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

　　[摘要]近 20 年来的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表明，其话语体系构建的定位和内涵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既涉及中国翻译理论走向国际的“时代问题”，也关联中国翻译研究理论自觉的“学术问题”。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意识归根结底是一个“生”字的问题意识，即以“尚生”为特征，包含“生命”问题意识、“生存”问题意识与“生态”问题意识。 “尚生”的问题意识渗透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之中，并在问题求解之中达到应有的理论自觉，标明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取向和学术责任。

　　胡庚申; 罗迪江， 上海翻译 发表时间：2021-10-10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生; 问题意识; 理论自觉; 尚生

　　1. 引言

　　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 20 年自我创建、自我确证、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发展历程。回顾这一历程，尽管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但通过不断探索、积累和创新，生态翻译学研究在中国翻译学界获得了积极的肯定与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生态范式研究，释放出充分的理论解释力与应用描写力。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生态翻译学拥有一套别具特色的术语系统”“已汇入译学总系统的大河”“20 年来，生态翻译学步步深入理论堂奥，已是我国创立的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显学”( 方梦之， 2013: v; 2021: 30) ，“作为原创理论，生态翻译学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的积极探索”( 蓝红军，2018: 11) 。作为始创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无论是在范式演变的历史性、还是在范式统摄的总体性、抑或是范式质的规定性上，都已初具一定的学科范式特征。它既是当代学术研究趋向生态文明的一种新的研究思潮，又是朝向生态范式演进的一种新的学理路向，而生态范式也逐渐成为学科发展的战略制胜点。( 胡庚申，2019a: 25) 近 20 年来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表明，其定位和内涵具有特殊的问题意识，既关联着中国翻译研究理论自觉的“学术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翻译理论走向国际的 “时代问题”; 既指向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自我完善，又朝向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整体突破。以问题意识入手，既能洞悉生态翻译学理论发展的理论性和学理性，也能理解其蕴含的理论取向与学术责任。本文试图在探讨问题意识过程中，进一步辨析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自觉，以此凸显生态翻译学研究在中国翻译学界的自我完善、国际化发展、理论取向与学术责任。

　　2. 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问题意识

　　国内生态翻译学的创建是从问题出发的，围绕 “四译说”( 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 ( 胡庚申，2013: 191 - 246) 基本问题并在求解问题的过程中“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为研究对象，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描述与解释”( 同上: 11 - 12; Hugs，2020: 7) ，从而构建出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从概念内涵来看，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 “三生相”) 的交互整合构成了一种 “以生为本”的思维方式，它贯穿生态翻译学思想的始终，影响着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从问题设定来看，“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问题域: “何为译”指向的是 “文本移植”; “如何译”阐述的是“适应选择”; “谁在译”强调的是基于译者生存引入“以译者为本”的翻译理念; “为何译”关涉的是“适者生存”与“译有所为”。无论是文本生命、文本移植、适应选择、生态平衡，还是适者生存、译者生存等概念术语，“生” 的意旨构成了生态翻译学问题域的内核与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的趋向。以“生”为问题域作为翻译的一种动态性推动着翻译学者将思想的触角伸向翻译的“生命、生态、生存”之处，并试图从那里寻求翻译的本质与属性。( 胡庚申，2013: 93 - 95; 罗迪江， 2019b: 38) 凸显“生”问题意识，其实就是确立一种以“生”取向的“生命·生存·生态”思维模式，从而实现对翻译研究的文本生命、译者生存和翻译生态的三重确证。简而言之，生态翻译学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多元化与多层面的综合问题意识，包含“生命” 问题意识、“生存”问题意识与“生态”问题意识。

