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摘 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立场批判、本质批判和危机批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现代性价值、实践和制度构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定了理想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当代实践，把现代性立足于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上，以中国道路为实践支撑，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础，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灵魂，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实践路径，以构建国际新秩序为制度保障，旨在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超越，为人类文明现代性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方案，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苏星鸿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2-01-2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关怀的重大理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和至高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在 21 世纪的创新发展。 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视野中，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现代性构建的科学设计中，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尤其是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人类文明现代性思想底蕴进行深入挖掘，揭示其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原创性贡献，同时在实践层面上深入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这应该成为探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内在关联的旨归。

　　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

　　当今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性转变的时代。 在此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其出场包含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为了揭示这种历史必然性，应当认真梳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立场、本质和危机进行的深刻批判，以深度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

　　(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立场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立场上的现代性。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概念，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 中最早提出的。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就是单个人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能实现自己目的的社会，在此过程中必然引发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冲突，因而市民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个人既以私人身份处于市民社会的组织中，又以公民身份处于国家社会的组织中，这种个人存在的二重化必然导致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从而形成市民社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不仅存在于国内社会，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必然嵌入到“世界市场” 的范围内，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等级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 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 [1]P582在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等级统治秩序是靠殖民扩张和军事掠夺等手段来实现，在“二战”后主要靠经济侵略并伴随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方式来进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靠信息帝国主义的建立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来展开。 这些不同阶段的统治方式仅仅是侧重点的区别，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不平等的殖民统治。然而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逻辑叙事中，往往把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族群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公民都说成是完全平等的主体成员，但是，由于这些成员各自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地位和话语影响的不平等性，因此，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很大差别。 从本质上讲，只要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没有得到彻底的变革，全球秩序中的不平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如何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市民社会立场实现变革，建立以人类社会为立场的现代性，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性问题。

　　(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内涵于资本逻辑中，资本主义现代性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集中地表现为对资本的批判。 资本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范畴，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运动中增值。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变革，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P403因为只有在不断地变革和创新中，资本才能实现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同时催生了资本主义现代性。 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导下，以领土占有和宗教统治为主的古代历史必然转化为以经济全球化为主的现代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引发的经济全球化进行了辩证批判。 一方面，他们指出以资本为本质的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摆脱了地域性发展的局限和对自然的宗教崇拜，突破了不同民族和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阻隔与藩篱，促进整个世界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共同体从传统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发展。 另一方面，他们指出以资本为本质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人的异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形成对人的“异己性支配秩序”的世界市场以及“抽象成为统治”的世界政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渐行渐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以及新航路的开辟与世界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过程中，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成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同时每个人的世界历史性活动也成为经验事实，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的增多同样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但是，“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 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1]P536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利益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越来越成为个体利益的桎梏，普遍权利成为个人权利的束缚，与此同时世界精神成为个体解放的枷锁。 在资本创造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意识形态的冲突只不过是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意识形态冲突的本质与基础。 因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经济基础和基本运行机制时，必然意味着一个内在不平等的世界观念和世界秩序的形成。 从本质看，在以资本为本质构筑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秩序中，所谓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名词，由此决定普遍权利就是资产阶级权利的变相说辞，由此生发的“世界精神”就是束缚个体解放的圈套，由此构建的世界秩序就是资产阶级国内统治秩序的全球拓展。 因而，如何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限制资本，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发展群体利益，在普遍交往过程中形成真正的共同利益，把“虚幻的共同体”转变为 “真正的共同体”，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问题。

　　(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批判

　　基于市民社会的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现代性朝着自反性的方向运动，这种运动的突出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 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不仅在国内深刻地表现出来，同时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地表现出来。 从表面看，似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展也在客观上有利于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但是，从本质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最为主要的还是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从而引发全球现代性危机。 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 [3]P157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和自然矛盾的激化导致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人和自然关系上表现为资本对自然资源占有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资本为了增值不断占有和无限制开发自然资源，不断“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使自然界服从人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对自然的无限度破坏。 另一方面，整个人类的自然资源从总体上来说是有限的，难以满足资本无限地向自然扩张以实现增值的需要。 因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发生。

