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齐地教育思想英译与传播研究

　　[摘 要] 先秦齐地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教育思想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道德教育、经济教育、军事教育、法治教育等多个互为交融、相互影响的层面。通过梳理先秦齐地教育思想，从微观上对文本进行语言解析，从宏观上探讨影响翻译活动的场域、惯习、行动者网络等社会学各要素，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翻译传播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助推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

　　本文源自李宗政，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7-01

　　[关键词] 先秦齐地; 教育思想; 英译; 传播

　　引言

　　先秦齐地是一个泛在的历史、地理概念，存在于先秦齐国建立前后千余年时间。其范围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但在一般概念上是指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区域，包括今天的胶东半岛、鲁北平原及其山前地带[1]，是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很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旨在对民众教化、风化、导引以达其安民目的[2]。教育思想应是多层面、多维度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以及民族融合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教育思想及其英译与传播研究不应局限于一般概念上的学校教育研究，还包括道德教育、经济教育、军事教育、法治教育等多个互为交融、相互影响的思想层面。

　　一、先秦齐地教育思想研究现状

　　先秦教育思想已得到教育及史学界的一定关注，出现了大量研究专著与论文，但主要集中于思想内涵或当代国内影响方面，且以狭义的学校教育为主，几未涉及广义的教育思想层面，更不用说基于此的英译与传播研究。先秦齐地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管子》，并散见于先秦诸子其他典籍及其后众多典籍中。由于先秦社会正处于动荡不居、学术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初具雏形，但尚未完全形成教育思想的统一。这些思想历经相互间的碰撞、交融与妥协，以及与后世外来文化的对弈与融合，逐步影响并确立了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思想与文化教育的基础，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各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外思想交流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与研究历史悠久，但基于先秦齐地教育思想的英译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成果很少。中国文学的英译最初主要由拉丁语或法语等语言转译而成，后来随着中英贸易的发展，英国自 19 世纪前叶拉开了中国文学直接英译的序幕[3]。在历史上，先秦典籍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主体为传教士与汉学家，尤其是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在西方引起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后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国内也先后涌现出一些典籍英译研究者。由此可见，先秦齐地教育思想英译研究就是伴随着中国典籍的外译、英译而逐步兴起的，历经转译、节译与“全译” 的过程，在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中逐步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但一直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当然此处 “全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全译，鉴于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与社会属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以及专门性教育思想研究文献的欠缺，先秦齐地教育思想很难形成真正意义的英译全译本，而只能作为典籍英译尤其是《管子》英译全译的附属存在。就《管子》英译而言，目前仅有两个英译全译本，分别为美国汉学家李克先后于 1985、1998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英译出版的 Guanzi—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 ( VolumeI&II)( 《管子—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哲学文献》第一、第二卷) ，以及翟江月 2005 年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英译、今译四卷本。就其传播研究而言，虽然先秦齐地文化中的某些教育思想深受各国政要以及汉学爱好者的喜爱，并被奥巴马、朴槿惠等在不同外交场合引用[4]111 ，但其成果仅散见于齐文化、《管子》《孙子兵法》等在海外的译介研究中，且以现象介绍为主，未能从翻译研究的视角来探讨解决文化传播的问题。

　　翻译的社会学转向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翻译研究新视角，主要借助西方社会学中的场域、惯习、行动者网络等理论或范畴来进行翻译研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先秦齐地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后世的翻译与传播都是在一定社会视域下实现的，因此，其翻译与传播研究离不开对社会学各要素的考量。本文以《管子》英译两个全译本为基础，梳理先秦齐地教育思想的中英文文本，从更宏观的社会学视角着眼，从微观的语言文本入手，力求探索出教育思想英译与传播的更佳路径，促进中国教育思想的国际传播，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二、先秦齐地教育思想英译文本解析

