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何以被遮蔽

　　摘要： 晚近以来， 随着西方经济学深度嵌入我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之中，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地位已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不从唯物史观去认识市场经济，不从 “存在决定意识” 的逻辑去把握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才是导致对市场经济 “剑走偏锋” 的认识论根源; 用抽象的 “公平” “正义” 和 “道义” 来把握分配关系，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观， 不如说是庸俗经济学的分配观。不能撇开 “劳资双方的矛盾” 来剖析 “社会排斥” 和 “数字穷人”， 只有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是解决智能社会 “新异化” 问题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不会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以及技术创新只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说明，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 “第一个历史活动”， 实践范畴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如果说《资本论》 的研究结论仅仅是靠抽象思辨演绎出来的， 那么， 唯物史观的 “唯物” 性质在 《资本论》中也就无从立足了。

　　本文源自赵磊; 赵晓磊， 江汉论坛 发表时间：2021-07-10

　　关键词： 唯物史观; 《资本论》 研究方法; 市场经济; 生产力; 生产关系

　　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经济问题并把握经济理论，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存在着重大分歧。其中有三个理论分歧亟待澄清：其一， 分析市场经济应当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 其二， 为什么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其三，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 分歧和争论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力量，若不澄清并祛除由于分歧所导致的对唯物史观的遮蔽， 那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努力就只能是南辕北辙了。

　　一、 唯物史观抑或唯心史观

　　列宁指出： “自从 《资本论》 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① 换言之， 唯物史观不仅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且还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以及社会实践，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得到了科学检验。 检验唯物史观的伟大成果， 就是 《资本论》。 遗憾的是， 在运用唯物史观来把握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时，有不少学者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分析” 与 “存在决定意识” 的逻辑却并不一致。 我们注意到， 这种 “不一致” 在当下学界已然成为普遍现象。

　　(一) 对市场经济的分析

　　在谈到 “把握经济学” 的方法论时， 韩庆祥先生说： “以往， 一些人着重于从经济学角度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利润最大化，因而， 往往把 ‘利益’ 看作市场经济之 ‘道’。 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认识和理解是产生功利主义、 拜金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也是实践上使市场经济 ‘剑走偏锋’ 的认识论根源。” ② 我们认为，韩先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否会出现 “剑走偏锋”， 其原因并不在于人们的认识是否 “着重于从经济学角度”， 而是在于 “经济学角度” 所秉持的究竟是什么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唯物史观③，唯物史观之所以 “唯物”， 就在于它是从社会存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 的角度去把握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 马克思说：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 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④ 市场经济以 “追求利润最大化” 为目的，这并非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出现了 “剑走偏锋”， 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 (拜物教) 的产生， 其认识论根源不是人们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而是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在人们意识中的必然反映而已。至于如何正确引导、依法管控资本的逐利本性， 那是另一个问题。 倘若不从唯物史观视角去认识市场经济， 不从 “存在决定意识” 的逻辑去把握功利主义、 拜金主义产生的原因， 那才会导致对市场经济 “剑走偏锋” 的误读。

　　由于遮蔽了 “存在决定意识” 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 所以韩先生极力主张从 “哲学层面”，即基于 “理性自觉” 去理解 “市场经济之道”， 他说 ： “其实， ‘利 益 ’ 并 非 市 场 经 济 的 真 正 之 ‘道’。 要真正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之 ‘道’， 必须进入哲学层次。 如果从哲学层次来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之 ‘道’， 那么， 市场经济就是追求 ‘利益— 能力—理性—自立’ 四者的有机统一……。 我们要追问： 获取经济利益 ‘合法性’ 或 ‘合理性’ 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再进一步追问： 怎样才能保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 就必须有一种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 必须基于人的理性的高度自觉，此可谓 ‘理性最大化’;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作出相应的业绩或贡献，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和经济利润的最大化， 此可谓 ‘自立的最大化’”。 ⑤

