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约束因素及价值感知驱动模型

　　摘要：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的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限制，但想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依然存在种种复杂因素，其中人口城镇化需要考虑“人”的复杂性因素。通过对江苏、安徽两省部分地区978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研，借助顾客价值感知理论构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驱动的概念模型和关系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相关结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个体特性、内部特性、外部特性和市民化价值感知构成模型结构变量，且所有假设关系均得到验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因子差别迥异，并清晰地区分出主要和次要影响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城鎮化进程、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性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水平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驱动机理

　　《农村.农业.农民》杂志全国公开发行，创刊22年来，以权威的时事政策解读、准确的新闻深度报道、海量的致富信息发布而深受读者好评，改版后的杂志依托中央电视台《聚焦三农》栏目、新华社新华网等多家权威媒体及其强大新闻资源，发行量超过300,000册。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必将成为趋势，然而我国现有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要经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的阶段性。根据2016年政府网有关数据参照《关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509.htm#1，我国尚有2亿多农民工未解决户籍上市民化的问题，其中在城市间的流动人口中多为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全国大力推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的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限制，但是想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依然存在着种种复杂因素[1]，其中，人口城镇化需要考虑“人”的复杂性因素。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用实证方法来探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约束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驱动机理，为国家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供相应的理论思路和政策依据。

　　一、文献综述

　　1.核心概念界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顾客价值感知(customer perceived value，CPV)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载瑟摩尔(Zaithaml)将感知价值定义为经过与支付价格比较后在产品、服务中顾客感知所获得的收益[2]。这一定义可理解为价值积累到一定阶段顾客所感知的总体评价。价值感知是顾客感知价值的过程，既包含对价值结果的评价还包含评价过程中对产品、服务的某种期望。价值感知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比较性，即效用与成本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并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二是主观性，即受个体特性的影响。同样，市民化价值感知在本质上属于主观认知，受诸多前置变量的综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可解释为新型城镇化中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市民化条件能否满足他们的某种期望，从而形成市民化价值满意度的主观认知。

　　依据载瑟摩尔的观点[2]，市民化价值感知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市民化价值感知分为内部特性和外部特性。内部特性是指感知城市提供农民工特定的“公共产品”(本文考虑“市民化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带来的收益，外部特性是指感知城市给予大众的“公共福利”。其次，市民化价值感知是基于成本投入与收益所得的一种权衡，这里的成本投入应包括货币与非货币两方面，收益也不能仅仅用货币来衡量。最后，市民化价值感知还依据一定的“参照物”，不仅在所在城市所得收益与期望作比较而且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作比较。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文献回顾

　　21世纪初开始，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的探讨逐步兴起，成为“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通过阅读和梳理大量文献，发现目前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研究。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一概念。程业炳等研究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包含两方面，一是户籍仍在农村，但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一是户籍已在城市，但城市角色仍没转变的农民工[3]。黎智洪、余传杰研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其实是一个过程，是在户籍获得的基础上，农民工从主观、客观等方面融入城市的过程[4-5]。仝尧、程云蕾研究认为市民化其实是一个结果，即农民工从原来务农的农村转移到城镇重新进行职业选择，并逐步在城镇享受到与居民相同的权益[6-7]。刘传江、张志勇研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过程，同时也是结果，即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改变在城镇工作和生活被边缘化的现状，并通过从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改变，力图逐步与城市居民同步，进而实现城市融合的目的。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研究。赵智提出2016 年我国有2.82亿农业转移人口，且其中绝大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由于学历层次相对较高、接受新事物相对较快，进而对在城市务工的权益保障、子女入学、公平诉求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10]。李亚丽研究提出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户籍、社会歧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沟通较少等方面[11]。黄兴华研究认为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还显不足，主要集中在市民化现状的分析[12]。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研究。其一是制度因素，程业炳等、黄慧等、刘金科研究认为相关制度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3，13-14]，其中程业炳等提出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土地、社保、公共服务等方面[3]。黄慧等提出政府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有较强的排斥作用，若无法改进，则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城镇化进程[13]。刘金科认为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制的分界线，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核心因素，这一制度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生活理念、社会认同、政治权益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进而抑制其市民化[14]。其二是成本因素。蔡瑞林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若要实现市民化，势必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当前国家的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因此需要各主体间相互协调[15]。陆成林研究提出，为了更好地指导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对其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了解其整体构成和成本总额，进而指导各级政府建立健全成本分担机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质量[16]。其三是个体因素。林娣研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学历高低、职业技能高低直接影响其市民化能力高低[17]。何小叶研究提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导致其社会网络结构不稳定，进而导致其社会资本较低，影响其市民化能力[18]。卡帕格达(Kappagoda)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高低对其市民化能力提升也有较强的影响，一般而言，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较大，其市民化能力也较强，反之就较弱[19]。

　　在上述文献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以内涵研究、因素解析及现状分析等三方面为主，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约束因素与价值感知方面的研究較少，故本文将两者进行结合来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约束因素，并对其价值感知驱动效应进行分析，以期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前沿研究有较好的准确把握，进而为“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框架、研究假设及概念模型

　　1.相关维度间的概念关系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依据价值感知理论，构建如下理论框架，详细阐释了相关维度间的相互关系。

　　(1)内部特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市民化政策作为公共产品为新生代农民工价值感知的对象，内部特性则表现在农民工经过效用与成本的权衡所感知的收益，这种收益是主观性的且受综合因素影响。蔡瑞林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若要实现市民化，势必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新生代农民工势必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以此来判别是否参与职业培训，提升市民化能力[15]。陆成林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内心会权衡市民化的收益与所付出的成本间是否均衡，并以此为标准影响其市民化意愿[16]。丁静认为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所在，就是实现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市民化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素质、促进职业向上流动、构建新的社会资本等方面[20]。由此，市民化过程也就是市民化政策驱动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过程。市民化政策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了价值感知的内部特性，并且这种价值感知过程事实上演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即“新型城镇化→市民化政策→市民化价值感知(投入、收益)→市民化决策”。根据这些关系推理，提出如下几方面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