　　先秦齐地文化的形成是当时各种地域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兼容并包精神促成了先秦齐地学者云集、百家争鸣的盛况，也为齐地法、道等诸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基础[5]，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的教化与引导。《管子》在《权修》( 以下凡引此书只标注篇名) 篇中就明确提出了教育的意义，指出“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一树百获者，人也”。该论断强调的不仅是“树人”的长期性与意义，还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社会效应。在其翻译与传播中，无论李克译文( 以下称李译①) 中的 planning for a lifetime，还是翟江月译文( 以下称翟译②) 中的 making a hundred-year plan 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长期性的特点; 同时译文中的 a hundred harvest 与 one hundred times more for edifying people 也都体现了“树人”的社会性。在各国政要及学者的引用与推广下，该思想必将进入更快的传播网络，走向更多的教育场域，促进教育的共同发展。

　　( 一) 学校教育思想

　　先秦齐地的学校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弟子职》中，并散见于其他篇章。该篇作为稷下学宫的学规，内容涉及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对尊师之礼的阐释，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个较为完备的学生守则，是后世私学、官学、书院等制定教学规范的基础[6]28 。

　　《弟子职》记录了很多关于弟子事师、受业、进退、洒扫、馔馈之礼的规范，具体包括“先生施教，弟子是则”“见善从之，闻义则服”“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朝益暮习，小心翼翼”“少者之事，夜寐蚤作”“受业之纪，必由长始”“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等。关于此处的译文分析可查阅作者另一文献[7]，该文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视角，通过具体的翻译案例指出中华文化外译应走内外结合之路，争取最有效地避免文化误读与误译。

　　除上文所分析的《管子》英译中的语言性与文化性外，两位译者关于学校教育思想的译文同样体现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关于“弟子是则” 的翻 译，翟 译 为 pupils should learn，而 李 译 为 students take them as standards for their behavior.从字面上来看，前者仅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教与学活动; 而后者侧重强调了教育中的言传身教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对社会场域的判断，从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取舍原文中的信息，可以造成译文信息传播效果的差异。同样在 “敬 奉 枕 席”的 翻 译 中，翟 译 arrange 和 李 译 present 的分歧，也当属社会学意义上的语言差异。翟江月作为国内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译文更接近原文所表达的意义，但略显生硬; 而李克虽为汉学家，但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师生之礼，因此其译文中的 present 会让译文读者误以为“拿” 或者“递”给老师，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的尊敬、服侍之意，难以真正传播中国文化中尊师之礼的精髓。

　　( 二) 道德教育思想

　　社会就是学校，生活就是教育。《管子》将道德教化体现在日常习俗中，对社会风气的形成与传承大有裨益。作为道家天道观、法家法制思想、儒家德治论的融合体[6]26 ，先秦齐地道德教育思想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道德的含义、道德的重要性、君臣之德、治国之德等，这给其英译与传播带来了极大挑战。

　　首先是对道德的翻译。翟译“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 《正》) 为 Taking care of the common people unselfishly is addressed as virtue. Being of one heart and one mind with the common people is addressed as Tao; 李 译 为 Loving the people and being unselfish is called benevolence.W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s called the way of good government.二者都强调了道德中的无私性( unselfish) ，但翟译中对道( Tao) 的翻译很难帮助非中国文化场域的读者明白其真正含义，易造成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冲击; 而李译中将其译成 the way of good government 可以部分弥补读者的文化空缺现象，减轻读者阅读困难，进而降低该文化词在其他场域中的传播阻力。

　　此外，《管子》多处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倡导道德教育以及基于此的国家治理方面的有效性。文中指出“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 《君臣下》) ，并提出臣下之德更应成为必然。“忠者，臣之高行也”( 《形势解》) ，翟译 为 Loyalty is the subtlest behavior of court officials; 李译为 Loyalty is the highest conduct of the minister and the subordinate official.同时坚持臣子对“道”要 求，即“君 若 有 过，进 谏 不 疑”( 《四称》) ，翟译为 If the sovereign had done something wrong，they would expostulate with him without hesitation; 李译为 When their princes committed mistakes，they presented their warnings with no hesitation.此观点体现的是当时社会的道德需求，也对后世儒家的君臣之德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译者准确把握其社会意义，然后使用贴切语言将之翻译出来。

