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问题研究

文学批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批评理论问题，自然，对于它的追求和确认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观念的彰显。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批评“方法论热”的出现、文学的自主性观念的确立，尤其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曾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并表现出在当代视域中的较为积极的建构倾向。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总体上而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却呈现出一种颇为严重的缺失局面。在当下，我们需要在确立根本性的价值立场的前提下，致力于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无疑，这是当代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需要，更表现为一种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理论观念的创新发展。

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指向

应该说，主体性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的精神品格，也是一种应有的价值诉求。那么，从普泛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毋庸置疑，在当代视域中，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必须先从关注和明确人的主体性问题开始。换言之，讨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与对人的主体性这一哲学问题的明确认知密切相关的。因而，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问题作一些必要的检视与判断。我们明白，在人类的精神发展中，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主体性原则在西方哲学中的确立本身又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思想现象。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确实，我们注意到，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也肇始于古希腊思想。其时，普罗泰戈拉对“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的确认和强调，宣告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出场”;而苏格拉底则用德尔菲神庙墙上铭刻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根本性地扭转了古希腊哲学的方向，在他那里，“认识你自己”具有了主体性原则的初步萌芽。当然，西方哲学中主体性原则的发端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阶段，笛卡尔是个中坚人物，他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的奠基者。到了康德这里，主体性原则得以真正确立。这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重大社会变动并在启蒙运动后期和法国大革命前后而确立下来的哲学原则。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如何可能一致?这是德国哲学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康德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进程中的第一个环节。其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最终就是确立在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探讨之中。当然，看待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对康德哲学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和确认出发，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们就不多说了。从最终目的上说，以康德哲学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从哲学上证明理性和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在对于这一最高本质的诉求和拥有中，主体积极能动地认识、构造甚至是变革对象或客体。康德确立的“主体构造表象”、“人为自然立法”这两个命题就是其根本性表现。“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深受康德的影响，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康德及其思想是一个中间环节，在主体性理论问题上无疑也是如此。当然，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更根本的是因为唯物史观视野的确立，马克思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与康德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马克思的人的主体性思想是丰富的、深邃的，在这里，为了集中论证的需要，我们仅简要地说一说两个方面的话题: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主体性是属于哲学的哪一个层次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合理确认主体性问题的论域。首先，主体性问题不是本体论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中出现过不同的看法;同时，它不全是认识论问题，也不全然是历史哲学问题。人的存在的主体性问题当属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它属于哲学的总体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它是人所特有的意识性的表现，而人所特有的意识性在其现实性上必然发展和表现为主体性，表现为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揭示出，人和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确认这一点让我们明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与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关联，也让我们对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形成了一种原则性的思考意向。其二，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规定也就是主体的规定性问题。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曾经有过许多论述，概括起来主要就是指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其中，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涵义，即:主体对于主客体关系的自觉性、主体的选择性及其创造性。而创造性无疑又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主体的自主性也是马克思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看来，真正的主体必然是具有自主性的主体，这种主体既有能力亦有权利“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主体的自为性是主体自主性的逻辑延伸;换言之，自主是自为的前提，自为是自主的目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相关论述无疑是相互联系着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智慧;也就是说，三者的结合和统一，才能造就完整的主体和实现真正的主体性。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简单地讲，确认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在普泛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在当代视域中强调文学批评的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的实现，而且，还是一种统一性的实现。当然，这是一种相当抽象的表述。具体而言，结合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境况，笔者认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重要考量:其一，确认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立性，即它不应该也没有理由依附于其他对象而存在，它具有一种自主的品格，从而也表现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自为性;其二，强调批评者必须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批评者的主体意识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化，尤其表现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实现;其三，它还体现为当代视域中的中国的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这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或者说世界性的批评境况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应该营构、保持和发展其独立性与自主性。论述至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白的是，在当代视域中，我们追求和确认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是在确立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本性价值指向。那么，这种价值指向究竟体现为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关涉到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无可置疑，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早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现象。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思与追求的二重主调语境下变得色彩斑斓。在现代性问题的探究上，不要说众多西方思想家之间存在着迥然的差异，即便是当代中国学者，也都基于各自的哲学立场和观察视点而对现代性问题持续地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阐释。相比之下，笔者更为赞同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受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启发，他提出了“现代性现象学”的概念。俞吾金持论，现代性现象学也就是运用现象学的理念和方法，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理念和方法，对现代性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在阐述了现代性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观念和方法之后，从现代性现象的总体视域出发，并在对西方思想家现代性研究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俞吾金分析指出:当我们把现代性现象课题化时，在我们的视域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组现象，即:“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当我们对这九个现象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考察时，其他八个现象都会以共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视域之中。因此，必须在这一总体视域中来界定“现代性”的内涵。按照现代性现象学的阐释，“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要关涉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相对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言，“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显然，这样来理解“现代性”问题，我们也就能够相当明确地认识到，在当下语境中，追求和强调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是在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指向，主体性是现代性哲学的基石。

