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突围: 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幸福观

　　[摘 要] 马克思劳动幸福观认为，“劳动是生命的乐趣”，劳动幸福是人类的真正幸福。而人工智能的发展给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带来新的危与机，在资本的驱动下，智能机器削弱劳动者的主体性、资本逻辑加深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痛苦，形成对劳动幸福的遮蔽之势，使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受到质疑。但若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合理使用，它将提高劳动效率、优化劳动关系、推动劳动解放，助力劳动幸福的实现，进而确证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基于此，我们要化危为机、把握契机，推动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创新，加大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宣传力度，倡导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自觉践行，从而实现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突围。

　　[关键词] 人工智能 马克思劳动幸福观 危机 理论突围

　　张淼， 北方论丛 发表时间：2021-11-15

　　在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看来，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也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它既是幸福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关于劳动幸福的观点被绝大多数劳动者所接受。而在资本的驱动下，智能机器不断更新，取代了部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引发技术性失业，冲击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 异化劳动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发展， “劳动”变得不幸福，这使一些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劳动幸福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质而言之，危与机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在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幸福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只有直面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推动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创新发展，进而彰显它的时代价值。

　　一、资本驱动: 人工智能遮蔽劳动幸福

　　在资本的推动下，智能机器逐步取代重复性的劳动岗位，将一些劳动者限定为一个个 “智能零件” 以发挥作用，在削弱劳动者主体性的同时，加剧了劳动异化。而异化劳动又造成人的痛苦，形成一种对劳动幸福的遮蔽性力量。

　　( 一) 智能机器削弱劳动者的主体性

　　机器大工业时期，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一波发展高潮。表面上来看，机器减轻了人们的劳动负担，实质上也对部分劳动者构成危险。因为通常情况下， “进入商品 [价值] 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 ( 即等于较少的劳动时间) 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1]281 。智能机器是机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高级形态，它的成本低于部分劳动力价值，它产生的实际价值远高于一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因此部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将被代替。他们的劳动不是没有价值，只是对于资本增殖来说，不如智能机器有价值。由此，这些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弱化，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占主体地位，他们的能动作用也难以发挥。

　　第一，资本逐利的本性推动智能机器的迭代升级。作为一种劳动工具，智能机器的使用，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进而提高资本周转速度和剩余价值率。不同于传统的机器，智能机器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对于部分工作流程，它可以脱离人的辅助独立运行，而且它的工作效率远远高于同类的劳动者。与人相比，智能机器既不需要物质报酬，也不需要休息时间，它 “心甘情愿”为资本增殖服务。相比之下，资本更倾向于购买和使用智能机器，而选择淘汰一部分技能较低的劳动者，这是资本逐利本性决定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一大批资本流入智能机器的研发与生产领域，促使智能机器不断更新换代。从第一代机器人到第三代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功能越来越多、自主性和适应性越来越强。由于这些智能机器的应用，无人车间、无人工厂及无人酒店等纷纷出现。在资本获利的同时，部分劳动者正在面临失业的危险。

　　第二，不断更新的智能机器取代部分劳动者。随着智能机器的不断发展与广泛使用，大约 50% 的人类工作将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其中从事翻译、助理、保安、销售、客服、会计、司机、家政等几种职业，预计将有 90% 的人被人工智能取代[2]157 。智能机器的迅猛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科学家史蒂芬·霍金预言，人工智能将在百年后超过人类。当前，在部分行业，有一些程式化的劳动已经被智能机器替代了。缺乏技术性的和创新性的劳动者被日益完善的智能机器所排挤，沦为 “相对过剩人口”。这些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变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不仅丧失了劳动的机会，也被剥夺了人的存在方式，这致使他们的主体性日渐失落。因为人是通过劳动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没有劳动就无法确证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体会劳动的幸福。

　　( 二) 资本逻辑加深劳动异化

　　资本逻辑即资本扩张逻辑，它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智能机器不断发展、推广，使一些劳动者被迫下岗、另一些劳动者沦为智能机器的 “附庸”，这使得劳动异化现象更加凸显，具体表现为: 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类本质相异化及人与人相异化。