　　《管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8]，坚持以四维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观，并贯穿于道德教育始终。如“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霸形》) 。翟译为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Qi should be the roots，李译为 The hundred surnames of Qi are your base，两个译文都体现出要求执政者遵循以人为本的道德教育理念。此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牧民》) 等体现了礼义廉耻的重要性。对此翟译为 etiquette， righteousness，uprightness，sense of honor，李译为 propriety，righteousness，integrity，a sense of shame.作为先秦齐地道德教育的核心，礼义廉耻四德经齐国提倡，历经几千年传承与发展，成为我国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以及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正确翻译该核心词更显其重要意义。译文中尤其是对“耻”的翻译体现了两位译者的翻译习惯以及翻译的出发点，中文更倾向于榜样的力量，因此翟译选择 honor 作为译文的起始点，体现了译者的社会属性。

　　作为基本道德规范要求的“六兴”“七体”“八经”，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上体现出较大差异。翟江月仅仅采用拼音译法将其译为 Six Xing， Seven Ti measures，Eight Jing; 李克分别译为 six manifestations [of benevolence]，seven forms，eight standards.此处两位译者都采用了非“常规”的译法，因为翟译更倾向于归化译法，而李译更倾向于拼音加注的异化翻译法[4]114 。翟译或许是以史学研究者的身份，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旨在推出相关文化概念，但这种未经注释的音译法势必给异域文化读者带来阅读障碍，难以产生良好传播效果; 而李克译文从译者自身接受的角度来进行翻译文化传递; 有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并将有助于传播网络的建立进而促进文化传播。此外， “六兴”“七体”“八经”仅为原文概念的提炼，并不需要音译加注翻译法，以避免译文读者的更大阅读负担。

　　( 三) 经济教育思想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德治、法治等国家治理观的基础。先秦齐地经济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繁荣稳定都具有极大推动作用。尤其是《治国》篇中提出的“富民”之说更是影响深远，其论断“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对当今社会发展仍然有重大作用。

　　《管子》开篇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牧民》) ，这充分体现了先秦齐地对经济基础的重视，并强调了经济思想对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为中国古代政治家与史学家长期传颂。对此，翟译为 If people have enough food supply stored in granaries，they will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s. If people are not short of food and clothes， they will lay stress on the sense of honor and shame; 李译为 When the granaries are full，they will know propriety and moderation; when their clothing andfood is adequate，they will know [the distinction between]honor and shame.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原文中“知”的翻译以及选择 if 还是 when 来做连接词的问题。翟译让人理解为“如果有……，他们就会重 视 礼 节、荣 辱”，而李译让人理解为“当 ……的时候，他们会知道礼节、荣辱”。这两个译文虽然重视了经济基础，但是忽视了教育的引导性以及人性、社会的复杂性，或者说夸大了经济对道德规范的作用，进而难以形成异域读者阅读过程中的认同感，不利于文化核心内容的有效传播。

　　在强调经济重要性的基础上，《管子》还注重培养人们的危机意识。《重令》篇中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 ……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这说明经济状况制约着社会发展，因此需要加强经济思想方面的教育与宣传，避免滋生骄奢思想，避免内忧外患的发生。两位译者在译文中对 arrogant 的强调使用都很好地传递出骄必败的思想。关于“人心之变”的翻译，翟译“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与李译“The change in men’s minds”体现出译者的社会性差异。翟译文说明“变”是本性使然，表明一种规律性，体现出译者对所处社会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而李克所译仅是对原文字面的直接翻译，未能完全传递出原文应有之意，这或与其对异域文化理解的局限性有关系。

