年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消费主体的事实[7]。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呈现加速度状态，其特点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人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对青年地位作用的影响也随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热点。学者们发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来临，青年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现实力量，青年不仅仅代表将来，更代表现实。杨雄指出，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青年实际上在起主导作用和领潮作用的社会，无论是创造还是消费都已成了青年人的世界[7]。他认为21世纪将是青年人完全崛起，成为整个社会中坚力量的世界。还有学者注意到青年事务逐渐被纳入各国国家事务管理层面并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二)文化领域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青年的文化作用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三个主题：一是青年的价值观研究。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表现，学者们认为青年领风气之先，青年的价值观决定着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学者通过实证调查描述青年价值观(包括婚恋观、消费观等)特点，评价其对社会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二是青年的亚文化研究，关注青年摇滚、动漫等流行文化现象，运用伯明翰学派等理论讨论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三是青年的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

　　1988年，周晓虹在《青年研究》上发表《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首先提出了文化反哺概念，用以指代在急速变迁时代所发生的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颠覆现象，具体指因为对变迁更为适应，传统的被教化者即年轻一代成为这个时代的教化者，而传统的教化者即年长一代因为对变迁感受相对迟缓则成了被教化者。这一现象尤以器物文明领域最为鲜明，表现为新兴食品、移动电话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器物选择过程中代际倾斜、去中心化和数字鸿沟趋势[9]。“文化反哺”概念的提出精炼地表达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带给国人的全新的心理体验。

　　这一概念的提出迅速引起学界的兴趣。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学者们认为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证明了年轻一代无可争辩地充当了文化改革的先锋。杨雄更是认为，随着青年文化显现出极大的文化反哺功能，当代青年已从“边缘”走向“主流”[7]。今天，青年不仅是经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更是思想文化建设的中坚，是最重要的新文化力量。“文化反哺”如今已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概念、学者经常使用的分析术语，青年的反向社会化、青年与社会的互构研究是这条学术延长线上的深化成果。

　　(三)政治领域的作用

　　学界对青年政治作用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以历史学研究者为主，研究对象是历史中的青年，包括研究以往青年运动的历史影响，比如有关五四青年运动的丰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青年对党的建设的历史作用。韩卿元讨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青年知识分子对党的建设的作用[10]。他指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提倡新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涌现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是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研究证明了青年不仅是思想上的拓新者，也是活跃的行动派，换言之，青年往往是新思想的接受者和践行者。联系马克思所说，理论要变为物质力量就需要掌握群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现历史告诉我们，理论在掌握群众的过程中首先掌握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结合在一起。

　　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为主，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出发，关注青年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争夺的对象。随着青年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发声渠道的拓宽，青年的政治影响力、作用力明显增强。石国亮[11]指出青年掌控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不断去除了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青年社会地位的提升有三大表现：青年日益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青年问题、社会问题、网络问题的同构反证了青年地位的提升;青年日益成为政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青年外交成为国家外交和政党外交成败的重要因素。

　　当对青年的研究视角从问题视角转向发展视角、优势视角时，一些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放在青年的积极特点和正面价值上。黄志坚[12]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现实挑战的映照下，观点更显全面。他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中一支富有创造精神的积极力量，又包含有产生社会动乱的消极因素。革新革命往往从青年发端，动乱、破坏往往也是从青年开头。青年可以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也可能成为腐朽势力的打手。青年总是站在革命和建设队伍的前头，发挥先锋作用和带头作用，成为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但经验不足，又需要在成老年人的指导下同成老年人合作。

　　综上所述，学者普遍认为当代青年的影响力日益从未来提前到现在，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青年主要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受规训者，其地位和价值主要是“未来的主人”，那么在现代社会，青年对社会的积极形塑作用、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由将来时变为正在进行时。相应地，大家对青年进行群体像描摹的关键词也在原来的预备队、生力军、先锋队之外，增加了主力军的使用频率，用以呈现青年由旁观者到参与者，由跟跑者到领跑者的地位变化。

　　可以展望的是，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青年的作用领域将由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扩展到生态建设、社会治理等新领域，青年的生力军地位不仅日益凸显，而且呈现出多元性和复合性趋势。十九届四中全会后，研究青年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作用，研究共青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职责使命将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新主题。