　　不难看出， 由于韩先生主张的 “哲学层面” 与唯物史观的逻辑已经相距甚远， 所以他力图在市场经济的 “社会存在” 之外、 在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之外去寻求抽象的 “理性最大化”。 从抽象的 “理性” 出发，韩先生进一步追问了分配制度中的公平： “分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它涉及人的根本利益。 如果仅限于经济学视阈的理解，分配自然首要指向的是经济领域基于 ‘效率’ 的分配， ……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第一次分配，它体现的是 ‘实然’ 意义上的基于 ‘市场’ 中的能力和业绩的 ‘应得性’， 即比例对等或相对平等， 亦即哲学理念上的 ‘公平’。” ⑥ 超越经济学的 “哲学理念上的公平”， 或许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追求目标， 然而在唯物史观看来，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⑦;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 1789 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 ⑧ 所以，从来就不存在超越社会经济结构的 “公平”，所谓 “超越经济学” 的 “哲学理念上的公平” 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觉罢了。

　　针对市场经济的贫富悬殊， 韩先生说： “政府要基于哲学理念上的 ‘正义’ 原则， ……对人们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合理调节……支撑这三次分配的 ‘哲学之道’ 或 ‘哲学理念’ 分别是 ‘公平’ ‘正义’ 和 ‘道义’， 三者共同构成哲学意义上的所谓整体性的 ‘分配结构’。” ⑨ 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固然是市场经济保持正常运行的题中之义， 但是，马克思绝不会从抽象的 “公平” “正义” 和 “道义” 出发来演绎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和分配结构。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无情地嘲讽了 “社会主义宗派分子” 力图超越经济关系的 “公平的” 分配观：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 ‘公平的’ 吗? 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 ‘公平的’ 分配吗? 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 ⑩ 由此可见， 从抽象的 “正义” 理念来演绎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 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观， 不如说是庸俗经济学的分配观。

　　在谈到 “资本” 这个范畴时， 韩先生强调 “我们所讲的 ‘资本’， 从根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运作， 被合理引导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 ‘资本’， 而不是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种具有 ‘吃人本性’ 的 ‘资本’。” 其实， 韩先生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 早在 21 世纪初期， 胡培兆先生就撰文说：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 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范畴和统治范畴，是剥削手段，吸血鬼。 今天资本范畴已经走出社会制度禁区被普遍使用， 它不过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 对资本家的理念也要转变。 现代资本家是经营资本的专家，和各行各业一样，是褒称。现在世界的财富， 主要是由资本家筹资、 投资和组织、 经营、 管理创造出来的。 没有他们， 哪能有今天这么多企业和这么多的职工就业? 不能再一言以贬之： ‘剥削者’。”

　　在我们看来， 与胡培兆先生一样， 韩庆祥先生也是在用道德标准评价资本家。 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讨论。必须指出：用道德标准来评价资本以及资本家， 这与唯物史观的逻辑背道而驰。 资本追不追求剩余价值， 存不存在剥削， 这只是在表述一个事实， 属于事实判断; 至于资本剥削是善还是恶、 是好还是坏， 则属于道德评价范畴。 尤其要强调的是， 我们不能把资本的性质与资本的功能混为一谈。即使要对资本作出道德评价，也应当与资本在既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功能以及人们对这种功能的历史评价有关， 并非如唯心史观认为的那样， 是出于抽象的 “公平和正义”。 马克思在对待资本以及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时候， 从来不主张， 也并没有用道德评价去代替历史分析。《资本论》 的理论逻辑不是道德评价， 而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评价。

　　(二) 对智能社会 “新异化” 的分析

　　在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将导致人的 “新异化” 问题时， 孙伟平先生忧虑地说： “它比马克思当年揭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更不人道。因为它……正在吞噬人作为’ 劳动者’ 的根本” ;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之类基本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智能系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 包括以往被断定为 ‘专属于人类的工作’， 而人被大量替换下来、 变得越来越悠闲时， 劳动实践本身是否专属于人的本质性活动，就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追问了。”

　　孙先生把人的休闲活动与 “人的本质性活动” 对立起来， 把 “人的本质性活动” 仅仅等同于谋生的体力和脑力工作 (马克思把这种劳动称之为 “直接生产劳动”)， 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在唯物史观的逻辑中， 劳动价值论并非永恒范畴， 而是一个历史范畴輥輳訛。 因为随着自然力逐渐替代人力， “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 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 也不是人从事的劳动时间” 輥輴訛; “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 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 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輥輵訛总之， 随着自然力逐渐替代人力， 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 最终不再构成创造财富的基础。

