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动漫与蒙古族文化综合传达

　　摘 要: 蒙古族文化带有鲜明的草原特质，同时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变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新时代，民族文艺工作者面临着如何适应民众需求，构建兼顾不同圈层受众的综合传达体系的问题，从而占领动漫产业等前沿文化阵地，尊重艺术创作与传播规律，推陈出新，有助于发掘蒙古族文化当代价值，把握先进文化的引导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

　　本文源自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3-19《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其前身是1999年创刊的《内蒙古林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原内蒙古农牧学院与原内蒙古林学院合并组建内蒙古农业大学后，更名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以反映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性刊物。学报办刊宗旨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高校改革、发展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关键词: 蒙古族动漫; 蒙古族文化; 综合传达

　　习近平同志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 “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2]民族文化要与时代接轨、向世界接轨，打造富有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品牌，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蒙古族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世界性的文化象征与历史结晶，蒙古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长期以来交织形成的精神纽带是我国安定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以乌兰牧骑为标志的蒙古族文化生产创新模式更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本文基于这一背景探讨蒙古族动漫与蒙古族文化的综合传达问题。在融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动漫以其灵活丰富的表现形式成为跨越传统电影、电视剧、电视广告、网视、游戏等视听媒体的连结，同时又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持续发展，对人们的观念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国产动漫勃然而起，一扫颓势，值此机遇，蒙古族动漫若能确立自身作品精神，守正创新，面向未来，着力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则可成为丰富新时代中华文化多元性、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生力军。因此，剖析蒙古族动漫与蒙古族文化传达之关联与进路也就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一、我国蒙古族动漫艺术发展现状

　　动漫是创造运动的艺术，富有活力的表现形式与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使其成为了当今时代符号、文化和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动漫创作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往往能够形成跨时空、跨民族、跨文化的对话，因而具有其特殊性。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动漫创作实践历史表明，要想将民族文化通过动漫这一载体来实现继承、发展和传扬，无法一蹴而就，也无法一劳永逸。

　　上世纪我国民族动漫曾有过一段辉煌的“中国学派”时期，但是随着“美术片”创作环境发生剧变和美日动漫的涌入，我国民族动漫受到较大冲击，就此进入了相对茫然与失位的时期，随着《大圣归来》等商业动画电影的成功，直到近年来才有再度崛起的迹象。

　　蒙古族动漫即由我国蒙古族或对蒙古族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艺术工作者创作或指导创作的作为蒙古族文化载体的动漫作品，是我国民族动漫的分支，也是当代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文中，笔者主要讨论作为艺术门类，拥有独立作品的动漫。

　　我国的蒙古族动漫在上世纪 50—80 年代“中国学派”的兴旺发展时期同样产生过脍炙人口的作品，有讲述为拯救生产队羊群而在暴雪中奔走的龙梅、玉荣故事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和讲述能与动物对话、为民众排忧解难的英雄故事《猎人海力布》。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蒙古族动漫作品产出较多，也收获了一定荣誉，如 2006 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长篇电视动漫《乌兰其其格》，2007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斥资制作的《勇士》获得第十六届金鸡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3]，2012 年网络动漫《江格尔》以实验动漫的形式讲述民间史诗， 2017 年内蒙古动画学院与安达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制作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获得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最佳剧本奖[4]。但这些作品在市场上反响平平，其中长篇电影《勇士》票房仅有 925.9 万元[5]。2018 年，安达文化传媒公司“中国经典民间故事之蒙古族经典民间故事”网络动画制作项目被选为“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画创作工程 ( 网络动画片) 重点扶持项目”[6]，体现出我国对少数民族动漫事业的重视，也证明蒙古族动漫的制作经验和制作水平并不差。

　　尽管我国蒙古族动漫在发展过程中的当下形势不甚理想，但也同样能够辩证分析出，其中蕴藏着蒙古族民族动画发展的脉络与前景。就内容而言，蒙古族动漫的发展逐渐展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具体体现为:

　　( 一) 寻求风格形式上的创新

　　从单纯讲述英雄事迹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到出场角色众多、各具特色的《勇士》，可以看出新时代动漫创作者把握观众心理，将民族服饰、民族文化通过动漫手法表现出来的创作潜意识，然而作品总体而言缺乏去繁留简、去粗留精的过程，例如人物外观过于复杂、情节设计偏向古板等，未能充分发挥动漫独特的抽象性、灵动性优势，使得成品显得精美有余，吸引力不足。