　　第一，人同人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越来越智能，具有了人的部分特性，而部分劳动者却越来越像机器，最后成为智能机器的 “零件”、被安置在某个生产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需要掌握完整的生产技艺，他们被分割在不同的部门、只需执行智能机器的 “指令”、重复着简单而机械的动作。智能机器主导着生产流程，将部分劳动者置于次要地位，抹杀了他们的劳动价值，仿佛劳动产品都是由智能机器生产出来的。事实上，不管是劳动产品还是智能机器，都是由劳动者生产出来，都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但资本遮蔽了这一点，使劳动产品异化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反对自身的力量就越强大; 工人 “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3]158 。

　　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言，劳动本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但资本逻辑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劳动者作为智能机器的 “附属品”，使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每况愈下。在庞大的智能机器体系面前，普通劳动者显得无力而渺小，他们只能服从资本的安排，从事着一种受动的劳动，以期获得微薄的生活资料。

　　第三，人同类本质相异化。与动物不同，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的生产劳动是片面的，只为满足自身的生命需要。而人的劳动对象是整个自然界，“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将自然界表现为自己的 “作品”，从而确证人的类本质。而智能机器的资本化运作，剥夺了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本身，使他们失去 “类生活”。至此，一些劳动者的 “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3]163 。

　　第四，人同人相异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原先复杂的脑力劳动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变得简单、轻松。智能机器的使用，降低了某些劳动的智力要求和体力要求。以前需要几个成年男性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个女性员工或老年员工就可以完成。因此，一部分劳动者将不被资本增殖所需要、成为被裁员的对象。为了争取劳动的机会，一些劳动者不得不陷入 “内卷”，他们之间的恶性竞争由此开始，这 致 使 “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3]164 。

　　( 三) 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痛苦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和技术的合谋，加剧了劳动的异化。而异化劳动不是人的本质，而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就异化劳动而言，人们 “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159 。

　　第一，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是被监视的 “劳动机器”。作为智能机器的 “助手”，部分劳动者的任务是配合智能机器工作，而不是自主地发挥作用。他们被资本驯化为 “机器”，整 日从事着单调而枯燥的劳动。此外，研发智能机器或系统的劳动者虽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他们也被资本圈养在单一的劳动领域、从事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在 “996” “007”的工作制下，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劳动强度不断加大，致使他们 “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3]159 。并且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还不能消极怠工，因为随处可见的智能摄像头充当 24 小时监工，劳动者的一举一动都会通过智能设备反馈给管理者。这种外在的、强制的劳动一旦停止， “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159 。然而，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 “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3]158 。异化劳动既是劳动者的谋生手段，也是他们难以逃离的 “怪圈”。

　　第二，异化劳动的产品加强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在资本的主导下，劳动者使用智能机器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非但不归劳动者所有，反而成为新的、异己的力量。由此，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157 。在资本主义世界，资本掌控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工人只有成为异化劳动的 “机器”，才能获得劳动的资格，进而得到维持生命存在和繁衍的生存资料。同时，劳动者只有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生产更多的劳动产品，才能不至于被智能机器或其他劳动者所取代。因此，在资本和智能技术的共谋下，这种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痛苦，使一些人对 “马克思劳动幸福观”产生疑问，致使真正的劳动幸福面临被遮蔽的危机。

　　二、技术赋能: 人工智能助力劳动幸福

　　在资本的驱使下，人工智能加重劳动异化，形成遮蔽劳动幸福的力量，这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工智能将被合理使用，它将提高劳动效率和优化劳动关系，进而加快劳动解放和劳动幸福的实现进程。

　　( 一) 人工智能提高劳动效率

　　人工智能原本就是一种劳动工具，只是在资本的裹挟下，才变成异化劳动的 “催化剂”。正如马克思所说: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4]340 。人工智能也是一样，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工智能将发挥全部的技术潜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有，劳动过程由劳动者主导，劳动产品也归全体劳动者所有，这使得异化劳动 “无处容身”。

　　第一，智能机器的社会主义运用，提高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效率。21 世纪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研制出的各类智能机器应用于各个生产领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智能机器始终作为劳动工具被绝大多数劳动者所掌握，而广大劳动者也将智能机器作为自身 “器官”的延伸，进而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我们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将生产的物质资料分配给每一位劳动者，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对于高危的和工作环境恶劣的劳动，将由智能机器人承担，从而确保劳动者的劳动安全。