　　其次，人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复杂的全球经济政治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2]P405发达国家占有全球绝大多数财富，通过各种手段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掠夺，造成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今天仍在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全球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 这种全球经济危机必然渗透到全球政治中，导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政治遭遇严重危机。 当前一些地区冲突不断加剧，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难民潮，就是资本主义全球政治危机的集中体现。

　　最后，人与人矛盾的激化导致深刻的全球价值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的表现就是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片面化之间的矛盾。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资本成为支配每个人的抽象力量，“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 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4]P114。 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又赋予了人对自身的巨大的改造作用，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大提升，使人的类本质得到极大彰显。 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使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的绝对关系，把具有创造性的人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生产机器和消费机器，从而成为片面发展的人。因此，资本主义现代性必然造成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同危机，而现代社会市民和公民之间的双重身份矛盾又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危机，最终使人陷入主体迷失的深刻价值危机中。 因此，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实现人和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追求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新现代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问题。

　　总之，在人类现代性思想史上，马克思较早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全球危机问题，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逻辑造成的不平衡，于是变革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发展模式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时代课题。 在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动荡变革期， “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要求人们做出回答。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5]这个中国方案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提出的，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全球现代性问题而提出的，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的新现代性模式。

　　二、共产主义现代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既是阻碍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消极因素，又是促进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积极因素，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既持批判又持构建的辩证态度。 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将其看作是一个在不断流变中实现内在超越的历史过程，从而既宣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必然终结，并对共产主义现代性做出了预见性的设计。 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来说，共产主义现代性是价值理想、实践运动和社会制度有机统一的新现代性，这种新现代性昭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诉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想目标。

　　(一)作为价值理想的共产主义现代性

　　在价值理想层面上，共产主义现代性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出发，对现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深刻批判，这种批判不是把资本主义现代性当作完美的、永恒的客体性存在，而是把共产主义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者，在与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照中，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平等性和非正义性的过程中，发现、阐释和建构出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价值诉求的新世界图景，因此，共产主义现代性就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衰落和破产的基地上对未来现代性的理想化再造。 共产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构建的意义在于，在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性创造的成果基础上，塑造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通过人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相统一的新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构建，探索更加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类文明现代性通道。

　　从社会层面看，共产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目标表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 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虚幻的共同体”，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只有通过政治解放实现对理性逻辑以及通过经济解放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超越，才是通达自由人联合体的康庄大道。 作为“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克服了市民社会造成的共同体与个人、社会整合与个体自由、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本质对立，“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6]P185。

　　从个人层面看，共产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目标表现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历史性超越的产物。 作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想，共产主义现代性集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现代自由的彻底全面超越。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自由受到资本逻辑的束缚，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建立在物化和权力基础上的现代自由必然催生人的异化，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不自由。 因此，共产主义现代性通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的构建，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实现了本质自由，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偶然自由实现了必然自由，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外在自由实现了内在自由，扬弃了资本主义片面自由实现了全面自由，即实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总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想，是分别从社会和个人两个不同层面对共产主义现代性的表达，它们都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立场基础上的，两者统一于作为实践运动的共产主义现代性之中，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的价值指南。

　　(二)作为实践运动的共产主义现代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具有自我扬弃、内在超越、不断发展的客观历史趋势。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必然决定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内在超越中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从而被更高更新的共产主义现代性所取代。 共产主义现代性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性超越，最为关键的是共产主义实践运动。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2]P166在共产主义实践运动中，不仅要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各种危机，而且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开启新的现代性运动历史。 这就必然要求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公有制，在消灭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民主，在克服旧观念的基础上重建新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2]P414因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公有制的建立顺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趋势，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在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进行整体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扬弃以资本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推动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迈向理想的发展境界，即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新境界。 因此，共产主义现代性不仅把消灭私有制作为自己的实践主张，同时强调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理想，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抽象观念，在本质上仍然以不自由、不民主的、不平等的方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中，因此，必须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对这种社会制度以及支撑它的私有观念进行彻底决裂，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超越，由此建立起人和社会有机统一的自由、民主、平等和正义的现代性，这才是共产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体现。 为此，工人革命的第一步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2]P421，消灭阶级本身和阶级差别，使公共权力失去政治的性质，实现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P422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促使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进入理想境界。 可见，当我们把共产主义现代性看作是实践运动时，它表现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利益的形成，以及基于共同利益的社会管理和自由人文化理想构建的复杂整体，是对资本逻辑导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整体超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厚的实践基础。

