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想渊源探析

　　虽然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意识形态术语的起源和含义都是不太明确的。但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意识形态”一词的创立者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有着十分清晰的含义。据考证，法国启蒙思想家托拉西(1754?1836)于 1796 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建立一门新的非“形而上学”的意识科学即观念学(意识形态)的主张。①这是哲学史上首次出现意识形态概念。他这样写道：

　　《思想政治课教学》1981年3月创刊。20多年来，在中宣部、教育部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在我校党委的直接领导、在全国广大思想政治教师的支持、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该杂志从双月刊到月刊，从48页扩大到今天的80页篇幅，从最初的几个栏目发展到今天的二三十个栏目，从最初的每期几千册扩大到今天的3万多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宁愿采用“意识形态”的名字，或者应该用意识科学。……它的含义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明晰的，只要认识法语“观念”一词，每个人都知道“意识”的含义。这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因为“意识形态”是意识科学的文字转变。

　　在其意识形态研究专着《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托拉西进一步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门“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

　　托拉西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学者的感觉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坚信一切正确观念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人们从客观世界中获得的感觉经验：观念只有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才是有根据的和科学的，否则就必须予以抛弃或拒绝。在托拉西看来，一切观念或知识都是由感觉复合而来的，并可以通过精密分析而还原成感觉。宗教观念和形而上学观念因不能还原为人们的直接感觉经验而必须被抛弃。

　　他指出：真正的意识科学一定不能从任何假定或预设的概念出发，而只能从可以被人们准确把握的东西出发。意识形态是彻底实证主义的和还原论的--通过感觉，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毫无例外地被还原成直接经验。在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的唯一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还原”[3](16)，以去除人类各种偏见和谬误，为人类的正确认识奠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可见，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学是有明确含义的，它指的是一门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科学。“像孔狄亚克一样，托拉西从人性的基本能力--具有感觉出发，推导出一切观念。”[3](17)托拉西的观念学(意识形态)，作为彻底的感觉主义的认识论哲学，其研究对象囊括了一切观念联合体，在学科谱系学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以它为依据来指导社会，人们就能够使自己的认识排除错误观念和偏见，趋于正确的认识方向和道路。

　　托拉西的意识形态学说对马克思构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最初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从托拉西这里引进的。

　　换句话说，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主要思想渊源就是在彻底的感觉主义认识论影响下由托拉西创建的意识形态概念及观念学理论。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托拉西的意识形态(观念学)是一个肯定性的至少也是中性的概念，那为何这样一个肯定性意义的概念到了马克思那里，就变成了主要是贬义性的概念了呢?笔者认为，马克思所理解并规定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托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之所以不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以托拉西为首的意识形态家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仅单纯标志着一门新的基础性的感觉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的诞生，而且也蕴涵着社会实践领域内的重大革命，即新的观念科学在拒斥各种错误观念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抨击维护这些观念的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国家制度。因此，作为新科学的意识形态很快就和拿破仑恢复帝制并与宗教联姻的计划产生了冲突，遭到了拿破仑的竭力批判和镇压。事实上，为了彻底扫除自己恢复帝制的思想舆论障碍，1803年拿破仑撤销了法兰西研究院中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两个部门，其成员被遣散到研究院的其他部门中。拿破仑还指责意识形态家只是玩弄理论和观念的空想家，不仅无用，反而是社会秩序、宗教和国家的破坏者。

　　拿破仑甚至把自己被迫从莫斯科撤退的原因也归罪为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妨碍：

　　意识形态，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巧妙地寻找第一原因，希望在此基础上确立人民立法，而不是从关心人类心灵的知识和历史的教训中获取法则，我们 必 须 把 我 们 可 爱 的 法 兰 西 的 一 切 不 幸 归 罪于它。[3](27)从此，在法语中，意识形态家成了空想家的称号，而意识形态也成了空谈、诡辩的代名词。客观地说，拿破仑的评价带有明显的政治和阶级倾向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希望诉诸并不可靠的人类感觉来解决人类认识的基础和社会的重建问题具有相当大的空想性。

　　因为，意识形态家们所建立的这门意识形态“新科学”由于其彻底的感觉论立场，既不可能科学地完成认识论基础的重建问题，也不能为其他一切社会科学提供科学和可靠的理论基础。哲学史早已启示我们，单凭感觉经验是不可能在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申出正确的认识基础来的。同时，意识形态家所具有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使得他们不可能对自己所提出的这门新科学进行自觉的社会批判，他们幼稚地以为意识形态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自我批判。这其实已经初步印证了后来的“曼海姆难题”的思想--当一种学说或者思想批判另一种学说或思想是意识形态时，它自己本身早已是意识形态。俞吾金指出：