　　随着直接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休闲活动在 “人的本质性活动”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 “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 与此相适应， 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 个人会在艺术、 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輥輶訛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 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 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輥輷訛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看， 在人类“直接生产劳动” 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智能社会，休闲活动将日益成为与 “人的本质性活动” 并不冲突的主要活动——我们可以将这种活动称之为 “间接形式的劳动”， 亦即马克思所说的基于休闲时间增长而发展起来的艺术和科学等较高级活动輦輮訛。

　　在唯物史观看来， 孙先生所忧虑的智能社会日趋严重的数字鸿沟、 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等问题，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孙先生却得出了与此并不一致的结论： “新的实践将包括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都置于需要重新反思的境地。” 輦輯訛在讨论消除 “新异化” 的路径时，孙先生悲观地说： “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对 ‘数字穷人’ 的 ‘社会排斥’，以及智能机器人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的挑战，新型人机关系和文明形态的构建， 都明显超出了既有理论的视野和 ‘边界’，甚至不可能在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消灭私有制、 实现无产者的解放、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层面上彻底解决。” 輦輰訛 为什么 “新异化” 不可能在消灭私有制的层面上得到根本解决呢? 孙先生说： “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将 ‘数字穷人’ 排除在外， 这种 ‘社会排斥’ 将工业时代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对立撇在一边， 导致 ‘数字穷人’ 沦为无人雇佣、 丧失劳动价值的 ‘无用阶层’，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 輦輱訛 在我们看来， “导致 ‘数字穷人’ 沦为无人雇佣、丧失劳动价值的 ‘无用阶层’” 的根源， 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撇开 “劳资双方的矛盾” 来谈论 “社会排斥” 和 “数字穷人”; 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是解决智能社会 “新异化” 的根本路径。 这个路径所贯穿的唯物史观逻辑，笔者已有专文讨论輦輲訛。

　　为什么意识不到消灭私有制、 消灭阶级的根本作用呢? 在我们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对智能社会的分析应当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坚持唯心史观的方法论。 虽然孙先生说： “作为一种超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先进的技术社会形态， 智能社会与马克思热情畅想却尚未实现的追求人的彻底解放、真正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具有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 輦輳訛， 但遗憾的是， 这种分析智能社会的逻辑与唯物史观并没有 “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 孙先生提出的解决 “新异化” 的设计理念，其要义并不是他象征性地提到的 “按照马克思、 恩格斯曾经设想的共产主义原理， 消灭私有制， 让广大人民摆脱经济依附和阶级统治”， 而只能诉诸道德的呼唤， 即 “对人工智能进行理智的价值评估和必要的道德规范，基于智能科技兴利除弊的选择性应用，通过建构以人为本、 高度发达、 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 铲除人工智能异化产生的技术和社会基础”; “其目的是使价值、伦理成为制约人工智能研发、 应用的内在维度， 创造能够通过 ‘道德图灵测试’ 的 ‘道德机器’， 让其敬畏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理性、 友好、 富有德性地为人类服务， 确保人类 (特别是 ‘数字穷人’) 永远有资格、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輦輴訛 问题是， 如果遮蔽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如果不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解放的根本路径， 那么， 依据 “道德规范” 建构出来的 “道德机器” 又何用之有?

　　二、 生产力为什么最革命

　　对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 学界存在着诸多争议輦輵訛。 其中的一个争议是马克思究竟有没有 “生产力发展动力” 的理论? 相当多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比如，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安启念先生认为， “这一表述把全部社会生活的变化归结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没有回答生产力又是怎样发展的，其动力从何而来，因而在逻辑上不完整。 这个逻辑缺环事关重大。” 輦輶訛 由此引申出来的困惑是：为什么生产力是 “最革命的因素”? 不少学者认为唯物史观对技术创新并未作出进一步抽象，因而无法回答这个困惑。