　　2. 1“生命”问题意识

　　生态翻译学是以“翻译即文本移植”的理念来表现其“生命”问题意识的，因而文本移植总是与文本生命发生直接关系，它反映了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诞生、再生与生长的基本方式，“是一个‘前世’原文与‘来世’译文的‘复活’过程，具有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复活性与再生性特征”( 胡庚申，2020: 7) 。文本移植是实现文本的整体性生命存在的核心载体和基本途径，从文本移植出发把握文本的生命本质和翻译的生命特性，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生命”问题意识。文本移植作为生态翻译学的问题意识，它是以“移植”“生命”“适应”为核心理念来理解翻译的，反映了翻译的生命意识。基于翻译的 “生命”意识，它不满意以“转换”为核心概念来理解翻译的语言意识、以“操纵”“改写”“吞噬”等概念来阐释翻译的文化意识，而以一种“尚生”的思维方式审视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多样性、生成性与再生性，强调翻译的生命运动过程。如果考虑到文本生命的这些特性，将翻译视为一种“生命”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再束缚于翻译仅仅是语言转换或文化操纵，不能再受限于赋予翻译的那种将文本视为可以 “拆卸—组装”“改装—操纵”的一部“机器”。生态翻译学把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引向更深广的生命领域，以“尚生”的思维方式洞察翻译的生命本真状态。在此意义上，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化转换的语言/文化属性，而且是一种具有文本移植的生命属性，而且生命力的表现就在于它具有延续文本生命的需要。因此，生态翻译学的问题意识不再是对文本的单向说明与诠释，而是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共生性的纵深发展，是生态翻译学关于问题求解的自我升华。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文本视为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存在，那么被移植的文本需要新的翻译生态环境的“接纳”，才能在异域中得以适应性地生存。因此，翻译的形成是通过文本移植由原文生命的“既济”状态向译文生命的“未济”状态的再生过程，是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诞生、再生与生长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原文”与“译文”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生命延续性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性与时间性的生命问题意识，它涵摄文本的过去，把握文本的当下，预知文本的未来，而文本移植正是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视域融合中实现文本生命的“生存”与“长存”，彰显翻译的时间性特征。事实上，文本生命在翻译过程中的承载与延续并不是原封不动的保留，而是根据文本在异域中不同的语境特点加以选择性适应的。当文本获得翻译实践的确证时，它意味着文本获得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使自身得到跨时间性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生命特性。如果脱离了文本的生命状态来把握翻译，那么就将翻译所处的时间性架空，剩余一个纯粹静态的“文本”，丧失了再生与生长的能力。在此意义上，生态翻译学的生命问题意识拓展了理解翻译的深度与广度，使人们能够以生命的方式去理解翻译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衍生、再生与生长的过程。因此，文本生命是呈现于现在 ( 译者的文本移植活动) 、根源于过去( 文本移植前的生命状态) 并指涉于将来的( 文本移植后的生命状态) ，本质表现为从原作的“转生”到译作的“再生”的过程。因此，“转生再生、生生与共”已成为生态翻译学的典型特征。

　　2. 2“生存”问题意识

　　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生存”作为问题意识，是基于“翻译即适应选择”对“何为译”问题的求解结果，是立足于译者的生存境遇来寻求翻译得以安身立命之本。它既不是把译者生存作为一种外在于翻译的孤立存在，也不是把译者生存归结为某种抽象性存在，而是从译者中心、译者主导、译者责任与译者发展之间的辩证互补关系来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生存境遇。因此，翻译自然而又必然地与译者的生存境遇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译者不仅被翻译活动赋予具有主导作用的翻译能力，将译前、译中、译后内在地联系起来并构建一种稳定的翻译生态系统，而且还被赋予协调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的关系、履行生态理性、保持生态平衡与维护生态和谐的特殊使命。( 罗迪江，2019a: 93 - 94) 这样，译者身份就有一个“多重性”问题的存在: 既是能动者的存在，又是受动者的存在; 既是“自律”的存在，又是 “他律”的存在; 既是创造者的存在，又是受限者的存在; 既是主导者的存在，又是责任者的存在。这种悖论性问题在译者与文本的关系层面表现为文本制约译者，译者又超越文本。这就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生存”问题意识。

　　西方译论认识与理解翻译的方式表现为两种: 一是“语言学转向”所采用的方式，即它将原文作为翻译的绝对性而构建了原文中心论，一切都以原文为中心，译者成为语言/文本的转换者; 二是“文化转向”强调的方式，即它将译文作为绝对核心而构建了译文中心论，只有从译文出发翻译才可能被认识，于是翻译是一种操纵、背叛、改写、吞噬的观念就在“文化转向”中获得发展，译者成为了操纵者、背叛者、改写者、吞噬者。两大转向要么从原文认识翻译，要么从译文认识翻译，译者在翻译研究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遮蔽了，文本则被抽象为一个与译者无涉甚或与译者相对立的存在。如果只看到文本便会陷入文本中心主义的境地，倾向于认为文本是一个外在于译者并可脱离译者的客观实在; 如果只看到译者便会陷入译者中心主义的境地，便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个外在于文本而存在的生命体。以此为切入点，生态翻译学的生存问题意识就是以生存的眼光关怀译者的生存境遇，并基于其生存境遇将译者视为“生态人”。( 胡庚申，2013: 92 - 93，207) 译者作为“生态人”既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构建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以便维持自身的生存，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在异域中，文本的纯粹客观性已然丧失，从而具有了内在的生存性与生命性。换而言之，文本不再是什么与译者无涉的客观实在，而是确实地表现为基于译者的生存境遇而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结果。尽管这个作为客观实在的文本一开始表现为外在于译者的、不受译者支配的存在，但在翻译过程中，其本质仍然是内在于译者的生存境遇，促使文本在异域中生成、延续、成长与发展。