　　托拉西的思想轨迹表明，他一味拘执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感觉主义的传统，并没有以博大的胸怀，认真地去研究和吸纳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思想，这就使他的意识形态学说仍然带有前康德的思维方式的印记，因而正如拿破仑所批判过的那样，是空想主义的、不切实际的。

　　实际上，以反宗教神学和人类偏见为宗旨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提出后不久就被人们在违背托拉西的初衷的意义上使用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

　　然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还受到了具有批判理性精神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极大影响，特别是得益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主要是他们的异化理论和宗教批判学说)的批判继承。换句话说，仅仅从托拉西和拿破仑那里是无法引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还有它深厚的德国学术背景。正如大卫·麦克里兰所说：“意识形态既有其法国起源，也有其德国起源。”

　　当托拉西继承了渊源于英国经验论的法国感觉论并从彻底的感觉主义出发创立意识形态概念时，继承了柏拉图和康德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从另一个方向阐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使用的德语 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或 Die Gestaltungen des Bewusstseins(中文一般译为“意识形态”或“意识诸形态”)无疑构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另一个词源，而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无疑也被马克思在创立意识形态概念时批判地吸收了。

　　一、意识形态与“教化”“异化”的汇合

　　黑格尔并没有创制意识形态的德语词 Ideologie,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两次提到“意识形态”使用的是“意识形态”的法语词 Idéologie.黑格尔第一次提到该词是强调法国的观念学采纳并发挥了洛克对复杂观念的分析和解释方法，第二次使用该词是强调托拉西的意识形态学说与苏格兰哲学之间的关联，他说：

　　法国人所谓的“意识形态”便与此有联系;它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维规定并没有辩证地得到考察，它们的材料是从我们的反思和思想里取得的，而包含在这种材料中的各种规定又必须在材料中得到证明。[6](286)但是，黑格尔在这里并没有把意识形态指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在其辩证考察意识发展的诸形态作为意识发展的前后相继的各个有机环节时，用了 dieGestalten des Bewubtseins 或 die Gestaltungen desBewutseins 来表示“意识形态”或“意识诸形态”.黑格尔指出，这个意识诸形态的系统，作为精神生命依次排列的整体，正是我们要考察的系统。

　　黑格尔把意识的发展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六个阶段，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在第四阶段即精神阶段，黑格尔分析了绝对精神在社会历史中的展现。正是在该阶段，黑格尔提出了着名的“教化”(Bildung)和“异化”(Entfremdung)的概念，提出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实现和发展自身，这就将意识形态与“教化”与“异化”概念联系了起来。这两个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同时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正如 K·兰克(Kurt Lenk)所说：“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中所有决定性的环节都已经在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中预先构成了。”

　　黑格尔认为，精神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真正的精神：伦理”“自身异化了的精神：教化”和“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在第一个阶段，人们共同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实体中，“神的规律”作为人们共同伦理精神的维护和体现，支配并规制着个人的精神;“人的规律”作为自我意识的形式和个别性的原则的体现与“神的规律”所倡导的总体性原则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以优美和谐与稳定平衡为特征的伦理精神是以个体性的丧失为必要前提和基础的：“在伦理世界里，个别人只在他作为家庭的普遍血缘时才有校准，才是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的个别人，乃是无自我的，死亡了的精神。”[6](355)也就是说，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与纽带的伦理实体中，人的个别性由于受着总体性原则的支配，以至于完全成了总体性的附庸，个人获得并确认自身规定性的唯一途径是伦理实体。于是随着个体性的持续反抗和冲突的不断增多和尖锐化，这种渗透了原始和谐精神的伦理实体逐渐走向消亡，演化到以相互平等的“个人”(person)为基础的法权状态。但是，个体无法在此真正实现和确认自己。因为从伦理实体生活中产生出的人格(die Personlichkeit)这种“意识的现实而有校准的独立性”脱离或者逃避现实时，它就成了斯多葛主义，当它发展到纯然抽象的独立性的地步时，它就成了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而普遍的怀疑主义情绪在世界主宰(罗马帝国的统治)的重压下，又陷入了“苦恼的意识”中，也就是看破了现实世界的混乱和虚无，向往一个真实的彼岸世界。在黑格尔看来，“苦恼的意识”

　　恰是从伦理世界的分裂中分解并独立出来的个体在异化了的世界的重压下所具有的意识。这样，精神的发展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教化阶段。

