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战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要：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2010—2018 年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 PSM—DID 模型研究京津冀一体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政策效果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逐渐上升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区域差异明显。②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显著提高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政策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京津冀一体化政策效果通过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共享两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作用，但政策实施却抑制了经济活力，原因是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

　　本文源自韩雅清; 左孝凡; 李玉水; 丁杰， 资源开发与市场 发表时间：2021-07-21

　　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一体化;京津冀;PSM—DID 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我国 GDP总量从1978年的0.37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99.08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我国政府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方式逐渐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十九大报告明确做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这意味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成为我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而高质量发展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区域发展连结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区域一体化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且有效途径[1]。为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活力，国家在原有“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基础上，又陆续将长江三角洲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基地，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与效率提升提供重要引擎。京津冀地区是环渤海地区的核心经济区，其政治、经济中心区位有别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前沿阵地。2014年，中央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拟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走出一条持续协同发展路子，不断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理论上，区域一体化能够通过人才、知识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2]。然而，区域一体化过程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问题，如产业重叠严重、竞合关系不清、资源浪费等问题[3]，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那么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究竟能否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此问题的解答将有利于破解经济发展障碍，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文将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区域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政策作用机制，以期为更好地实施一体化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1 文献回顾

　　关于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区域一体化是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经济体进行双边或多边经济、政治、社会合作的过程[4]，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外，多数学者以欧盟、北美和东亚3个主要区域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主要涉及贸易创造与转移效应[5,6]、经济增长效应[7,8]、收入效应等[9]，但观点上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区域一体化带来正向经济效应，如 Henrekson、Torstensson J、Torstensson R研究证实了欧盟一体化为其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效应贡献了巨大力量[10];Siriwardana通过研究美国和澳大利亚经济一体化，认为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可以有效提升贸易创造效应[11];而部分学者则认为区域一体化对经济效应具有消极作用 [12,13]，认为区域一体化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加剧了区域间不平衡现象。

　　国内对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则聚焦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五大经济圈。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区域内部合作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降低了市场运行成本，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较为显著[14,15] ;同时，区域一体化通过产业分工、地区协同发展，促使区域边界不断外扩，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如刘乃全、吴友[16]通过研究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对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扩容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对新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原位城市。但也有学者认为区域一体化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限，原因是自身经济产出水平和现代交通体系构建的限制[17]。此外，部分学者关注到由于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导致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李雪松、张雨迪、孙博文[18]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差异性，长江下游和中游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加明显;从经济发展程度视角看，区域一体化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更明显[19]。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国家更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少数学者开始将研究焦点转向区域一体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如黄文、张羽瑶[20]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长江经济带内城市经济高质量发水平。

　　综上所述，关于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虽已有丰富的学术积累，但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研究区域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文献明显不足，且已有文献在以下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在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对经济发展影响时，仅采用单一指标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如GDP增长率或人均GDP，而未从综合角度考虑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DID研究区域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简单地将所有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未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上不足入手，选取京津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采用PSM—DID模型，先对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得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再分析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

　　本文拟采用熵权法对2010—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强调经济成效的质量和等级[21]。就其本质和内涵而言，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高度聚合。本文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综合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借鉴李金昌、史龙梅与徐蔼婷[22]，任保平与文丰安[23]，马茹、罗晖与王宏伟[24]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经济活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共享和社会稳定 5 个维度构建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

　　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模型构建：为检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本文采用科学评估政策效果的研究工具——双重差分法(DID 法)进行评价。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经济政策，为本文研究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本文以京津冀战略所在的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作为实验组，以京津冀以外的国内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设置地区虚拟变量，根据京津冀一体化提出的时间，设置时间虚拟变量。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highqualityit=α+β1policyit×timeit+∑βjXit+γt+μi+εit ……………………(1)