　　三、对青年地位作用的变迁轨迹的纵向比较研究

　　纵向比较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在涵盖的时间范围、研究对象范围、解释框架方面存在不同。

　　第一类主要研究青年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地位作用的变迁。以国内《青年学》教材的编写者黄志坚和金国华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生产力或者说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解释青年地位作用变迁的原因。

　　黄志坚重点阐述了生产力发展与青年概念出现的关系[1]。黄志坚指出在古代社会还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因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条件下，从未成年的童稚时代到成年时代，不需要有漫长的过渡阶段，劳动准备和受专门教育的时间都比较短。18世纪中叶发生产业革命后，由于掌握技能和专业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学习期的延长，进入自立生活与负担物质和家庭责任的时刻推迟，担当成人角色所需的准备时期不断延长，使青年作为人生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得到确认。在此基础上，黄志坚认为，近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在我国也是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而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谢昌奎[13]的观点有所不同，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青年的发生发展，他得出结论：西方青年发生发展是与产业革命相联系，中国青年发生发展过程中，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主旋律。这提醒我们中国青年的发生发展具有“个性”，需要结合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特殊性”来展开具体研究。

　　金国华在沿着人类原始社会、古代农业社会、近代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梳理人类青年观的演变过程中，阐述了青年地位及作用的变迁[8]。指出原始社会青年体能的优势在劳动生产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农业社会，再生产的特点是简单重复，对生产者的要求是经验积累。所以富有经验的年长者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最高权威。青年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肯定，因而青年的社会变革作用和创造作用也就从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近代工业社会，青年一代作为新生产力和新文化的载体，在工业化浪潮和近代社会变革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生代。但只把青年一代作为社会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客体来描述，而始终未把青年一代作为认识和改造自我，同时又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来进行研究。对青年进行真正科学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初正式拉开序幕。现代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促进了一代青年人的素质，同时也改变了青年传统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青年不再是社会的旁观者、预备队，而是直接参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有生力量。人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握青年，才能赢得今日社会的安定和明日社会的发展。金国华为青年地位作用变迁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宏观的框架。

　　由于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一代青年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利益诉求等，使青年作用的蜕变具有“世代”演变线索。因此，第二类纵向研究主要是国内社会学学者通过划分“代”“世代”的方式梳理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社会角色、主要作用的发展变化。解释框架主要是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理论。

　　在这一方面影响比较大的研究成果有张永杰、程远忠[14]的《第四代人》，此书将1921年至1985年60余年间的中国青年划分为四代：第一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第二代是在1980年代时50多岁的“我们这个社会的父辈”，第三代是造反者、红卫兵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应试者，第四代是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涌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们。10年后，武俊平[15]将研究对象延展至“70后”和“80后”，认为他们和前四代人的显著区别是从小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对传统观念没有太多的记忆。

　　陈映芳则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青年的蜕变过程分为“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两代人[16]。周晓虹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青年“破茧而出”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激进青年、革命青年、造反青年和世俗青年四大阶段的历史蜕变[17]。黄志坚根据我国现代化的阶段将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分为“救国救民的一代”(1919年到1949年)、“建设的一代”(1949年到1978年)、“改革的一代”(1978年到2012年)、“强国一代”(2012年到2050年)[12]。

　　这些研究开启了我国的“世代”研究，这一条学术线将随着新生代的出现不断延长。“90后”“00后”是习近平同志寄予厚望的中国梦的追梦人和圆梦者。这是当代青年社会地位的最关键标识。当这批青年群体开始涌入校园、走入社会，成为高校和职场的主体时，他们的鲜明特点及其与前辈群体的差别和代沟经常引发社会热论，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四、对青年社会地位的横向跨文化比较研究

　　从横向来看，在比较研究领域，吴鲁平注重对青年社会地位开展横向网络式比较研究，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观点[18]。

　　在研究视角方面，吴鲁平提出，对青年社会地位及其发展状况进行纵向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对它进行横向的网络式比较研究更加重要。他提出，青年在某一社会所处的地位，只能放到它所处的社会网络系统中来加以探讨。具体地说，对青年社会地位的研究，要以成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为参照，通过用代际比较的方法来对之作出相对客观的描述。