　　在黑格尔看来，到了教化阶段，异化了的精神世界必将分裂为两个世界：

　　第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即精神自己异化而成的世界，第二个则是精神超越于第一个世界后在纯粹意识中建立起来的世界，即信仰的世界。[8](47)归属于第二个世界的个体意识一方面将自身皈依于信仰，一方面又必须同第一个世界即现实世界打交道，并通过教化来实现自己。黑格尔的“教化”概念，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黑格尔认为，对于个体来说，如果他能将社会现实看成是精神自我异化的结果，即如果他能把自己实现为现实世界，那么这就是“教化”,“个体在这里可以获得客观校准和现实性的手段是教化。个体的真正的原始的本性和实体乃是使其自然存在发生异化的那种精神”.[8](48)只有通过教化，个体性才能扬弃直接的自然存在而取得现实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因此，个体性的自身教化运动直接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这就是说，一个个体，如果他能把自己实现为现实世界，或者说，如果他能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社会现实，那这就是教化。黑格尔还指出，个体有多少教化，它就有多少现实性和力量。对于自我异化的精神意识，即人们直接面对的社会现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高贵意识”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财富看作为自己的本质，因而坚持维护国家权力和财富;而“卑贱意识”即阶级社会中的被统治意识，则把国家的统治力量看作压迫和束缚自身的工具，因而仇视国家权力，鄙视社会财富。教化的目的就是促使个体性扬弃这样的矛盾：同国家权力的分离和对立，以祛除国家权力之外的个人意见和特殊利益。总起来说，教化的目的就是使自为存在摒弃同国家权力和公共财富的不一致，防止由于卑贱意识的泛滥而造成对国家统治的反叛。

　　二是语言是异化或教化的现实。无论是在伦理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语言本身只不过是表达本质的形式，然而在教化中，“语言却以自己这一形式为内容，并且作为语言本身而有校准。”[8](62)由于教化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实现的，语言是纯粹自我本身的特定存在，换句话说，纯粹的自我只存在于语言之中。正是由于语言在教化中的决定性作用，教化所希望促成的“高贵意识”就由“不声不响的英雄主义变成了阿谀的英雄主义”.[8](65)阿谀的语言对国家权力和财富顶礼膜拜，大加颂扬!于是，语言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分裂和颠倒，而语言本身也发生了分裂，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们在这种纯粹教化世界里所体验到的是，不管是权力和财富的现实本质，还是它们的规定概念善与恶，或者善的意识和恶的意识、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都没有真理性;相反，所有这些环节都相互颠倒，每一环节都是它自己的对方。[8](74)最后，黑格尔还指出了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而能够意识和把握到这种转化的意识就是所谓“分裂的意识”.“分裂的意识”毫无疑问是一种不正常的意识，但是与“诚实意识”即将世界万事万物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的意识相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是教化的虚假性。黑格尔告诫我们，教化的话语具有虚假性：

　　精神所述说的有关它自己本身的那种话语，其内容，是一切概念和一切实在的颠倒，是对她自己和别人的普遍欺骗，而正因为内容是普遍的欺骗，所以述说着这种自欺欺人的谎言骗语时那种恬不知耻，乃是最大的真理。[8](75)这就是说，教化本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的颠倒和对人们精神上的欺骗，而宗教意识作为教化世界里的信仰，是最典型的异化意识。宗教一方面肯定了异化了的现象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与自己的现实相对立。

　　可见，宗教最生动地体现了意识的分裂状态。面对宗教意识的这种虚假性和欺骗性，精神力图通过“分裂的意识”对之进行超越。在分裂的意识中，精神透析了教化的虚假本质，从而意识到了自身的分裂并力图超越这种分裂状态，在这个超越过程中，精神走向了纯粹的识见。在这种纯粹的识见中，一切教化的虚假性将失去效力。由此，精神逐渐从颠倒的教化转向科学的启蒙。

　　启蒙运动以科学和理性为理论武器，崇尚功利主义，批判以宗教为代表的信仰。与前述只求心灵超越而从现实世界中消遁的“苦恼意识”不同，启蒙运动强调积极地去改造现实世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启蒙运动是克服主客体对立、扬弃异化的开端。但是，黑格尔认为，启蒙运动不可能真正克服异化。因为启蒙运动不过是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欲望、意志和自由可能会导致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与之抗衡，从而达致极致状态，即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自由”--正是这种绝对自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专制恐怖时期的出现。因此，这种绝对自由绝非真正的自由，而只可能导致对实践生活的纯粹否定或践踏。因此，精神必须超越启蒙，走向精神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道德阶段，并进一步经过宗教阶段，达到“绝对理念”这一最高阶段时，才能最终在概念之中达到主客体的真正统一和谐与对异化的扬弃。