　　式中，highquality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 个地区第 t 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policyit 和 timeit 均为虚拟变量，policyit=1(实验组)，表示处于京津冀地区，policyit=0(对照组)，表示不处于京津冀地区;timeit 表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验分期变量，timeit=1 表示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期间，timeit=0 表示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实施前;policyit×timeit 为实验分组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表示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净效应;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indus)、对外开放程度(open)、创新水平(innov)、人力资本水平(human)、固定资产投资(fai)、政府规模(gov);γt和 μi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各地区的个体固定效应;α、β1、βj为待估参数，其中 β1 为本文重点关注参数，若 β1 大于 0，说明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反之，则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DID 方法虽然可以有效地控制地区间事前差异，将“政策前”和“政策后”的影响效果有效分离出来，但该方法的运用必须满足样本随机性假设和共同趋势假设，而京津冀战略一体化实施显然不是随机选取，而是基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的综合考虑，并且各个地区的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很可能无法满足共同趋势的假设。因此，简单地将所有非京津冀地区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对照组，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鉴于此，本文借鉴 Hechman、Ichimura、Todd [25]提出的 PSM—DID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解决此问题。PSM—DID 的思路是在明确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提下，假设地区 i 属于实验组，在对照组中找到地区 j，使得地区 i 和 j 的条件尽可能相似，即 Xi≈Xj，根据可忽略性假设，地区 i 和地区 j 进入实验组的概率接近一致。PSM-DID 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样本不具备共同趋势假定带来的问题，本文采用最近邻匹配与 Logit 回归估计倾向得分，在得到匹配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基准模型进行估计，从而消除异质性问题，更加有效地评估京津冀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变量说明：①被解释变量。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highquality)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从经济活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协调共享和社会稳定 5 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前文的测算结果。②关键解释变量。交乘项 policy×time 为关键解释变量，代表是否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其中，policy 为政策虚拟变量，表示实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样本地区，属于京津冀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Time 表示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2014 年之后(包括 2014 年)，赋值为 1，2014 年以前赋值为 0。policy×time 的系数 β1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待估参数，表示双重差分估计量，代表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净政策效应。③控制变量。考虑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还会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和我国实际情况，从以下几方面选取控制变量：①产业结构。衡量产业结构有多种方式方法，本文参照王郁、赵一航[26] 的方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表征。②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国际上一般选择外贸依存度作为开放度的评估和衡量指标。③创新水平。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加大研发投入能够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因此本文采用 R&D 经费投入强度来衡量地区创新水平。④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质量因素之和，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本文借鉴黄文、张羽瑶[20]的方法，采用 R&D 人员投入强度来衡量。⑤投资水平。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本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比重衡量社会投资水平。⑥政府规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支出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地方政府规模。变量具体说明及计算见表 1。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0—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原因，故研究范围未包含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201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个别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3 结果及分析

　　为了克服京津冀地区与其他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动趋势存在系统性差异，避免因样本选择存在偏误而导致双重差分估计的偏差，本文采用 PSM—DID 方法进行检验。首先，通过选取协变量作为筛选标准，控制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个体差异，筛选出与实验组相似个体，降低因自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而导致的政策效应估计偏差;其次，对匹配结果质量进行检验;最后，估计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3.1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利用 30 个省份 2010—2018 年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 Logit 模型，以高质量发展水平为结果变量，选取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规模作为协变量，计算倾向得分值，采用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方法(nearest-neighbor matching within caliper)，选择在卡尺 0.05 的范围内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此方法既能够保证匹配样本不存在太远的“近邻”，又能保证匹配时样本损失量降到最低，是较为常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经过匹配最终获得 117 个样本，为检验匹配结果质量，本文进行了平衡性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2。根据表 2，匹配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均值差异较显著，而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均值偏差大幅度减低，t 统计量不再显著，说明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控制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从模型拟合优度来看，Pseudo R2 显著减小，LR chi2 统计量也不再显著，说明经过匹配较好地平衡了实验组和对照组控制变量的分布，综上，样本匹配结果具有可靠性。满足了双重差分样本同质性假设前提，样本将不会影响回归结果，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