　　就 《资本论》 的主要内容而言， 马克思或许并没有专门研究 “技术创新”。 然而在我们看来， 这并不是马克思的疏忽， 而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关。马克思明确指出：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輦輷訛这是唯物史观的逻辑使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 ’; 由此可见，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 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輧輮訛 换言之， 只有把生产力置于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之中来研究， 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以及技术创新才能得到辩证的解释。 根据唯物史观的逻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既不存在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 也不存在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绝不会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研究， 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以及技术创新只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说明。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 “没有对技术创新作进一步抽象” 并将其视为唯物史观缺陷的看法，其实并未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要义。某些自诩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局限性而 “专门研究” 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其方法论大多或已经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 尤其是基于 “制度决定技术” 的假设，并用 “制度第一性” 的逻辑来解释技术创新的 “制度经济学”， 则更是唯心史观的典型范式輧輯訛。

　　令人不解的是， 在生产力发展机制的问题上，安启念先生将唯物史观逐出了实证科学之外， 他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 是对经验事实的总结概括， 是客观规律， 当然属于科学。 然而一旦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机制问题，我们便无法在经验事实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借助思辨的力量寻找唯物主义的解答。” 輧輰訛 换言之，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 “生产力的发展机制” 不可能得到实证科学的验证， 而只能得到哲学思辨的证明。为了强调唯物史观在分析 “生产力发展动力” 问题上所具有的 “思辨性” (即 “非科学性”)， 安先生进一步补充说： “只有当提出并着手解答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时，作为社会科学的唯物史观才超出科学的领域， 上升到 (或者说回到) 思辨的层面，成为哲学唯物史观。” 輧輱訛 安先生的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事实上，不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可以从经验事实得到检验，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也同样可以得到经验事实上的证明。 比如， 在 《反杜林论》 和 《自然辩证法》 有关科技发展的论述中，恩格斯提供了生产力发展机制的大量经验事实。

　　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 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 但 “不可分割” 并不意味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地位没有区别。 在 “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 这对范畴 中， 生产力具有 “本体” 的性质。 也就是说， 相对于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要素。对此马克思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輧輲訛 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定义为：生产力是最活跃、 最革命的因素，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对于生产力的革命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相当深刻的阐述：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 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輧輳訛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輧輴訛 “蒸汽、 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 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輧輵訛 “17 世纪和 18 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 輧輶訛 “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 后来， 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 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 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 輧輷訛 对于生产力的革命性质， 毛泽东也有着更为明确和通俗的解读：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 总是要革命的。 生产力有两项， 一项是人， 一项是工具。 工具是人创造的。 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 通过劳动者来讲话， 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 輨輮訛

　　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 最革命的因素呢? 唯物史观给出的回答是：因为 “实践”。 在阐述唯物史观出发点的时候，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 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 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輨輯訛 在有关唯物史观出发点的论述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追问了 “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这是一个关乎 “社会本体论” 的问题。从 “第一个前提” 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物质生产 (劳动) 即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才是人类社 会的 “第一个历 史活动 ” 。 所谓 “第一个前提” 和 “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 “本体”。 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 “第一个历史活动”， 实践这个范畴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演变发展的内在机制。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实践活动， 只要人类必须展开 “实践”， 必须进行 “活动”，那么为了节约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生产工具的改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升，就必然是实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所说：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考虑劳动时间的节约问题，必须要对劳动的消耗和劳动的成果进行比较。节约劳动时间， 用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劳动成果， 被马克思称作为人类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 ……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劳动过程的必然要求， 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 这个规律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消失， 改变的只是它的实现方式。因此， 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的发展具有必然性。” 輨輰訛 我们不能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就把实践活动解释成唯心的范畴。在实践活动中，意识并不是第一性的、 先在的东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离开了意识赖以存在的物质肉体， 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意识什么都不是。 因此， 唯物史观把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动力归结于实践， 是对唯心史观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人的 “理性” “意识” 和 “智慧” 的彻底否定; 马克思的 “实践” 与唯心史观所钟情的 “知识发展” “人类智慧” “个人理性” 等輨輱訛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范畴——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内在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生产力的革命性质， “技术自主论” 也给出了理论上的论证。 “技术自主论” 也称 “技术自主性理论”，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和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 技术自主论认为， “技术最终依赖于自身， 它本身就是目的， 它是趋于封闭和自我决定的有机体。技术自主性强调其主导力量是技术的内在逻辑。” 輨輲訛 这个逻辑也被称为技术的 “相对自主性”。埃吕尔从技术系统的自增性、 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和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对技术自主性进行了分析; 兰登·温纳提出了 “技术命令” 的概念， 力图揭示技术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形成的外在要求輨輳訛。在技术自主论看来， “技术增长路线的确立是自动的，技术的增长路线是由技术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 技术发展定向是纯粹的技术系统的内部事务”， 因此， “人在这个具体化过程中已不再是发明者， 而是操纵者; 或者说， 如果人仍然扮演发明者的角色，那么他像演员一样听从物体本身提供的台词， 遵循物质的念白”， 比如， “四级管的发明是三极管的内在必然，技术具有对自身起源的自主性。” 輨輴訛