　　《管子》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思想，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关于职业教育的论述，也是经济教育思想以及商贸思想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先秦齐地的社会实际，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社会性。重视“传 帮 带”的 职 业 教 育 实 践[9]; 加 强“义” “孝”“敬”“弟”教育以及“政教”与“服习”教育; 重视农业教育，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为本，设立 “虞师”“司空”“司田”“乡师”指导农民进行生产劳作，劝导农民科学劳作、精耕细作。尤其是在《管子》开篇就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 《牧民》) ，这足以说明对农业教育的重视。翟译 Whoever has the authority over some land and governs the peopl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four seasons to have all farm work done on time to make sure that enoughgrain can be stored 与李 译 All those who possess territory and shepherd people must pay heed to the four seasons and watch over the granaries 对“凡”这一概念的强调翻译以及对“四时”的处理方式，有助于读者真正理解这一农业教育思想的精髓以及这一思想提出的时代性。

　　重视工匠教育，提出“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 节 其 用，论 比、计 制、断 器，尚 完 利” ( 《小匡》) ，以满足农业、军事等诸多社会需要。在商业教育思想领域，提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等，以保证商人有利可图，促进商品流通与市场、社会的繁荣。尤其是“以周四方” 体现了商业运作范围的广度，翟 译 all over the state 虽易于读者理解，但 state 缩小了原文所指商业范围; 李译 encompass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realm]虽保障了原文中的商业运作范围，但其商贸之意表达不够明确，易于增加读者的接受负担。

　　( 四) 军事教育思想

　　《管子》成书是先秦军事思想进入综合融汇、全面总结阶段的标志之一[10]。其军事思想在齐文化的沃土中充分汲取众家之长而自成体系，对古今中国军事教育思想具有深远影响。其军事教育的基本立场是主战以保证国家的主权; 但同时也主张慎战，强烈反对轻易发动战争; 既认为“兵者”为“尊主安国之径”，又认为它为“危物也”。这一思想也是当今我国军事教育思想的根本内容，其英译与传播有助于西方读者正确理解中国的军事政策，破除中国威胁的谬论。

　　关于用兵的必要性，《管子》指出“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 《参患》) 。翟译为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a sovereign and the safety of a state is the army; 李译为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rmed forc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prince is despised or respected or whether his country is safe or endangered.其 中 翟 译 中 的 safeguard 更 能 表 明 “兵”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卫主权，“所以辅王成霸“( 《兵法》) 。要保持国家的主权不可僵兵息武，务必“积务于兵”，反对“寝兵之说”与“兼爱之说”[11]，做好随时战争的准备。

　　关于战争的危害性，《管子》指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 《法法》) 。翟译 Nothing can waste more manpower and money than military action. Nothing can endanger the state and incur troubles to the sovereign more quickly than military action 与李译 Nothing impoverishes the people /or destroys goods on such a scale as do armed forces. Nothing endangers the country or causes the ruler concern as quickly as do armed forces 都体现出战争的危害性，既“贫民伤财”又“危国忧主”。此外，多次发动战争还会产生“罢民”，即使屡战屡胜，也会造成“骄君”。“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 《兵法》)《管子》进而指出，“人众兵强，而不以国造难生患”( 《枢言》) 才是正确的做法。翟译 if he has a huge population and a formidable military force but does not cause troubles and problems to others with his superior power，李译 his population large and his army strong，yet unwilling to use his state to stir up trouble and create suffering.对比发现，李译可更好传递中国军事政策，尤其是“stir up”的使用深刻体现了我国长久以来所坚持的不干涉别国政策的方针。

　　《管子》一书还包含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包括“遍 知 天 下”( 《七 法》) “避 实 就 虚”( 《霸言》) 等。以 英 译“遍 知 天 下”为 例，翟 译 为 mastering information on the situation all over the world，此译法仅将原文的字面意思翻译出来，难以真正体现其战略战术思想; 相比较而言，李克将之与下文“明于机数”综合译为 a broad knowledge of the realm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y-all to an unrivaled degree，更好体现了先秦齐地军事战略思想，即用兵要做到知己知彼、把握全局，做到 “遍知天下”“知形”“知能”“知意”。