　　3.2 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京津冀一体化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科学持续协同发展方式，对推进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上述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将不匹配的样本删除，得到新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数据。进一步采用 DID 方法对基准回归模型(1)进行初步检验，为保证结果的准确和可靠，采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用以消除因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并加入控制变量，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中列(1)和列(2)分别为未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的前提下，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3)和列(4)分别为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的前提下，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policy×time 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具有显著性，说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policy×time)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控制变量中(模型 4)，产业结构(indus)、对外开放(open)、创新水平(innov)、人力资本(human)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产业结构显著为负，说明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加强对外合作有利于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人力资本显著为正，说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3 稳健性检验

　　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一体化政策的影响，其他的政策或者随机因素都可能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没有直接关联，进而导致本文结论不成立。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8]，采用反事实检验法，即改变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的时间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具体做法是假设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时间提前两年或三年，若此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policybefore2y、policybefore3y)估算结果显著为正，则说明该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很可能是其他的政策或者随机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实施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反之，若估算结果不显著则验证了前文结论。表 4 中列(1)和列(2)表示假设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时间提前两年的情况，列(3)和列(4)表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时间提前三年的情况，检验结果均不显著，因此可以从侧面说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3.4 政策作用机制识别

　　前文检验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推进作用，那么该政策是通过何种路径发挥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将高质量发展 5 个维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区域一体化战略的作用机制。具体做法是，将前文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个维度依次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DID 回归估计，从而确定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于每个维度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探究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政策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5。policytime 变量即为反映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对各大经济发展驱动要素的净效应。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共享水平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经济活力、绿色发展和社会稳定 3 个维度均不显著，对经济活力还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是通过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共享两个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得益于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在产业转移、科技创新等重大项目上的实施。

　　前文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根据表 7 结果描绘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作用机制路径(图 1)。从图 1 可见，首先，京津冀一体化政策通过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共享两个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实施促进了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促进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提升了创新产出水平，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27]，京津两地是全国科技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方，但京津冀地区创新能力存在梯度差异，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有效推动优势互补，释放了创新潜能。其次，京津冀一体化通过区域协调共享水平实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2014 年京津冀战略实施以来，在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产业合作等方面已开展了 58 项合作，签署了 7 项战略协议，极大促进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资源共享，同时还签署了一系列人才合作协议，实行人才资质互认、开展高层次人才交流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发挥人才溢出效应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实施虽然对经济活力影响不显著，但却有一定的负向作用，反映了京津冀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活力,结合前文检验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201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首先运用 PSM—DID 模型研究了京津冀一体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政策效果作用机制，并运用反事实检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以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考察京津冀一体化政策效果作用机制.得出结论如下：①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逐渐上升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区域差异明显。②基于 PSM—DID 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显著提高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政策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京津冀一体化政策效果通过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共享两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作用，但政策实施却抑制了经济活力，原因是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在京津冀一体化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策红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①注重创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发挥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释放政策红利，加强科技创新交流平台的建设，京津冀各地区政府应共同参与创新交流平台的设计、建设，统筹规划、建立统一制度，破除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促进产学研三者的交流合作和高新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积极培育创新主体，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创业企业等，加强企业申报业务培训和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对在不同阶段的科技企业的支持帮扶、资源对接、科技辅导等，激发创新企业活力。最后，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为京津冀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服务保障。②进一步促进产业分工合作，明确地区功能定位，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格局。京津冀产业各有优势，北京以高科技产业和高技术服务为主要优势;天津在金融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货币金融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水上运输业等行业区位商高于 3.0，集聚程度较高;河北则以采矿业和制造业为主，但集聚态势有所减缓。区域间应发挥各自产业优势，合理分工，破除行政壁垒，提高产业分工合作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区位主导产业，进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③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发挥基础设施对经济拉动作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地区在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总量呈突破性增长，但在基础设施布局上欠缺合理性，在后期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更加注重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合理性，避免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同时，也要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软环境，如政策执行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等，政策执行效果如何与体制机制存在密切联系，在基础建设过程中应让市场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激发市场活力，进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