　　2. 3“生态”问题意识

　　就翻译研究而言，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乎跨文化交流与沟通的翻译问题，它还是一个有着巨大翻译研究深度的理论问题，引发了翻译研究观念、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的一次新变革。作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生态翻译学以生态特征、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塑造着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推进着翻译研究的整体性发展，力争为生态文明建设而“译有所为” ( 胡庚申，2019b: 8) 。就此而言，“生态”问题意识是生态翻译学所特有的。一方面，它将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而描绘出一种全新图景，即文本、译者、译境三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论思维模式; 另一方面，它将自身置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反思自身的生态发展问题，旨在为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提供翻译意义上的生态架构。不论对于译者生存抑或对文本生命来说，它们都需要在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才得以生存，都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语境下才能获得发展。翻译生态环境就成为译者生存的前提条件与文本生命的生长土壤，否则，译者生存或文本生命只能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此意义上，“生态”问题意识为翻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活动方式，它既涵盖了与译者生存相关的“生存”问题意识，也包涵了与文本生命相关的“生命”问题意识。

　　“生态”问题意识是以生态视角、生态思维、生态方式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与探讨，它不仅强调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影响，而且也关注翻译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译者为了文本生命的诞生、再生与生长，通过调整自身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与译本所处的新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协调; 另一方面，译者自身在进行调整的同时也改变了翻译生态环境，培育新的翻译生态位，为进一步文本移植与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保持一致性提供前提，从而让文本生命得以再生、生长与成长。换言之，基于“生态”问题意识，译者将自身生存境遇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上升到生命意识的层面，主动地改变翻译生态环境而促使文本生命获得了诞生、延续、成长与发展。

　　综上所论，审视生态翻译学的本质内涵，必须理解生态翻译学以“生”取向的问题意识，抓住翻译的生命问题意识、生存问题意识与生态问题意识，才能深入地把握属于生态翻译学自身内在的问题意识的研究发展之路和“尚生”之道。生态翻译学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尚生”理念，就是聚集生命、生存与生态问题意识为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把翻译视为一种“尚生”的存在方式与运动方式。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它是将文本、译者与译境视为一个和谐的生命整体，而文本的生命状态、译者的生存境遇与翻译的生态整体由此而汇聚成“生生”之流。 这就是生态翻译学本身持有的“尚生”理念，“尚生是生态翻译的总则。比如，译者面对文本翻译时，首先要将作品，不管是原作还是译作，都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完备地移植文本生命，并把握和转化作品的全部价值”( 胡庚申等，2019c: 29) 。

　　翻译的“尚生”理念就表明了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必然要植根于生命、生存、生态的三位一体之中，树立“尚生”的翻译本体地位。基于“尚生”本体地位，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描述与解释摆脱了西方译论的“文本”问题意识而进入到以“生” 为取向的问题意识。那么，生态翻译学的实质乃是指从一个“文本”解释向“生命、生存、生态”解释的转变过程中，对“尚生”本体地位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那么，“尚生”本体地位总是与翻译过程中的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的共生性交织在一起的。由此而来，生态翻译学的问题意识，实质上是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四译说”思想，依照自身关于“三生相”的探讨，进而不断挖掘出新的理念，不断解决新的问题，不断丰富发展生态翻译学自身的理论体系，不断从翻译过程的动态视角进行深入考察的问题，不断自觉思考并试图求解，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生为本”的问题意识。

　　3. 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

　　问题意识并求解问题是学术的起点，理论建构是每一学科获得进展的生长点; 面向问题的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就翻译研究而言，贯穿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自觉相伴相随的，两者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求解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努力构建生态翻译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为生态翻译学发展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突显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声音。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自觉表现为“学术性”与“责任感”、“本土化”与“国际化”、“自我完善”与“整体突破”的双重自觉。