　　在研究方法方面，相较于其他学者对青年地位作用的思辨论述，吴鲁平选择了身心健康状况、就业失业、经济收入(包括贫困率)等几个代表青年社会地位的量化指标进行描述。

　　在研究结论方面，吴鲁平用实证数据反驳了将青年群体视为现代社会中的“优势群体”这一流行观点，以及青年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这一说法，指出在社会变革中青年的受益不高于其他年龄人群，甚至可能是社会变动中的受害者。从跨文化的角度看，青年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受益者，又是社会变革的受害者。他指出，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社会变革对青年带来的收益问题，但对青年在社会变革中正在或即将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对青年未来发展空间预期过高不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社会中大多数经济制度总体上还是有利于成年人。这一点在就业政策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吴鲁平还指出，青年群体内部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分化的群体。青年在社会中面临的竞争主要是青年群体内部的竞争，而不是青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之间的竞争。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有重要价值。

　　吴鲁平的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反思青年是优势群体的流行观点，当我们只进行纵向的青年比较时，必然只看到青年一代比一代发展条件更好的事实，但如果转向同时代年龄群体的横向比较，则会发现青年离占有真正的优势群体地位还有距离。这为决策部门注意青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有利于青年更公平更全面发展的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张良驯[4]引用了英联邦2016年对183个国家的青年发展指数的评定排名结果，中国青年发展指数为0.578，排在第118位，低于0.616的全球青年发展平均指数，这反映了中国青年发展水平还不高，与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从这些学者的研究看出，青年研究需要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既要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应然，也要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实然，二者的反差正是我们努力的空间和着力点。

　　五、研究展望

　　今天，我们再次研究青年的地位作用有如下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一是“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9]。新时代是我国青年可以大有所为也必须大有作为的伟大时代，他们的地位作用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的深切关怀、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明确提出党管青年原则、青年首先发展的理念，极大提高了青年、青年工作及青年研究的地位，为青年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有所为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强大的动力。在党中央做出重大制度性安排和工作部署下，我国青年学科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初创和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到2015年左右的反思阶段，到2016年左右进入重建阶段。2015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群团工作研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加强青年学研究”;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团校改革方案》也提出“推进青年学等群团工作学科创建”。而青年的地位及作用是青年学研究中的一个导论性问题、基础性课题，需要学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共识的基础进一步系统、深入、与时俱进的研究。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讲，需要有效覆盖新兴青年群体和青年组织。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青年企业家等青年群体的地位及作用，如今以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快递小哥等为代表的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忽视。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新兴群体“里面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有的甚至可以一呼百应。工作做不好，他们可能成为负能量;工作做好了，他们就可以成为正能量。随着社会发展，这类青年人群将会越来越多”[20]。青年研究必须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发扬我国青年研究“紧跟时代、贴近青年”的优秀传统，关注新兴青年的生活现状、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的反差问题等，为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引领他们成为社会中的正能量贡献智慧。此外，当代青年群体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青年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凭借很强的凝聚号召力、组织动员力和策划行动力，在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需要在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深入研究。

　　第二，从核心概念来讲，需要厘清地位和作用两个概念的侧重点。马赫列尔提出了“状态—角色”的概念，强调青年的状态和角色(地位和作用)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同一概念。笔者也认为二者相互作用，甚至有所交叉，地位的高低决定着作用的范围和大小，作用的大小影响着地位的高低，但二者的内涵还是有所区别，或者说具体的侧写维度存在一定差异。

　　青年的地位是青年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主要由其与主导群体的关系来确定。在一个社会，成年人、老年人是主要群体，所以应主要从青年群体与成老年人的代际关系、代际互动角度研究总结不同历史阶段青年的实际地位，包括经济地位(经济收入等)、家庭地位(调节代际关系的价值规范等)、政治地位(青年与执政党的关系等)、社会评价(主流声音对青年的评价等)四个方面。经济地位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在经济组织比如企业中的职位等，家庭地位主要关注塑造、调节代际关系的价值规范，政治地位主要是享有的政治权力、权利、在政治组织中的职位等，社会评价主要是社会主流声音对青年的评价(比如问题视角还是优势视角等)或要求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前的研究大多将青年作为铁板一块来说明其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注意研究青年群体内部地位不平等问题，青年的非平衡发展是目前各国青年工作面临的紧迫挑战。