　　《管子》军事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将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与“非义”两类，进而指出正义性是战争胜利的保障。翟译“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 《法法》) 为 Hence，débcles of military forces are caused by the unrighteousness of military actions，译文中外来词的使用超出了普通读者的生活场域，更容易造成阅读负担; 而李译直接使用 military defeat 的译法显然更容易进入传播网络。李译“行义胜之理”( 《幼官》) 为 The practice of righteousness is the principle of victory ( 翟译漏译) ，较为准确的传递了我国的军事政策。虽然先秦时期的军事思想对战争性质的区分尚不深刻，且与当今军事思想大有不同，但其翻译与传播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固有的和平观，助推中国军事教育思想真正走出去。

　　( 五) 法治教育思想

　　齐国的管仲是法家的先驱，与其后具有法家思想者组成的学派被统称为齐法家[12]。他不仅推动齐国称霸，更是开创了以法治国的先河[13]。先秦齐地法治思想首先体现在“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法解》。无论翟译 The law should be a fixed rule for the world and also serve as guidelines for everything，还 是 李 译 Law sets the pattern for the empire and the standards for all undertakings，都体现出法治思想的规范性，与西塞罗的“法律乃最高理性”以及亚里士多德的 “法律就是秩序”表意相近，意即法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即便是治理国家也离不开法律的规范。《版法解》篇中提出“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仪”，表明以法治国需要有全国统一的法制机制，否则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的施行。翟译 If a state does not have any law，people will not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it does not have any institutions，there will be no standard of judging or handling things 与李译 Whenever a state lacks laws，the masses do not know what to do. If it lacks regulations，affairs will not accord with the rules of social behavior 都能基本表达原文内容，易于读者理解中国法治教育思想的起源与内涵。

　　《管子》指出以法治国需“以人为本”( 《霸言》) ; 同时《管子》还重视礼治的作用，指出“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 ( 《法禁》) 。翟译为 For a sage sovereign，when the state is in order，he should stick to some fixed virtue and also make clear morality and justice he advocates，李译为 During the age when the sage kings personally exercised their rule，virtuous conduct wascertain to be prevalent，and moral standards were clear.此外关于“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 《枢言》) 。翟译为 Law i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propriety.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itles. And both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nd titles are based on Tao; 李译为 The laws emanated from rules of propriety，and these [in turn]from [the requirements for]good order. Good order and customary rules of behavior constitutes the moral way.上述论断及译文表明，以法治国不能放弃礼治，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治国安邦需施行德法并重之方略。

　　管仲明确提出的这种“法治”观点比西方早两百多年[14]，且其“以人为本”的论述及基于此的法治思想更容易被西方所接受。中西方的这种共性更易于读者的跨文化接受与传播，因此译者应利用这种共性，以翻译为载体，建立有效传播网络，促进文化共通共荣。

　　三、先秦齐地教育思想英译与传播的社会要素

　　翻译作为一项古老的人类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复杂行为，受到多方面要素限制与影响，包括译者的社会属性与知识结构，翻译的社会场域，翻译的传播流通网络等。一切翻译活动都离不开社会这一大环境，翻译研究回归社会是人类整体认识事物研究模式的必然[15]。因此先秦齐地教育思想的英译与传播离不开对其场域、惯习、行动者网络等各社会学要素或范畴的考量。