　　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数码产品的更新，进而提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近年来，智能手机、摄像机等数码产品不断发展和推广， 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产品生产、传播各式各样的文化符号，这极大地丰富劳动者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使其获得精神享受。同时，在社会主义中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智能传播的文化样态受到了法律的监管，不良的文化信息被及时屏蔽，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业已形成。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智能机器和数码产品的迭代升级，使更好的、更多的物质文化资料被生产出来，进而满足了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其获得生理心理层面的幸福。

　　( 二) 智媒体优化劳动关系

　　人工智能驱动媒体融合发展，使智媒体的实现成为可能。所谓 “智媒体是基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生态系统，由智能媒体、智慧媒体和智库媒体三个部分构成”[5]。智媒体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劳动关系。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智媒体改善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智媒体不仅为劳动者获取就业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也密切了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联系。劳动者可以通过智媒体向老板和单位提出意见建议，以此争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舒适的劳动环境。而单位管理者也可以通过智媒体了解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实际需求和生活困难，进而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改善劳动环境。智媒体的应用，将为劳动者和用工单位搭建更广阔的交互平台，两者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增进了解、改善关系。此外，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劳动状况，智媒体可以及时发现和实时曝光，进而引起社会的重视，促使有关部门介入、及时处理劳资纠纷等问题，从而使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第二，在再分配中，智媒体助力精准扶贫。兼顾效率，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有利于劳动关系的优化。而扶贫是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智媒体的使用为实现精准扶贫提供了可能性，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传播扶贫政策、锁定贫困户到记录脱贫历程、反馈脱贫数据等，智媒体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服务。同时，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贫困户的情况，智媒体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算法推荐，为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了可行性脱贫方案、以供参考。在智媒体的助力下，精准扶贫政策落地落实，使得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第三，在人际交往中，智媒体优化了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身处同一个工作环境，不同的劳动者之间既有合作关系，也有竞争关系。各自为政、相互猜忌会恶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加剧恶性竞争，这源于劳动者之间缺少交流。智媒体为劳动者搭建了更智能的社交平台，同时引导劳动者发现彼此的闪光点，使他们在生活中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进而增进友谊和共识。质而言之，智媒体的发展和应用，使劳动关系得以不断优化，进而使劳动者获得人际关系层面的幸福。

　　( 三) 智能化技术推动劳动解放

　　技术决定论认为，随着智能化技术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程度越来越高，终有一天，人工智能技术将代替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而他们也将沦为 “无用阶级”、被社会所抛弃。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是偏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将推动劳动解放，使人们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获得至高的幸福。人工智能只是一种高新技术，本身不会带来恶劣影响，关键在于谁来用、怎么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引导人工智能朝着利好的方向发展，使其为实现劳动幸福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第一，智能化技术加快自由劳动的实现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可分为必然劳动和自由劳动。必然劳动具有外在性和谋生性，在这里，劳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劳动者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要，必须从事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必然劳动。而自由劳动是在必然劳动的基础 上，自主地完成智力和体力的对象化、在劳动中占有人的全部本质、实现劳动目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如果劳动者的大多数时间都被必然劳动所占据，那么就鲜有时间从事自由劳动。而智能化技术推动智能机器、智能产品及智能系统的迭代升级，它们作为强有力的劳动工具为全体劳动者所使用，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缩短了必然劳动的时间。与以前相比，劳动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生产出充足的物质资料，而节省出来的时间将是劳动者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劳动者可以不在外在性的驱使下劳动，根据自身的个性和兴趣从事有益活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劳动。

　　第二，自由劳动解放人，使劳动者收获最高层次的幸福。马克思指出: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527 。因此，当我们通过必然劳动完成 “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就是为自由劳动开辟了道路。而自由劳动确证了人的本质，为人之为人创造了条件。异化劳动将人矮化为动物式存在，埋葬了人性; 必然劳动虽然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但很难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只有自由劳动才能使人向人性复归，使得全体劳动者迈向自由王国。同时， “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 是 偶 然 的”[4]210 。必然王国中的职业固化将得以破除，“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将得以实现。在自由劳动中，劳动者不仅充分占有人的本质、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而且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其他人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从而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获得最高阶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