　　( 二) 不断深入挖掘传统故事与动漫媒介相结合的可能性

　　从当前蒙古族动漫作品的选材即可看出，无论是蒙古族人民脍炙人口的成吉思汗的故事，还是流传于蒙古族地区的民间传说，都仍然能够保持其文化魅力。然而传统故事若想焕发新活力，就势必要适应新的媒介载体。动漫既非历史电影电视剧，更非纪录片，其非实拍的特性决定了其无法以纪实的方式打动观众，动漫制作也并非借配音演员之口将传统故事转述即可。动漫《成吉思汗的两匹白马》从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传统故事在文化传达方面的局限性，力求从“白马”这一活泼忠诚、惹人喜爱的传说动物形象引出草原人民踏实肯干的精神传统，从而引发观众的共鸣，然而仍旧过于铺陈直叙，使得传说应有的瑰丽色彩和动漫媒介的灵韵张力未能形成较好的交融升华。

　　( 三) 体现出我国蒙古族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当代媒介的适应力

　　无论如何，蒙古族动漫的不断创新发展都表明了蒙古族文化能够与当代视听媒介相接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传承进步的使命，因此也就必然能与当代社会相连接。蒙古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源泉之一，如果将蒙古族文化单纯视作一种“传统”或一种“遗产”，本身都窄化了其定义，缩减了其内涵。蒙古族动漫若要打造自身品牌，就应积极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势。从目前来看，蒙古族动漫的发展现状反映出当前蒙古族动漫的蒙古族文化传达仍然处于不断实践探索阶段之中。

　　二、从当代蒙古族文化视野观照蒙古族动漫发展

　　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丰碑，民族文化是民族艺术的源泉。可以预见，随着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民众生活日益复杂多元，当代民族艺术越要发展自身，就越要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土壤中。而动漫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而言影响力较小，起步较晚，行业发展经验积累不充分，若要奋起直追，就愈发不能将视野局限于对传统艺术的附和，而应着眼与创造和发展新的精神与内核。从美国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到我国《大圣归来》和《哪吒·魔童降世》的成功都印证了民族精神是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花木兰》、《功夫熊猫》充斥着美式幽默和乐观主义精神，而《大圣归来》和《哪吒·魔童降世》则讲述了新一代中青年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抉择难题。动漫以奇趣的主题、独特的视觉语言、天马行空的叙事方式展现了迥异于传统电影的线性时空，拓宽了传统传媒的表现边界，因而具有独树一帜的传达效力，从而成为了横跨电影、游戏、广告等行业的独特媒介。因此，当代蒙古族动漫的发展势必追随民族艺术文化整体发展的道路，追随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蒙古族文化的文化意象，也正应是如同传统游牧生活所启示的一般实地取材、宽容自由、兼收并蓄，而非墨守成规、不善变通，这深深反映在当今人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 一) 传统蒙古族服饰的都市化

　　蒙古族服饰是我国蒙古族动漫中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是传统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草原各地区、民族间交流频繁，其服饰也千差万别。这一点在我国蒙古族动漫角色设计中亦有体现。《勇士》男主角巴特尔“造型类似土默特蒙古族服饰，脚穿翘尖牛皮靴，颈部绑护身结”[7]，而《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中尚未成就大业的年轻铁木真则仅仅身着象征质朴的灰白色长袍，而没有象征权力地位的“答忽”( 坎肩) [8]。 2015 年的三维系列动漫《英雄江格尔》主角江格尔身着王公贵族华贵的虎裘，富有神性。然而，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蒙古族服饰向轻便易着形式发展的趋势是当代民族文化生活化、常态化的必然趋势，这是我国动漫创作者传统上容易忽略的部分。相较于我国，以日本动漫中重要的元素和服为参照，大和民族的传统服装和服着装程序复杂，成本高昂，今天广泛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的日本民族特色服装并非和服，而是江户时期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都市大众文化萌芽[9]衍生而出的轻便、廉价而不失美观的现代化服饰[10]。在都市化进程中，当代蒙古族服饰一方面同样需要通过去繁求简的实践过程，来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实现美观蔽体的核心功能，使传统服饰焕发出新的生机; 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现状，不同历史部落服饰间的多样性仍然发挥着维系蒙古族文化多元特性的重要功能，具体体现在动漫角色设计上，同样要兼顾服饰美观性与实用性的统一，根植于当代人民生活，根植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并非旨在提供一种精致、繁复、和谐与完美的“理想民族服饰”，若是一名角色的服饰繁杂到连当代本国本民族观众都难以记住、难以产生深入了解的兴趣时，即使融入民族传统元素再多，传达也是无效的。