　　技术自主论无视生产关系的作用， 这是不可取的。 但是， 如果我们将技术的 “相对自主性” 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来考察， 那么， 对于唯物地理解 “生产力最革命” 的原因， 技术自主论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生产力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相对自 主性” (当然这种自主性不可能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 人类只能尽力去适应生产力的 “相对自主性” 逻辑，从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力之所以是 “最活跃、 最革命的因素” 的根源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生产力的演化历史中，人的主观意志所具有的功能与其说是 “发明者”， 不如说是 “顺应者” 和 “利用者”; 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中，人的主观意志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 “导演”， 不如说是 “演员”。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中， 技术与科学同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都是制约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技术与科学当然有区别(技术属于 “操作” 层面的生产力， 科学属于 “理论” 层面的生产力)， 然而与技术一样， 科学也有着不断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技术自主论” 似乎并未讨论科学的 “相对自主性” 问题，不过从其对技术自主性的分析逻辑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结论： 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仍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中， 虽然科技往往有着依赖于灵感而 “突变” 的演化特征，但是科技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机制， 本质上都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演化过程。 晚近以来， 不少学者试图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所谓 “二元论” 来抹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由于这种 “二元论” 遮蔽了唯物史观 “存在决定意识” 的逻辑，故而衍生出一系列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唯心史观的论点。 在我们看来， 唯物史观之所以坚信历史具有必然性，就是因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框架中， 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 “相对自主性”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 《资本论》 研究方法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

　　学界对 《资本论》 研究方法的误读， 是唯物史观被遮蔽的又一典型表现。 虽然马克思对 《资本论》研究方法有过专门说明，但是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到底是 “从抽象到具体” 的演绎法，还是 “从具体到抽象” 的归纳法， 学界一直存在着认识分歧。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辈巫继学先生断言，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归纳法， 而是演绎法。 他说： “马克思正是在对 17 世纪经济学家走过的这条迷惘、 错误道路的批判上， 确定了正确的研究方法： 从抽象到具体。” 輨輵訛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就是 “演绎法”， 把演绎法作为 《资本论》研究方法， 这个观点不仅在经济学界广泛存在， 而且在非经济学界也广泛存在。 比如， 中国著名数学家、马克思《数学手稿》 主要译者、 北京大学教授江泽涵在读了 《资本论》 第 1 卷之后说：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同我们研究数学的方法是一样的， 《资本论》 的论证方法同我们的数学论证方法一样， 都是严密地从逻辑上一步步推理和展开，真是无懈可击，令人信服。”在很多人眼里，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与数学的论证方法一样， 都是逻辑演绎的过程，即从抽象范畴到具体结论的推导过程。换言之， 《资本论》 是马克思 “凭空演绎” 出来的。 问题是，如果 《资本论》 的结论仅仅是靠抽象思辨演绎出来的，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唯物史观，其 “唯物” 的性质在 《资本论》 中又何以立足?

　　把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界定为演绎法， 其原因既与 《资本论》 的叙述方法有关，也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 研究方法的一段论述有关。 在谈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 马克思说：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 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 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 更仔细地考察起来， 这是错误的。” 輩輮訛 马克思这里讲的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 就是 “从具体到抽象” 的过程，即归纳过程。这既是典型的实证方法，也充分展示了唯物史观的 “唯物” 性质輩輯訛。问题在于， 如果说《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的归纳法， 那么， 为什么马克思又说这种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 的归纳法 “似乎是正确的” 而其实 “是错误的” 呢? 正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令很多人困惑不已，以至于学界普遍认为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是具有思辨性的 “演绎法”，而并不是具有实证性的 “归纳法”。其实， 马克思说 “这是错误的”， 并不是指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 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 而是指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 的叙述方法是 “错误的”。换言之， 马克思说的 “错误” 指的是把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 的归纳法当作 “叙述方法” 来运用了， 而并不是说归纳法作为 “研究方法” 是错误的。 对此， 马克思在后面补充说：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 17 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 从人口、 民族、 国家、 若干国家等等开始; 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 货币、 价值等等。” 輩輰訛 也就是说， 把归纳的 “研究方法” 当作 “叙述方法” 来运用，即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 叙述， 这正是 17 世纪的经济学家的错误所在。

