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语种”Ｔ字型人才培养的再思考

　　摘要：当前，我国的外语专业教学面临着时代的巨大挑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T字型人才培养问题成为外语教育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问题。所谓T字型人才，即横向上涉猎较广，纵向上在某一领域具有较深造诣的人才，是一专多能，同时兼具广博度和精专度的复合型人才。T字型人才的培养，应该从各地区、各高校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大一统”和“一刀切”。在这方面，小语种专业进行了探索，如德语界不仅在20世纪末就提出了T字型人才培养的问题，还在跨文化交际等领域多有尝试。此外，德国高校双主专业和一主两辅的专业组合形式以及“柏林模式”更可为我国外语类特别是小语种T字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本文源自魏育青，当代外语研究发表时间：2021-02-28《当代外语研究》杂志，于1980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31-2039/H，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学术争鸣、语言学研究、翻译研究等。

　　关键词：小语种;外语人才培养模式;T字型人才

　　面对新时代的巨大挑战，外语专业的教学应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传统的人才培养可以概括为阿拉伯数字“1”字型的“专才”和汉字“一”字型的“通才”两种类型。“专才”和“通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片面性也是明显的，可能被人诟病为“书呆子”或“万金油”：前者求专深，只涉一点，不及其余;后者偏广博，面面俱到，不求甚解。相较于二者，T字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其创新性引发了外语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与思考。

　　德语界在20世纪末就提出了T字型人才培养问题。T字型人才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兼具广博度和精专度，最初探索复合是尝试使核心专业与复合内容有机结合，力求造就T字型人才，即横向上涉猎较广，纵向上在某一领域具有较深造诣的人才。但这绝非是提倡为了“泛读”而丢掉“精读”，通览之外更须不断钻研，T字型人才应该是钉子型人才。此后，沿着这一思路，又出现了关于π型人才和X型人才的讨论。π型人才具有较大的覆盖面，且兼通两个领域，因此，比T型人才机会更多，适应性更强。当然，π型人才也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所谓“斜杠青年”。所谓X型人才，需较为系统地掌握两门专业，且这两门专业之间要有显著的交叉。X型人才与T型人才的区别在于更强调交叉，而不是突出博专广精的结合。这一点倒是与之前德国大学的专业组合颇为类似。德语学术著作扉页上的作者介绍中常常写着其在某时某地攻读过A专业、B专业、C专业等，这几乎是德国高等教育的常态。在所谓“博洛尼亚进程”之前，德国第一级学位(其实译为“本科”或“硕士”都不合适)的专业组合有双主专业和一主两辅两种类型。双主专业与X型人才培养模式不无相似之处，一主两辅则更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T字型人才培养模式。上述人才培养模式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其主要倾向大致相同，即不提倡金鸡独立，而主张多重适应，相得益彰。由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些问题留待我们思考与探讨。

　　T字型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增强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职业生涯中的灵活度，比如德语区的中学老师普遍能教几门课，数专多能。此外，T字型人才培养模式在科研工作、学科发展等方面也不无裨益，有互补融合、触类旁通之功效。创新的概念和构想不少源自于其他领域，并且不仅仅是来自于临近学科和相关专业。创新的火花往往是在交界处迸发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在学术史上不胜枚举。当然，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人将T字型人才从负面评价为有广度和深度，却不善于创新，转而强调要培养善于推陈出新、敢于向上冒尖的所谓“+”型人才。不过从广义上说，以上提及的π型，X型、+型人才等，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T型人才的各种变体。

　　当今世界的变化快速而剧烈，不确定性增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对高校外语专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都对学生的知识系统、能力格局、素质结构等提出了新的要求。T字型人才培养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符合新文科关于“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力求融合协同，促进创新发展”的理念。

　　外语专业要致力于中外文明互鉴和文明互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沟通，求同存异，兼顾引入和输出。在这些方面，T字型人才培养更是显现出较为明显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已经在跨文化交际等领域有所尝试，但现在更应该锐化意识，增加强度。

　　我们讨论外语专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也要适当顾及一般人所说的“小语种”，即英语之外的其他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英语作为linguafranca，其交际功能无可替代，在不少人眼里，英语俨然就是外语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小语种的交际功能则是相当受限的，在许多国际交流场合，默认选项就是以英语沟通，以至于瓦尔特·本雅明一度成了沃尔特·本杰明，顾不上“名从主人”了;怀疑尼采著作、里尔克小说的汉译有错，却以“英文原文”为勘误的依据。这些都从侧面表明了英语的无敌“霸权”。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小语种的一般性交际功能似乎并不突出，其用武之地主要也不在传递一般信息的“实用”方面，而更多体现在对有关该语种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学科知识的传播，以及在该语言区特别发达、传统悠久、影响巨大的领域的交流等方面。以德语区为例，在其哲学、音乐、古典学、宗教学、考古学、机械、化学、医学等领域，使用德语进行学习与交流至少与使用英语同样重要。深层和精细的交流，尤其是涉及以上领域的深层和精细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离不开小语种的。将小语种的文化传递功能和英语作为linguafranca的交际功能结合起来，对小语种专业而言才是既有意义又具可行性的T字型人才培养的选项之一。

　　T字型人才的培养，不可能是大一统型的，而应该从各地区、各高校的具体情况出发。在这方面，德国二战后影响颇大的所谓“柏林模式”颇有值得借鉴之处。柏林学派的教学论主张系统地考虑条件场和决断场这两大范畴的集合。所谓“条件场”，是指制约教学要素的现实状况，通常教师对其是难以左右的，包括人类—心理前提(即与学生相关的所有因素，如个体特性、群体关系等)和社会—文化前提(即学校等机构框架条件、文化环境，如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科学等)。所谓“决断场”，指的是教学过程中的基本结构成分，这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作出决断的范围，如目标、内容、方法、媒介等。“柏林学派”的教学论并未试图理想主义地设计一本包罗万象的教师手册，而是努力建立理论分析的框架，究其原因在于教学并非预先设定的流水线生产过程，而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犹如下棋，必须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增减取舍。教师并无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最重要素质的之一就是在了解各种可能性的基础上酌情“决断”的能力。这种因X制宜、实事求是的思路对T字型人才培养乃至其质量指标、评判标准的设定亦不无启发。虽然难免听到诸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结果什么也没学好”之类的尖锐批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T字纵横两条线各自的长度和浓度、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制定和调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搞所谓的大一统式的理想主义。同时，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有利于维护外语学科的生态多样性，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总而言之，T字型人才的结合应该是有机的，而不是拼凑的。核心素质或称关键素质才是检验这种结合是否有效的试金石。横向的宽度和纵向的深度体现了人才培养“高质量”的程度，而核心素质则是不可或缺的灵魂。国内外的相关讨论已经开始涉及这一问题，如以上提到的+型人才培养，还有所谓的“新T字型人才”或者“T字型人才2.0”等亦是如此。这些新的T字型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了动态转型，一方面继承了传统T字型人才宽而深、广且精的培养模式，注重对实体层面知识和技能的扎实掌握;另一方面，则更加关注对其内在素质以及创新、突破、变革等意识和能力的养成与提高。虽然这当中难免有些难以测量的非智力因素，但从总体上看，这一目标的设定，无疑有益于我国现有外语人才特别是“小语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