　　( 二) 蒙古族音乐文化传统的多元化

　　历史上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蒙古语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口述时代。为了便于背诵和传播，蒙古族传统文学中简短的诗歌形式十分发达，诗歌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蒙古族文学与蒙古族音乐呈现彼此交融、互不分离的状态，蒙古族音乐因此体现出丰富的文学性。例如传统蒙古语说书形式“好力宝”，以四胡伴奏进行说唱，旋律明快优美，台词简单易懂，内容常常以小见大，表现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至于《江格尔》等长篇史诗，则说唱形式更为丰富，常常使用更多乐器、出演人数更多，有时亦不乏依据情节编排的舞蹈。原始粗犷的音乐文学交融形式充满包容性与开放性，亦成为我国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古族向周边民族吸收学习，使得蒙古族文学、音乐不断走向现代化。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根宝翻译了中国传统文学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自称为曹雪芹知音[11]，《三国演义》等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也被改编成 “好力宝”的形式传唱。有蒙古族学者指出，“东部蒙古族人说唱故事里的英雄人物虽然都是中原历代文学英雄人物，但经说唱艺术家的艺术加工都变 成 了 具 有 浓 厚 草 原 英 雄 色 彩 的 人 物 形象”[12]。可见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蒙古族文学形式逐渐丰满成熟，蒙古族音乐形式也更加开放多样，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之中。蒙古族青年乐队如九宝、杭盖等歌曲既富有草原风情，更具有浓厚的前卫性，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在日常生活中，传统民谣则在发展过程中与各地区文化相结合，通过祝酒歌等形式成为普通蒙古族人民表达自我最直接、最便利的工具。全球化的社会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遇创造出了无尽的可能性，朗朗上口的蒙古族文学性音乐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天然的跨语言、跨文化的魅力，且易与影视、动漫等多媒体艺术进行深层次的结合。可以预见，这一特质很可能成为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继续发展和向外传播的重要驱动力。

　　( 三) 蒙古族艺术活动空间的数字化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便于拆卸重组的蒙古族包和结构简单、便于取材制作的传统蒙古族交通工具“勒勒车”揭示了蒙古族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质，体现出历史上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空间的游移性与共生性。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流动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与其他民族发生交流与融合，而在现代社会，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逐渐现代化。然而蒙古族文化现代化的内涵迁变方式，必然与农业文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形式有所差异。这一特质在当代蒙古族艺术活动空间的数字化进程中有所呈现。以近年来较为知名的内蒙古自治区跨界融合类舞台艺术项目《千古马颂》为例，《千古马颂》融合了蒙古族马术、马背杂技、舞马表演和蒙古族歌、舞、乐等繁杂的艺术元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中作为核心的生存技能———马术。在汽车日益普及的今日，马术仍然是牧区人民放牧和经营旅游业所需的生活技能。在这部剧中，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舞台，然而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却能够通过在舞台上生成一个虚拟的、广阔的“草原”，在虚拟的“草原”上，蒙古族骑手与马得以自由地驰骋。因此，《千古马颂》这部舞台剧中的马术，就同时共存着四个维度: 依旧作为当代牧民游牧生活内容的传统维度、作为旅游奇观性表演的他者维度、作为当代马术骑手都市生活内容的现代维度和在当代数字化空间中得以实现的艺术维度。在这一过程中，骑手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而蒙古族的马成为了剧中的主体。由此可以看出蒙古族文化以游移、共生的状态平行地存在于当代社会传统——— 现代的跨维度空间之中。正如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依赖固定的历法，蒙古族文化不需要通过特定的节日或者特定的庆典活动来显现于当代都市之中，相反，蒙古族艺术通过在当代都市游移共生性的活动来形成对自身的关照与建构。随着计算机交互技术的不断发展，蒙古族艺术活动的数字化空间也将不断扩张，这使得当代文化能够摆脱僵化的、压迫性的现代都市空间，在去中心化、不断游移的数字空间中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对于当代蒙古族动漫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蒙古族动漫创作者可以在如同草原般宽广无尽的数字空间中如同策马奔驰一般肆意挥洒自身创意，同时也必须面对来自全球化市场的严苛而真实的检验。一部动漫作品若是不能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和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只能孤芳自赏，则会迅速为人所淘汰。因此，蒙古族动漫的文化传达问题就成为蒙古族动漫乃至我国民族动漫研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民族文化向世界传播”和“如何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即是这一问题对立统一的一体两面，而其关键就在于扩大格局，关注当代中国人民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三、蒙古族动漫的蒙古族文化传达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当代蒙古族动漫产品若想实现民族文化传达，既要考察当代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问题，又应反思传统民族族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批判继承问题，还要将问题的核心回归于动漫这一具体艺术形式上。因此在下文中，从横向传播、纵向传承和作品有效信息量三方面对其进行解析。