　　马克思强调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 的归纳法不是正确的 “叙述方法”，而是正确的 “研究方法”。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 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 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 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輩輱訛所谓 “从人口着手” 以及 “从表象中的具体” 出发，指的是归纳或抽象的起点; 所谓 “越来越稀薄的抽象”， 指的是归纳过程或抽象过程 (这个过程是 “研究过程” 而并不是 “叙述过程”); 所谓 “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指的是归纳或抽象之后的结论。 在 “越来越稀薄的抽象” 完成之后， 马克思紧接着说： “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 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輩輲訛 所谓 “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 指的是 《资本论》的叙述过程。问题是， “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 这个 “那里” 指的是哪里呢? 显然，这个 “那里” 指的是 “越来越稀薄的抽象” 之后的 “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即 “商品二因素” “劳动二重性” 这些抽象范畴。 《资本论》 的叙述方法就是从 “最简单的规定” (即抽象范畴) 开始的，而并不是从实实在在的 “人口” (即具体现象) 开始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随后的一段论述中， 马克思写下了极易引起歧义的一段话： “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具体之所以具体， 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 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 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在第一条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问题在于，马克思所说的 “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这 “后一种” 是哪一种呢? 要知道 “后一种” 指的是哪一种，就必须厘清马克思在这句话之前的相关论述。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因此，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 那么，这就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 并且经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 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 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 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的这段话讲了两层意思： (1) 从人口这个具体表象入手， “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 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这个抽象过程就是《资本论》的 “研究方法”。 (2) 从最简单的规定出发， “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 口” 。 这个 “回过头 来” 的过程就是《资本论》 的叙述过程， 《资本论》 的叙述过程所运用的方法就是演绎法。

　　可见， 马克思说 “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这 “后一种” 指的就是 “从具体到抽象” 的研究方法 (归纳法) 和 “从抽象再到具体” 的叙述方法 (演 绎 法 ) ， 二 者 缺 一 不 可 。 也 就是说 ， “从具体到抽象” 的研究方法加上 “从抽象到具体” 的叙述方法， 这 “两条道路” 所构成的 “后一种” 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輩輵訛 正因为如此， 在 “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这段论述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 “两条道路” 各自的功能： “在第一条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輩輶訛 什么是 “蒸发”? 蒸发就是 “抽象”， 就是 “研究”; 什么是 “再现”? 再现就是 “表达”，就是 “叙述”。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叙述过程的起点时说：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 表现为结果， 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这里的 “它”， 指的是《资本论》 中的抽象范畴 (比如 “商品二因素” 和 “劳动二重性”)。这句话有三层含义： 其一， 作为 《资本论》 叙述过程起点的抽象范畴， 它是思维的结果， 但并不是思维的起点， 即并不是 “研究起点”; 其二， 虽然抽象范畴并不是研究起点 (研究起点是大量的具体表象——比如生产价格、 地租、 利润和利息等等)， 但它却是叙述起点， 即 “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其三， 抽象范畴不仅是 《资本论》 的叙述起点，也是资本主义真实历史的起点， 即资本 主义 “现实的起点 ” 。比如在《资本论》 第 1 卷中， 商品这个范畴虽然是一种抽象规定， 但这个抽象的商品范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所以， 马克思辩证地指出商品范畴 “是现实的起点， 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由此可见， 认为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的学者， 显然是误把 《资本论》 的叙述方法当成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我们之所以必须澄清这种误读， 之所以必须强调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不是演绎法而是归纳法， 其问题导向在于： 如果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离开了经验归纳和实践检验，如果《资本论》 的研究结论仅仅是靠抽象思辨演绎出来的， 那么， 唯物史观的 “唯物” 性质在 《资本论》 中又将何以立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