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信息化时代,社会互动成为家庭教育投入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检验了家庭层面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均显著提升了家庭教育投入。以职业阶层为调节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随着职业阶层的上升而显著降低。为此,要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重视线上、线下社会互动对不同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加强正向教育信息在线上和线下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引导居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趋向理性。
本文源自李福林, 当代教育论坛 发表时间:2021-06-25
[关键词] 社会互动;职业阶层;家庭教育投入
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居民家庭越来越注重通过家庭教育投入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家庭层面的教育投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降低家庭“教育成本”。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范畴出发,家庭教育投入主要指家庭投资子代教育的支出费用[1]。显然,人力资本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而以教育和职业培训为代表的家庭教育支出是个人层面重要的长期投资[1]。家庭教育投入不仅可以给家庭带来好处,而且从国家层面而言,人力资源的素质和创造力是国家之间形成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2]。在理想化的状态下,家庭教育投入的多少本质上不是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而是家庭通过综合权衡成本收益及其对个体长期发展影响后作出的最优化决策结果。然而,家庭教育投入决策者作为人性化的个体,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外部环境、社会文化背景、自身认知水平、选择偏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教育投资决策缺乏科学的决策基础,难以始终保持理性[2]。因此,“学区房”“课外补习”“在线补习” 等社会现象愈演愈烈,“不能让孩子输在跑线上”等教育理念成为诸多家庭教育投资的核心要义。同时,尽管我国居民家庭在公立教育系统内的教育投入逐渐趋同,但是不同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方面依然存在差异[3]。
那么,究竟如何解释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这些独特现象?家庭所处的社会网络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行为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上问题,在以往研究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理解社会互动对不同居民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并从职业阶层异质性角度讨论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概言之,把家庭教育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相结合才能对不同家庭教育投入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全面的解读。据此,一方面可以引导家庭教育投入行为趋向理性,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政府从宏观层面调控教育投入,以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居民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
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主要包含替代效应、互补效应与汲取效应。具体来看,家庭的校外教育参与率和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受生均公用经费及学校特征的影响[6],教育财政投入占国民收入(GNP)比例越低的国家,课外补习就越流行,家庭教育投入也就越多[7]。政府教育支出对于家庭教育投入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但这种替代效应在中高收入家庭间表现为互补效应[8],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会提高优势家庭的教育效率[9]。同时,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存在汲取效应。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投入能够带动和促进个人教育投入[10]。但是,这种汲取效应受到个体城乡身份、外出务工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教育投入中的非必要性教育支出方面[11]。当父母对子女福利的关注高于一定程度,宏观教育投入将吸引微观家庭更多地投资教育[12]。
此外,以往的研究多发现家庭经济地位、城乡户籍、父母受教育水平、子女数量等因素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因素。家庭内部的老龄化、少儿人口数量及比重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1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教育支出越高[14],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更加重视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就越多[15],城镇家庭教育总投入远高于农村家庭[16],且城市中更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17]。从子女的性别来看,对于只有女孩的家庭,住房价格上涨会促进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而对于只有男孩的家庭而言,家庭住房升值则无法显著增加家庭教育支出[18]。父母表现出对男孩的“高期望、低投入”和对女孩的“低期望、高投入” [19]。对独生和非独生样本的分类研究发现,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的性别差异主要产生于教育资源相对充足的独生家庭内,在非独生家庭则不显著[20]。
(二)社会互动与家庭教育投入