　　( 一) 从“文化折扣”看当代蒙古族动漫的横向传播

　　“文化折扣”是霍斯金斯( Colin Hoskins) 于 1988 年提出的概念，用于解释美国文化产品能够通行世界的原因。霍斯金斯认为，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程度的不同，受众在接受不熟悉的文化产品时，其兴趣、理解能力等方面都会大打折扣[13]。这一概念解释了少数族群文化产品受到市场自发性抵制的重要原因。“文化折扣”虽然揭示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全球市场占有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现象，但是全球文化市场的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若是能够尽力摆脱“文化折扣”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可以转而利用这一现象来占领文化市场，获取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权。

　　具体至动漫创作过程中，就需要创作者首先具有跨文化的开阔视野与思维，将世界动漫作为衡量我国蒙古族动漫发展的尺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模仿成功动漫的现有范式。正如迪士尼《花木兰》无法被称为中国动漫一般，一味模仿也无法实现蒙古族文化的有效传播。

　　创作者应在开阔的视野下辩证地看待作为中国民族动漫分支的蒙古族动漫与世界动漫之间的关系，既要打破民族性与世界性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又不能简单地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将二者进行混同，而是应该将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作为衡量蒙古族动漫创作的尺度，深入挖掘具体文化符号背后的民族精神。例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耗费了大量篇幅描写马的神骏通人性等特征，而对于成吉思汗对自然的敬畏、对神马炽烈的渴求和得到神马之后驰骋于天下的酣畅均一笔带过，仅仅为描写马而描写马，难以引发观众的共鸣与认同。

　　应发扬蒙古族文化开放包容、游移共生的优势，将蒙古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作为衡量蒙古族动漫向外传播的尺度。由迪士尼第一部彩色动漫长篇《白雪公主》直接改编自德国童话，《狮子王》情节参考英国著名戏剧《哈姆雷特》，《龙珠》主角即是驾着筋斗云的“孙悟空”，可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才是审视与厘清本民族文化的恰当途径。

　　( 二) 在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结合中实现蒙古族动漫的纵向传承

　　当前蒙古族动漫所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就在于没有把动漫与当代创作者自身的生活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创作者成为了史诗传说的传声筒，使得动漫仅仅成为被动地复述经典故事的媒介，而不是一门表现运动的艺术。在《铁木真被困山中九天九夜》中，被敌人赶入山中孤独躲藏的铁木真担心家人，寻找道路逃离时，连续两天发现白色巨石堵住了谷口，这一情节本是塑造铁木真这一人物、表现蒙古族文化内涵的极佳时机，然而动漫中的铁木真却仅仅只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定是长生天的警示，我还是回去吧”等台词，显得荒谬而不近人情。在人物形象设计过程中，多数蒙古族动漫呈现出盲目还原历史形象或盲目学习外国创作手法的极端化趋势。《勇士》的人物形象设计较为出色，不同人物的服饰各有依据，然而总体而言仍然偏向保守，沿用我国传统美术片的统一风格。大量的实践证明，旧有的道路无法走出“文化折扣”带来的负面影响，蒙古族动漫若要继续前进，就须要探索民族文化传统价值与当代价值的有机结合。