　　(三)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现代性

　　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现代性集中地表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生态制度等各项制度中，这些制度设计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观臆断，而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批判基础上的理论推导，而且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初步验证。

　　首先，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生产，对社会的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个人的自主活动以及社会共同占有相结合的所有制。 这种新的经济制度昭示着新现代性的核心意旨在于扬弃“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对抗，实现二者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的历史性整合，从而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自由个性”与“社会公共性”的真正统一。 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现代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与整合，必然会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表现为在阶级消亡基础上的国家消亡，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理想政治共同体。 这种新的政治制度意味着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人的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由此过去那种国家形态的政治转变为社会形态的政治，人类政治文明从史前期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期。 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现代性意味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至高形态，实现了对各种政治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机组合，必然会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政治危机。

　　再次，共产主义的文化制度主要表现为共产主义道德是在与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旧道德斗争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新道德，这种新道德是建立在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基础上，主张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是崇尚真正平等、自由以及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道德，为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价值危机提供了文化制度保障。

　　最后，共产主义的生态文明制度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上的生态文明，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社会和人的主人，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的最高写照。 正如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6]P185因此，共产主义现代性为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生态制度保障。

　　总之，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超越，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提供了新的制度设计，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制度目标。 因此，共产主义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现代性发展的必然取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理想目标。 但是，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实现需要很高的前提条件，比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等。 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的生产力水平不发达、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分工与私有制仍然存在，因而尚不具备共产主义现代性实现的充分条件，那么，当下如何实现从必然王国现代性向自由王国现代性的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迈向共产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务实的当代选择。

　　三、人类文明现代性的中国智慧与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底蕴

　　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中出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基本诉求，而且蕴涵着对当今时代人类文明现代性发展的积极探索。 由此产生基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阐释问题，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原创性贡献问题。 显然，这是两个内在关联的重大问题，而后者作为更为实质的问题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文明现代性的中国智慧与方案，具有特殊的理论效应和实践诉求，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成为 21 世纪人类文明现代性诉求新的思想形态和实践模式，开启了人类文明现代性新的发展模式。

　　(一)以人类为本为价值立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文明现代性的中国智慧和方案，首先表现在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 界 各 国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变 成 现实。” [7]P46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就是立足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思考人类文明现代性问题，把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奋斗目标。 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各种矛盾的深刻批判，超越以物为本的现代性，追求以人为本的现代性。 当然，这种批判并不是全面抛弃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在吸收和借鉴其现代性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阐释和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以人类为本的新现代性，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描绘更加美好的图景。 以人类为本的现代性不仅是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现代性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性升华和全球重塑。 因此，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引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为实现共产主义现代性的理想目标奠定价值观基础。 根据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要求，在人类文明现代性的发展中，必须把人类作为现代性发展的价值主体、根本目的和评价指标。 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中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不是资本或其他物，因为离开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就会失去方向和意义;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现代性发展的目标指向应该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要把本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结合起来，“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8]P315，推动人类文明整体发展和进步。

　　(二)以中国道路为实践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要有坚实的实践支撑。这个实践支撑不仅能够推动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同时又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最为可靠的实践示范，毫无疑义，这个实践支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不仅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性超越，而且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性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9] 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其意义真正在于在占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昭示着人类文明现代性发展的新方向，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 义 才 能 得 到 真 正 地 理 解 和 全 面 地 把 握。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8]P24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接近，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复兴的曙光，意味着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全新选择，一言以蔽之，能够为破解人类文明现代性难题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上达到了高度自觉，具有引领人类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达到了高度自信，为人类文明现代性诉求提供新的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价值上达到了高度自省，为人类文明现代性提供越来越多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维现代性，必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支撑。