　　3. 1“学术性”与“责任感”的双重自觉

　　综观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生态翻译学已经自觉致力于求解“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的学术问题，又突显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学术责任。其实，生命、生存、生态问题意识自始至终内在于生态翻译学的整体思想脉络之中，它立足于 “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问题的求解，致力于在翻译过程中和谐地处理好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之间的关系，因而既是生态翻译学研究始终关注和求解的基本问题，又是在求解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呈现出自身内在的理论自觉。生态翻译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抽象的问题，而是翻译研究要面对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它们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支撑点，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独特的问题域。生命、生存、生态问题意识意味着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开始摆脱西方翻译研究以“文本”为核心理念的认识论困境，从文本转换到文本移植的研究视野拓展，从文本到文本生命的研究重心转换，从文本到译者生存的研究视域深化，从文本到翻译生态的研究路径分化。

　　生态翻译学研究自觉致力于求解“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就是因为自身需要从整体论的视角给翻译研究做出新的说明与理解而被提出来的。它正是以提出这样一个恰当的问题域作为其理论构建的切入点，突破西方翻译研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建出与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有着根本区别的生态范式，凸显其蕴含的时代责任。这必然需要一种为生态翻译学进行自我确证与他者肯定的生态范式作为支撑，这就使生态范式构建十分必要又极其重要。生态范式构成了生态翻译学框架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 它界定了翻译生态、文本生态与“翻译群落”生态作为其研究对象，以翻译文本、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为研究内容，以生态理性为研究视角，对等性原则让位于适应性原则，原文/译文中心让位于译者中心，微观语言结构描写让位于宏观生态理性诠释等等。毋庸置疑，生态范式以新的理论思想与新的研究视角来摆脱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在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在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生态范式一直蕴含着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构建的理论意识问题，也一直产生着赢得国际译学界话语权的自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生态翻译学应更进一步地在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基础上开展生态范式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研究“量”的扩张到 “度”的突破与“质”的提升，为解决“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提供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从而会更加彰显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取向与时代责任的内在要求。

　　3. 2“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双重自觉

　　译学界越来越意识到，除了继续加强学习和交流之外，还迫切需要开拓新的理论资源、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融通中外的理论话语体系。( 许钧，2018: 8) 纵观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它是在西方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智慧相互融合之中茁壮成长的一套融通中外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生态研究范式，为解决“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如何译”问题提供了整体论意义上的理论工具。21 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工具随着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逐步从国内走向国际，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也从“理论构建”和“理论阐释”走向了“理论引领”和“理论国际化”。随着国内译学的迅速发展，生态翻译学建立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理论自觉，打破了原先中国译论跟随西方译论的“照着说”模式，而是以“接着说”乃至“领着说”的方式构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为中国译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其在中国的接受、传播与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种生态范式共同体，其在国际的接受、传播与研究也有序展开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凭借着这种理论自觉，生态翻译学创建了系统的本土化理论话语体系，拥有了很强的术语索引之力，既能够索引出诸如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环境、文本移植、生态平衡、适者生存等等生态范式术语，而且能索引出诸如“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这样的翻译理念。这些本土化术语体系与翻译理念已渐渐渗入西方译学界并逐步赢得西方译学界的肯定与关注。

　　然而，生态翻译学发展仍然面临一些质疑与诸多新问题，需要进一步以问题意识为突破口来完善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以回应曾有的质疑与求解新出现的问题，这也标明了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自我完善的理论自觉与求解新问题的学术责任。进而言之，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学术责任，就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西方译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形式的新概念、新表述，引导西方译学界展开相关的关注与探讨。与此同时，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亦需要融会贯通中西的翻译思想，聚焦西方译学界关注的翻译问题，以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中国的表达积极参与西方译学界的问题研究与讨论，提升生态翻译学乃至中国翻译理论在西方译学界的国际话语权。

　　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不再是进入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也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或“新”，而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融通中外”和“产生国际影响力”，这要求我们新创的话语 ( 及其体系) 要具有充分的学理性、原创的思想性和良好的传播性( 蓝红军，许钧，2018: 4) 。经过近 20 年的系统发展与自我完善，生态翻译学在与西方译论的相互碰撞中、在与中国生态智慧的融合会通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理论自觉的本土化研究范式，具有充分的学理性、原创的思想性和良好的传播性，闯出了一条翻译学研究的“尚生”之道，并以之为切入点来不断推进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在走向国际的进程中，生态翻译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国际化”问题始终是生态翻译学研究面临的议题，因而既需要从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自觉视角去透视国际翻译研究的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向，也需要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来审视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在翻译研究多元化的时代，相互的透视与审视必须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双重自觉，使得生态翻译学研究不仅要成为具有理论自觉的生态研究范式，而且要走向国际化发展并赢得国际译论的话语权，并围绕国际译论发展进程中凸显的翻译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与阐释。