　　场域是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各位置间所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16]。因此翻译场域应是某一翻译事件所及的各翻译要素间的关系网络。该场域的本质也是联系和争斗的，围绕某一翻译事件的场域也是多层次的[17]57 。作为《管子》全译的一部分，先秦齐地教育思想的翻译场域包含文本解析场域、译审场域、政治场域、翻译出版场域等多个层次。李克于 1948—1951 年在北京学习，在其首译过程中深受许维遹、冯友兰、钱钟书、朱德熙等学者的影响并受其帮助，后于 1970 年夏到台湾地区学术交流，并在第二卷出版前得到威廉·博尔茨( WilliamBoltz) 的建议与帮助。李克在华期间于 1951 年夏因间谍罪被捕入狱，其翻译活动被迫中止; 1955 年回国后因教学管理等工作，翻译进展缓慢，虽然得到古根海姆学者奖资助，但一年时间不足以完成校订、增译工作，几近放弃。其后于 1980 年获得国家人文基金会( 美) 资助得以继续。翟江月译本作为《大中华文库》的一部分，其翻译与出版目的是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因此其重译工作深受中国史学界、翻译界、出版界的支持，同时也有国外专家的审定。以上翻译过程说明不同学者、译者的解析差异给翻译活动带来实际困难，同时他们的争竟与合作也促成了翻译与传播的进一步发展。翻译活动同时受到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官方或者私人资助的影响。他们共同形成某一翻译活动的场域，限制或促进翻译与传播的进展。但先秦齐地文学作品与现代文学作品差异巨大，更与英文迥异，不管是在原文解析场域还是翻译出版场域都给译者带来巨大挑战，因此翻译活动离不开各场域要素的密切配合、协同发展，共同完成翻译与传播任务。

　　惯习是一整套使行为者以某些方式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倾向性特征，由此培养形成的倾向性特性的构建也会不可避免地反映行为者习得这些特性的社会条件[18]。在具体翻译研究中，场域用以解释惯习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惯习用以解释译者行为的主客观合理性[19]126 。译者翻译行为有恒定性翻译行为，也有差异性翻译行为，但要遵循一定的翻译规范，即把某一翻译场域内所共享的普遍价值或观念，如对正确与错误、适当与不适当的翻译行为的看法，转换为适当的且适用于特定翻译情形的行为指南[17]56 。李克英译的目的就是为了翻译而不是解释，因此其译文尤其是关键术语翻译上，第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以异化翻译为主，以尽量保持原文的特征，如“道”“德”，the Way，virtue /the Power。在“礼”与“义”的 翻 译上，第一卷译成 principle，righteousness; 但在第二卷中，受威廉·博尔茨建议的影响，李克将“礼” 采用拼音译法译成 li，以表达其隐含的秩序与结构，而“义”的翻译基本保持不变。对翟江月来说，其大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保证传播的有效性; 但上文提到的对“四维”“六兴”“七体”“八经”等关键信息的翻译则出现了惯习中的差异性行为。这都说明翻译场域中的翻译惯习虽然有其恒定性，但又会受到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出现翻译行为的不稳定性。

　　推动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需要构建强大的翻译与传播的行动者网络以及网络多媒介化，以形成媒介互动，增强传播影响力[20]。与场域的竞争关系有所不同的是，网络是翻译任务行动者的关系总和，强调合作关系[19]128 。李克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知名教职人员，通晓中英两种语言与文化，因此具有传播上的优势。随着中国学生在 PISA 的抢眼表现，中国教育思想研究逐步引起西方学者关注。2015 年英国 BBC 纪录片的播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的博弈，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思想在西方的当代传播，也为教育思想翻译传播网络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种“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教育思想与模式需求背景下，扩大、推广教育思想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无疑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需求。

　　四、结语

　　教育思想不仅仅是学校教育思想的统称，应该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社会教育的各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先秦齐地教育思想研究是中国思想教育研究的基础，其英译与传播研究是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翻译学作为一种宏观研究视角，有其自身局限性。因此翻译研究应从微观方面研究文本，从宏观上着眼于探讨翻译活动的社会要素，调动社会场域中各积极因素，促成多方联动，促进传播网络的建立与发展，真正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