　　二、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

　　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异化概念，并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和批判具体的意识形态即宗教，既澄清了笼罩在异化概念上的迷雾，又深化了宗教批判的层次和内容。他虽然没有使用过“意识形态”概念，也没有创建意识形态理论，但他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实际上触及到具体的意识形态--宗教及其与异化的内在关系问题，也初步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实质问题，对马克思规定意识形态概念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

　　首先，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至少是基督教，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属神的本质不外是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正是人的本质”.

　　其次，费尔巴哈认为，宗教还意味着人的理性的对象化。当人的本质外化为一种独立的异己物后，这种异己物反过来控制人和支配人。人们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具有人格的本质的对象，即上帝的对象。人们越是崇拜上帝，也就越是贬低自己;人们越是肯定上帝，就越是否定自己。事实上，对上帝的虔诚和对教会的服从不仅取消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人们在尘世生活中的乐趣和享受，人们甚至不惜采用禁欲主义和种种自我摧残的方式来取悦于上帝。

　　再次，费尔巴哈提出，要把克服宗教异化作为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并系统探寻了构建一种更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途径。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不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是具有着深刻的社会实践意义。他试图通过宗教批判发现植根于其中却又超越其中的现实的途径。这个现实的途径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类对自己的爱以及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从离开人的社会活动来抽象理解人的本质出发，他提出，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的欲望，宗教反映了人类对幸福的不懈追求，只不过在宗教中，人们是在想象中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幸福追求的。一旦人们的欲望在实践生活中发生冲突时，应该善于用爱来克制自己。费尔巴哈主张以爱为基础来重构宗教，以克服宗教的异化，并消解一切人类冲突和罪恶。他把人与人之间的爱，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爱看作人们摆脱彼此之间冲突及一切灾难和罪恶的唯一途径。对这种抽象的爱的过度崇拜无疑削弱了他的宗教批判的力度。对此，恩格斯批评道，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10](240)。

　　总之，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活动的抽象批判，并没有能揭示出宗教的真正起源和真实本质，但他从异化角度出发展开的对宗教异化的批判，特别是其中从人与上帝的本质的对立中去探究人类实现自由和获得幸福的条件和途径的种种思想，初步揭示了具体的意识形态与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构成了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启迪。正如拉瑞恩(J. Larrain)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正是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经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到托拉西和拿破仑，意识形态概念在批判一切错误观念和偏见、建立一门新的认识论基础科学即观念学的努力中呈现了出来，并打上了具有了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烙印，表现了经验理性的力量;而德国古典哲学在对人类精神和社会历史的批判考察中，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使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内涵和辩证理性色彩，表现了批判理性的力量。

　　二者相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创建意识形态概念的主要思想背景。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吸收以上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创制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 Ideologie.德语词“意识形态”的创制是意识形态理论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的开始。[20](12)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既不同于托拉西的“观念学”的意识形态，也不同于黑格尔被唯心主义体系禁锢的“异化”的意识形态，还区别于费尔巴哈通过对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批判性揭示而触及的意识形态的本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已经从他们的界定和理解中提升和超越了出来。如前所述，托拉西的“意识形态”是指一门观念学或认识论的科学，而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是指“客观存在着”的现象，即意识展开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他的“精神现象学”即“意识形态学”是研究意识发展史的。黑格尔对马克思最大的启发和影响是：他对异化世界的阐释性说明和对虚假性和欺骗性的教化本质的深刻揭露，为“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深刻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传统，却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涵--批判性，这使得他超越了黑格尔，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

　　但是，只要精神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纵使人只表现为精神的形态--则在它里面便潜伏着批判一切的成分，并且常常就会准备着并发挥出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

　　费尔巴哈从人与上帝的本质对立中探究重构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本身的异化和分裂，更没能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分析。对此，恩格斯这样说道，费尔巴哈未能完成的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意识形态概念的现代哲学语境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历史性突破，无可争议地是由马克思确立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于一种崭新的划时代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科学地解决了意识形态的产生、物质基础、本质与超越等问题，实现了意识形态研究史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上的重大变革就在于马克思始终站在人类社会实践这个基石上考察一切意识和思维的辩证运动过程。

　　可见，只有充分地梳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德国渊源，从而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础和出发点上，我们才能够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