在关注社会互动的相关研究中,通常将社会互动划分为内生互动、情景互动和相关效应[21]。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机制主要分为两种: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在内生互动的情境中,个体的家庭教育投入倾向与其所在群体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个体的教育投入行为受相关参照群体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的行为也影响了所在群体的整体行为规范。具体来说,个体之间通过口头信息交流,在与邻里、朋友的交谈中,了解教育投入的收益,获取相应教育投入信息,进而可能会提高家庭教育投入。从这个层面来看,个体成长和居住的社区以及日常交往的同伴群体会影响教育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投入[22]。在中国,家长作为教育投入的主要决策者,其在对子女教育投资过程中获得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社会互动。家长与其他家长及其同辈群体的互动越多,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和花费也越高[23]。而情景互动体现的是所参考群体的家庭教育投入行为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单向影响。换言之,家庭所在阶层邻里、亲戚、朋友等群体家庭教育投入获得的收益,尤其是其他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获得可能会带来示范效应,居民家庭会使自身的行为趋同于他人的行为,通过提高家庭教育投入,帮助自身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获得最大效用。在城镇地区,邻里家庭大学生子女比率的上升对家庭自身教育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4],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农村样本中,家庭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会使得家庭的教育投入对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投入更为敏感[25]。
(三)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整体而言,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宏观经济因素与家庭经济地位等因素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增加了人们对家庭教育投入背后决策机制的理解。学者们也已经开始关注邻里效应与家庭教育投入之间的关联,探究社区内部教育投入决策的相互影响效应。但是研究家庭层面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影响的文献依然较少,特别是从职业阶层异质性角度衡量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更是十分鲜见。同时,有研究表明,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差异,加剧了家庭间教育投入的差距。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26]。较髙收入的家庭在子女总教育投入以及 “影子”教育投入上不仅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而且在子女教育投入意愿上也更髙[27]。换言之,家庭所属职业阶层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因素。那么,不同家庭的职业阶层地位在社会互动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事实上,随着子女教育场域的转换,家庭教育投入会受到亲属、朋友、区域群落、职业群体间教育信息的相互影响,这种信息主要通过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进行传递。在线下的社会互动中,社区邻居、亲戚朋友之间通过口头信息传递,获取教育投入方面的信息。家庭为了减少搜集教育信息的成本,可能会追随他人行为进而增加教育投入。同时,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大规模的线上社会互动成为现实。在线上行为互动中,家庭教育投入决策可能会受到亲朋好友间教育投入收益的示范效应影响。此外,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还会受到家庭主事者个人认知水平及其所处职业阶层的影响。以上分析为本文理解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决策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图 1 所示)。
可预见的是,线上和线下的信息互动网络,为教育信息的广泛传递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对于家庭教育投入的决策者来说,在教育竞争压力的刺激下,出于谋求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或是出于与其他居民家庭“保持一致”的目的,他们可能会加大教育投入。因此,探讨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家庭课外教育投入快速增长、“教育焦虑”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必要。
三、数据、变量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与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数据通过调查收集了包含 25 个省(市、区)的 16000 户家庭的信息,形成个人、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来反映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经过数据合并和剔除缺失主要变量的样本后,最终保留了 11643 户家庭作为研究对象。
(二)变量选择
本文通过 CFPS 问卷中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问题来定义核心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投入。 CFPS 关于家庭教育投入的问题是“过去一年中,您家的教育培训支出有多少?该问题包含择校费、学杂费、培训费、参加课外辅导班的费用、购买教辅材料费用等,涉及所有与教育相关的支出,能够全面反映居民家庭教育投入现状。在社会互动变量的选取方面,选择户主(财务回答人)“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来衡量家庭层面的线上社会互动,并按照以往文献的通常做法,选择“人情礼支出” 来衡量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一般而言,家庭的“人情礼支出”越多,意味着家庭与宗亲、朋辈等群体的社会互动越频繁,积累的社会网络越丰富,信息交换也就越多。鉴于此,学者们多采用“人情礼支出”作为社会互动的代理变量[28-30]。在分析社会互动、职业阶层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时,根据 CFPS 中成人问卷受访者的职业阶层(EGP)分类考察样本家庭教育投入的异质性 [31]。
为提高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在模型中加入了家庭和户主特征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家庭纯收入(取对数)、家庭总资产(取对数)、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上学人数、婚姻状态、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健康状态、户主工作状态、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等。考虑到城乡之间、不同省份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差异性,模型估计中还加入了省际层面的人均 GDP(取对数)、生均教育投入(取对数)和城乡虚拟变量,以控制区域差异带来的影响。各个变量的定义赋值规则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所示。
(三)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了如下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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