　　探索民族文化传统价值与当代价值的有机结合，势必不能局限在传统史诗的情节人物和宏大叙事之中，尤其不应该简单复述历史和传说，而应该探索当代受众的精神诉求，思考如何引发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探析当代生活下市民、农民和牧民的生活状态，探索当代蒙古族文化在当代不同区域、不同时空下的表现形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成熟，如“抖音”“快手”等软件正在逐渐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美团外卖”、“滴滴打车”“微信支付”等服务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的衣食住行方式。当代人看待世界、看待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势必也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之间也势必产生矛盾冲突，这可以成为当代蒙古族动漫重要的故事创作灵感源泉。诸如《千与千寻》中，宫崎骏就通过设置将女主角千寻的父母自恃有钱，肆意贪吃而被变成猪，而千寻发现妖怪世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情节，表达了对消费主义时代的反思，蒙古族动漫在传达蒙古族文化过程中也势必面临如何将敬畏自然的传统价值应用于后工业时代建设生态文明的当代价值中等问题，动漫创作者应形成相关问题意识，大胆实践，寻求创新，给出经过思考和探索后的答案，对于蒙古族传说与史料，应当本着对历史求真负责的态度，尝试进行合理的现代化改编。

　　( 三) 从作品信息承载规律探索当代蒙古族动漫的有效传达

　　川上量生的《龙猫的肚子为什么软绵绵》是一本分析吉卜力动画的学术性专著，通过分析宫崎骏的成功模式，川上量生指出，宫崎骏的天赋正在于把握成片画面内容，使其“符合人脑对事物运动信息的简化规律”，使儿童和成年观众都接收到有效信息量。作者通过对视觉产生过程的分析得出，动漫之所以能够为人所接受，正是因为其对现实人物环境的简化符合了大脑对视网膜接收到的影像的抽象化认识过程。

　　但是，正如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和日本浮世绘有着迥异的风格一般，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观众对于视听材料的认识过程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体现出多元化的审美特征。川上量生在书中记录了与铃木敏夫、庵野秀明、押井守等日本动漫从业者的交流过程并从中得知，宫崎骏注重画面表现，“先画出分镜，再修改剧情”，庵野秀明注重声音，制作电影的方法“很像是制作音乐 MV”，押井守则注重描述别具一格的作品世界观。川上量生在后文中同样记录了当代美国动漫制作前是“先用 3D 模型全部模拟一遍”，再由创作团队进行评价修改，”所耗费的成本是日本动漫制作时难以想象的”[14]，因此日本动漫要和美国动漫竞争，只能够依赖能够恰当把握画面的天才动漫导演。

　　与发达国家的动漫产业相比，我国动漫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动漫产业客观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条件劣势，缺乏雄厚的资本力量支撑和充足的人才储备，这就要求创作团队更加理性、更加审慎地对待动漫创作过程本身，要在相同的制作成本下尝试打破传统模式，探索更加适合当代蒙古族文化的表现方式，以此为核心集中力量进行动漫创作。例如，马是传统乃至现代牧民生活中的重要成员，也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可以专注于对蒙古族人心目中骏马在草原上理想的奔驰状态进行表现，这要求创作团队在熟悉牧民日常生活中马的运动的基础上对其理想的形式加以探索与讨论。又如，根据蒙古族传统长调和呼麦歌曲来制作一部反映当代都市生活的动漫，应该如何使画面和情节与音乐旋律节奏相符合; 抑或一部动漫中的人物服饰设计要如何既体现传统服饰元素，又不违背当代大众的审美观念，使得画面信息量不至于超出当代观众的负担，不使观众感到疲惫等问题都有待艺术工作者们进行探索。诚然，若要制作出一部优秀的蒙古族动漫，仅仅有些许创新点是远远不够的，但着眼于当代现实蒙古族文化基础上的艺术创新正是蒙古族动漫真正传承发展蒙古族文化的基础条件，也是能够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的条件，而蒙古族动漫的当务之急，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创作者及相关人员应转变观念，将动漫艺术当作目的而非手段。比起《我在伊朗长大》、《德黑兰的禁忌》等看似成功，实则为西方视野与价值观操持，讲述主人公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人道主义者”的中东动漫而言，我国民族动漫具有叙事的主体性和价值的统一性。因此蒙古族动漫在传达蒙古族文化的同时，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蒙古族文化，从而令世界认识新时代的民族大团结的蒙古族，塑造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非被动等待成为以他者出现的面孔，等待西方的解构、批判。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够真正地投入到对蒙古族动漫的探索和创新过程中，从而提高制作成本———视听有效信息量的转化效率，用蒙古族文化眼光关照世界文化与时代精神，同时更用世界文化与时代精神来审视蒙古族文化，实事求是地将动漫艺术与大众文化前进方向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蒙古族文化在蒙古族动漫中的传达，超越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化审视，完成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从而讲好民族故事，更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