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贵州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富裕的沿海和中原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东部省份，甚至与西南地区的四川也有差距。清末，受洋务运动影响，随着一批官办工厂的兴建，贵州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社会发展开始近代化，但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贵阳为主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抗战前的长期军阀统治，国民政府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比较薄弱。随着抗战推进，贵州的大后方战略地位不断凸显，稳定与发展成为治理贵州的重点。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黔，大量的人口对贵州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贵州已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了中央的重点支持和建设。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这一时期成为贵州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贵州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贵州的人口迁移

　　迁黔移民的基本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战争造成数千万中国同胞死伤，无数房屋、厂矿在烈焰中被毁。战争造成的间接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敌占区人民为了躲避日军战火，被迫带着妻儿离开家乡，迁往后方和安全地带，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它的数量、规模和时长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大部分离开家乡的人流亡到西部各省，形成了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人口迁移。迁徙方向由东部、中原向西南各省，在短期内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量难民的流入，使贵州人口发生剧烈变化，影响了贵州社会的方方面面。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同年11月20日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敌占区的国民党党政军队领导人、机关单位、工矿、文教组织、学校和难民纷纷西迁。据统计，当时中国总人口为4亿，流动人口达5000万。1937年底至1940年底，仅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协助下，就有448家工矿企业迁往贵州。抗日战争前，全国共有高校108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城市，贵州一所也没有。抗日战争期间，106所高等院校被迫搬迁，中西部地区一度成为高等院校的聚集地。先后有56所高校迁往西南，其中迁入贵州的高校有10所。

　　在抗日战争期间，大量的饥荒也使当地人民无法生存，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据统计，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異乡，占原有人口总数的1/5强，其中河南1172639人;安徽2536315人;江苏220240人。这些难民部分逃往西南各省份。据统计，1938年初贵阳人口约12万人，随着武汉沦陷和广州失守，内迁至贵州的人口激增，贵阳人口迅速超过28万人，贵州的地位凸显出来，成为国人避难的大后方，“天下太平，贵州似乎微不足道，而在多事之秋，它的战略地位便被抬升起来。”大量的难民涌向贵州使人口迅速增长起来，受限于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难民流动频繁，无法进行统计，难以确定准确的数据，但是从表1中可看出当时贵州省会贵阳人口的增长，到1945年贵阳城市人口增加到了284504人，与1941年相比，4年间增长了近10万人。

　　表1 抗战初期贵阳人口数据表

　　年度 户数 人口

　　1936年 27535 147421

　　1938年 33414 176053

　　1940年 32005 166272

　　1941年 33798 185896

　　1942年 41217 213270

　　1943年 43987 249721

　　1944年 49355 280956

　　1945年 48424 284504

　　资料来源：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民国贵阳经济》，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表1所列数字，可以看到1936—1945年贵阳人口由14万人发展到28万人，净增14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55万人。随着迁黔人口的不断增长，贵阳城区范围不断扩展，并于1941年正式建市。贵州其他县城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则远不及贵阳，战时贵州的城市建设呈现出贵阳一家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贵州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都匀等地，由于战时大量人口迁黔，战时贵阳人口最高时达到28.45万人;遵义排名第二。据记载，1935年遵义城区人口57900人，仅次于贵阳。1943年人口达到66485人，1945年城区人口增至88318人;都匀排在第三位，战时人口最高值约9万人。这三个城市人口规模约占当时贵州城市人口总数的58.5%，而贵州其他城市人口规模仅数千人，贵州城市发展体系不平衡性较强，从而也制约着贵州城市化的整体进程。

　　表2 调查难民职业表(1938年6月)

　　职业 人数

　　商人 263

　　农民 151

　　工人 91

　　师资 31

　　公务员 42

　　警察 20

　　自由职业 11

　　学生 59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274卷。

　　从表2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移居贵州的移民，不仅是流离失所的下层民众，还有许多富裕家庭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移民。这一时期进入贵州的人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二是政治上活跃的人或同情国家政府的人，三是爱国主义者和不愿被日本人压迫的人民。其中，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工人占大多数。从贵州搬迁人口的社会构成来看，他们多为政治家、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和技术工人。据统计，1938年，文教界占55%，党政及国营事业占21%，商人占16%，工人占6%以及农民占2%。据1940年国家政府统计，在后方的339个单位中，有知识分子7746人，熟练工人上万人。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工厂95%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来自外省。在237名工程师中，只有31名来自贵州，不到总数的12%。贵州企业公司所属贵州玻璃厂的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均来自湖南。迁黔人口中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这些人同时又是城市消费人口，不少还是有文化和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促进了贵州商业的繁荣和城市市政建设。贵州不少城市开始修整道路，改进交通设施，发展电力和通讯，兴建公园、商场、会场等公共建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贵州社会变迁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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