　　3. 3“自我完善”与“整体突破”的双重自觉

　　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既进行自我完善，又进行整体突破，这是生态翻译学发展的一种理论自觉，也是当代生态翻译学研究积淀的宝贵经验。在全面走向 21 世纪的新历程中，生态翻译学一方面积极地探索着新的问题域以构建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另一方面对受到质疑的旧有理论观点进行构建性反思以求解出新的解释与说明。无论是开拓新的时代主题还是对旧问题的新解，都依赖于生态翻译学所导向的生态范式的整体性突破，否则它的发展将会失去活力。综观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历程，不难发现，探寻翻译研究之途并不是通畅无阻的，而是在与不同的理论思想之间交流互鉴、不断碰撞、相互质疑过程中不断丰富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包容性与融合性。生态翻译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独具一格的生态范式框架，其研究路径以生态理性为视角围绕着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视角的相关研究互联互动，各个视角的研究又最终融入并归宿于生态范式的视域之中，强调翻译研究的整体性与复杂性，阐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学科共享承诺，其旨意是促使翻译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深刻变革。这种深刻变革本身，既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问题域的拓展与超越，又是对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问题域的确定和确证; 既能形成统摄整个翻译学科的新问题域，又能有效凝聚成为一个普遍的学术共同体，还可以形成翻译研究中普遍承认的生态理论意旨、思维特征与价值取向。

　　在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历程中，生态范式成为突破 20 世纪中国译学“以西范中” “西学东渐”研究模式的一种范式转换，表现为一种本土理论的创新和一种国际发展的努力( 胡庚申， 2021) ，它超越了传统翻译理论简单性思维范式，深入到翻译过程的多维转换，推动着生态翻译学朝向 “立论 - 倡学 - 创派”研究理路的整体发展与“宏观- 中观 - 微观”方法论路径的大融合，考察以“三生相”为主题的“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的命运共同体，追寻以“四译说”为阐述基底的“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问题域求解，克服了传统译论研究的单一性，整体突破了生态翻译学自身的研究。在此意义上，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正是当代中国译学自身整体突破的一种表征并适应全球性生态学术潮流的趋向，它系统地表述生态翻译学的学科定位、范畴体系与基本原则，梳理当代翻译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判断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走向，从而在东方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理念的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问题域，形成一系列新锐的思想、观点与理论，具有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思想格局。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整体突破，实质上是中国翻译研究经历了借鉴、引介、吸收、承袭、反思之后自创译学话语体系的一种理论自觉的思想努力，是生态翻译学研究实现生态范式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自我确证。

　　4. 结语

　　综而观之，作为生态学与翻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生态翻译学既要打破学科壁垒，又须固守翻译学科的本体; 既要打破西方翻译理论话语权“一统天下”的局面，又要融合西方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智慧; 既要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求解生态翻译学面临的新问题，又要坚持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自觉，构建具有充分描写力与解释力的生态范式。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意识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价值逐渐彰显，它自然而然蕴涵着生态翻译学对翻译问题的解决方法。它有助于开启生态翻译学以“三生相”与“四译说”为议题的研究论域，指导我们以“尚生”为导向的思维模式来深刻把握翻译的生命性、生存性与生态性，并汲取“四译说”问题意识中的理论自觉以服务当代翻译研究与生态文明建构。只有在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的双重驱动下，围绕“四译说”思想以挖掘“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问题的思想内涵，紧扣“三生相”主题以探寻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生态翻译学才能拥有充分性的解释力与持续性的生命力，才能在成长中壮大、在壮大中繁荣。可见，生态翻译学应当对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有充分的问题意识、理论自觉与理论反思: 一方面，完善理论系统性与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推动生态翻译学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从对话走向融合，是实现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构建、实现突破的有效路径; 另一方面，当代生态翻译学研究不仅要使用新的问题域去理解翻译、厘清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脉络，而且必须自觉构建一种融通中西思想的生态范式，明确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路向和发展基点，真正实现生态翻译学“生态范式”从“量”的积累阶段到 “质”的范式转换、从“自觉”“度己”阶段到“觉他” “度人”阶段的实质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