　　青年的作用指青年的现实贡献(现实的作用)和承担的历史责任即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未来的作用)。比如对当代青年来说，他们的地位和作用集中体现为中国梦的追梦人和圆梦者，具体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领域。其中，青年的经济作用与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相关，青年的政治作用、文化作用的发挥情况主要受生产力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和对上层建筑的影响的制约。在生产力发展的转型阶段、跨越式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需要适时调整，青年的地位作用也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三，从解释框架来讲，需要进一步研究生产力和青年地位作用的辩证关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同志在中央团校授课时指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坚持联系地、发展地、全面地看待青年，准确把握作为整体的青年与作为个体的青年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理解生产力发展与青年地位作用变迁的关系。他既指出了当下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重大意义——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也为我们指出了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基本方法论——要联系地、发展地、全面地看待青年的地位和作用，还为我们指出了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科学角度——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建设青年学指明了方向。换个角度说，研究生产力发展与青年地位作用变迁的辩证关系体现了我国青年学研究、青年学学科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青年学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学科性质，响应了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除此之外，进一步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研究青年的地位作用变迁还有如下两大学术和实践价值：

　　一是回应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缺乏青年视角的指摘，从青年视角丰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叙事的主角是“无产阶级”(现代工人)这一阶级群体，在《资本论》中明确关注过妇女这一性别群体和儿童这一年龄群体，他们在马克思文本中是显性在场。但不能说青年在马克思文本中是缺席状态。恰恰相反，因为无产阶级的主要组成人员是青年工人，所以“青年”这一对象、“青年问题”这一课题是隐性在场(非直接出现)。但是，这种指责反过来也提示我们可以从青年的视角整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为研究大工业阶段青年地位及作用提供观点启发和论据支持。

　　二是从生产力发展理论的视角深入解释青年地位作用的变迁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习近平同志号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在我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青年认识到自身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反驳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资本生产力的理论，论证并丰富了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力理论，是我们进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资源和素材。通过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角度全面理解青年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管青年原则的科学性，青年首先发展理念的战略性，青年工作制度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我们既要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从提出要求和创造条件两大方面规约着各时代青年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的范围、方式等。尤其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的日新月异，推动了青年的存在场域和存在方式发生了质变，进而影响了青年的作用范围和方式。也要研究青年实际地位(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如何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以找到现有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与青年首先发展战略部署不相符的地方以及不利于青年作用发挥的改革空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中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使青年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使我国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我们还需要找出生产力发展影响青年地位、作用的中介变量，青年地位及其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传导路径，从而为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改革创新，为切实推进青年全面发展找到合理有效的着手点。正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Banerjee)、法国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穷人难以摆脱贫困的“选择路径”、贫穷自循环的逻辑，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切实的工作思路。

　　第四，从研究视域来讲，需要在现代性视域中深化、拓展研究我国青年地位作用的变迁轨迹和规律。青年的产生、青年地位的提升和青年作用的增强与人类历史上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即这些现象是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所以深刻研究青年地位作用的变迁必须置于现代性生发与发展的基本背景中。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有着不同的生发逻辑和发展路径。我国的现代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特点、内在逻辑带来的全球扩张中被迫开启的，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需要改造世界的面貌的过程中被裹挟进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在被半殖民化的不利条件下、在资本全球化的陷阱中艰难地进行现代化转型，因此与西方现代化开端不同，中国开启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即救国救民的历史任务。所以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青年群体的觉醒是救国救民历史任务下促成的，中国青年在国家现代化转型开端，首先发挥的是革命的先锋队、生力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在实现全面现代化、建构自己现代性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发展基础、发展任务、发展节奏和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我国青年的地位作用除了与西方青年的共性外也有自己的“个性”。换言之，近代以来中国青年地位及作用发生的重大变化，既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历史的一般规律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的独特性，尤其是新时代我国青年的地位及作用与其他国家的青年相比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概括地说，我国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过程，所以我国青年的地位及作用始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联。

　　第五，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讲，我们不仅需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研究进行对话比较，也需要和日本这样的东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研究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因为日本学者对二战后本国青年的世代研究成果丰富，更因为我国青年不仅深受美国好莱坞电影、美剧等流行文化影响，也深受日本动漫等文化的影响。近几年的“宅男宅女”“佛系”“二次元”等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流行词汇和生活方式、社会心态、价值观念。而且日本青年发展出现的困境以及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的警示价值值得研究讨论，以避免我国青年发展落入“失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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