　　(三)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础

　　作为一种构建性的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深厚的现实基础是人类共同利益。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10]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态势下，人类共同利益必然会越来越多。 但是，由于当前的全球化仍然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众多发展难题，各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全球发展面临着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分化、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南北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就是突出表现。 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益交汇点，构建一个彼此尊重、互利共赢、协调一致的利益共同体，不断提高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程度，这是人类文明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 [11]P336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私利性，而且能够将自身的批判功能转化为建构功能，在开创人类文明现代性的新存在方式中彰显出强大的创造能力，即在互利共赢理念指导下不断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以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和巩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 随着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人类文明现代性的理论叙事就此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即由追求少数人私利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转向追求人类公利的共产主义现代性，由一种通过阶级革命实现政治解放的低层次的现代性转向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高层次现代性，由以市民社会为地基的狭隘的现代性转向以人类立场为取向的宏大现代性，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现代性才能真正地凸显出来。

　　(四)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指导

　　作为一种构建性现代性，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多，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同志同时也指出：“不能身体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 [12]P6 客观地讲，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需要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在碰撞和交融过程中自觉构建。 但是，由于目前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深刻的利益矛盾，因此，要想形成相对稳定而且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多，人类共同价值也在不断增多，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P404面临全球化进程中共同价值缺失导致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在提升人类利益共同性水平的基础上重建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灵魂，其构建只能通过在对具体价值观的抽象基础上形成特殊价值观，在对特殊价值观抽象的基础上生成共同价值，并使这种共同价值在指导具体和特殊价值观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当然，从本质上讲，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仍然要依赖人类共同利益的增进，因为人类共同利益是全球共同价值生成的现实基础。 这就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要在实践中努力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而且要在理论上审视当今世界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努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理念的固有傲慢和偏见，不断回答人类共同价值何以必要和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且还要站在人类社会的价值立场上去指导未来的价值实践，在实践中探讨全球共同价值何以构建的问题，从而建构出具有跨越时空、鲜活生动的、深入人心的全球共同价值，为人类 文 明 现 代 性 发 展 提 供 必 要 的 价 值 指 引。习近平同志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8]P522当前，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以这些价值理念为基本前提，以此引领各个主体成员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在共同利益的持续增进中达成更为切实有效和普遍认同的人类共同价值。

　　(五)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实践路径

　　“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13]这个论断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体、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同时从政治基础、重要保障、根本要求、文明诉求、生态根基五个方面指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从政治基础看，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其核心是不同国家之间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共同发展的友好关系;从重要保障看，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其核心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共担责任妥善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从根本要求看，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其核心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增加全球公正，让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从文明诉求看，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其核心是在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文明在平等的前提下开展交流，在和而不同和兼收并蓄的对话中实现共同发展与进步;从生态根基看，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其核心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回答了“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课题，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指明了人类文明现代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当前，我们应该积极地通过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元渠道开展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分享给整个世界，同时要团结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和谋求发展的国家，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迈上新台阶。

　　(六)以构建国际新秩序为制度保障

　　当前，国际秩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国际秩序，这是导致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全球金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资源环境瓶颈等全球现代性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并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下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 [14]P42为此，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广泛合作，努力赢得全球制度话语权，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基础;同时要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协商对话，并就相关全球性议题共商规则和共建机制，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设计。 首先，团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互帮互助的区域合作体制，通过互惠发展增强彼此的经济实力，为掌握全球制度话语权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其次，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建设性对话，要求发达国家改变“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放弃把资本增殖作为现代性唯一目的旧做法，主动承担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积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再次，要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之治”世界意义的深刻认知，切实推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之治”的理性认同，为国际新秩序构建作出应有的制度贡献。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使联合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制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