二、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的缺乏

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进程中，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诉求一直较为缺乏。这固然受制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构造的政治与文化逻辑，也与根深蒂固的“以意逆志”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密切相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尺度的确立，也让文学批评与国家政治、民族解放等宏大叙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看，这是必要的，也具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实现。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即，追求和强调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是在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指向，而这一现代性价值指向的真正确立无疑又是需要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强势推进作为基本前提的。这样，我们的讨论视野自然也就相应地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再复倡导“文学的主体性”，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学术论争。我们明白的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思想争论溢出了文学论的范围，它和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哲学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等一道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说，它是一种显豁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思想事件。在这一现代性事件中，刘再复所说的“文学的主体性”存在三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即: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的主体性、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在这里，伴随着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浮现，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命题被正式提出来了。对于刘再复而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就是伸张和确立文学批评的自由。尽管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存在重大的思想局限，然而，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命题提出，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历史并没有很好地接续这个话题。文学主体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随即遭到了几种重要学术力量的批判;其中的表现之一是，人们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出发，质疑主体概念与主体性理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如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也就很难再存在于人们的关注视野之中了。有研究者分析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面临的文化语境非常复杂，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同样缺乏。倘若寻找其原因，不外乎表现在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其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向纵深处发展，其内在逻辑使文学批评必须服从于利益至上和效益优先的原则;其二，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横向扩张相当强势而恣肆，这样，中西文化交流主体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关系的不对等性，于是，文论的交流实际上已经变异为西方文论霸权对中国文论的强势同化。这二者共同导致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主体性的深刻危机。这一讨论和表述无疑是颇有道理的，但它也显得有些笼统和模糊，我们还需要寻求更为清晰也有可能更具拓展性和深入性的描述与论证。从前文我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的总体性认识和理解出发，概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缺乏较为显豁地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文学批评处于一种非自主存在的状态，即“寄生”状态。这也就是说，尽管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性发展，当代文学批评依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自主性。在这里，“寄生”一词是笔者对有研究者在一己的理论视野内对文学批评较为普遍的“寄生”状态的个人描述的援用，当然，它更是一种拓展和延伸。这位研究者指出:不能“将文学批评仅仅当作文学作品的注释”，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早已阐明，对文学作品所作的注释、说明，包括对作品版本的考证、对作品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的钩沉、对作品中生僻字的注解等等，虽然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但这根本就不是文学批评，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批评的准备工作。因此，把文学批评看成单纯的解释作品，只能是一种‘文本还原’式的批评观。在这种批评观的指导下，文学批评谈不到任何主体性问题，只能‘寄生’在原作之上对其进行一些注释、讲解、说明，甚至可能沦为作品的奴隶”。无可否认，这一判断和评价是敏锐的、合理的，这种“寄生”式的文学批评在今天的文学研究者的具体批评实践中也包括在高校教师的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大量存在，它极大地折损了在当代视域中实现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可能。在此基础上，笔者所说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寄生”状态至少还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文学批评对于作家作品的严重依赖。一直以来，在文学界尤其是在作家那里存在着一种一度曾经成为主流的观念，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第一性的，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是第二性的。在当前，这种观念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市场，它极度地削弱了文学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第二，当代文学批评仍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这主要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学科建设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批评学界的学科意识依然不够明朗，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应有的合理的批评方向确立的自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建构的积极价值与意义不甚彰显;二是当下的文学批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甚至是政治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批评的当代兴盛更为加剧了这一状况;相应地，在对批评的具体情境的关注前提下开展的自觉并相对纯粹的文学批评实践并不多。其次，批评主体的缺席与批评力量的丧失。这里所说的批评主体的缺席，当然不是指没有人参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也不是指当代文学批评者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没能表现出普泛意义上的一定的主观性;而是其在根本上意味着，由于真正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严重匮乏，当代文学批评者群体性地同时也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趋于浅表性的同质化的批评行为，拒斥独立的、批判的、在深层意义上有利于当代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价值立场的有效确立，致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内质性的困境。这样，尽管文学批评实践行为依然在持续，却导致批评主体的实质上不在场，也就是说，从事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批评者的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严重缺失，这自然也就缺乏在根本上是由批评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支撑起来的批评的力量。它主要表现为:第一，批评落后于创作。当代文学创作是生动的、丰富的，但文学批评实践却跟不上这一发展趋势，在不少批评者那里，批评实践成了一种惯性的操作或批评的“程式”，批评者与他从事的批评实践本身都被其固化的视野、立场和思维所“裹挟”，批评了无生气，自然更谈不上批判性和创造性。第二，部分批评家与作家或写手之间存在一种颇为显明的互利性共谋关系。“口红批评”、“捧杀批评”等称谓的出现是对这一现象的形象性说明。或许，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当代消费性文化语境中批评生态发展的一种必然。第三，批评者群体性地放弃价值评判。价值评判是文学批评实践的根本要求，也是其生命力的保证。然而，今天的批评家却耐人寻味地共同地表现出对于价值和价值评判的轻视态度，或者将自己放在一种独立的价值判断的“悬置状态”。我们应该明白，“对价值的忽视甚至拒绝是使人文科学非人性化的倾向中最危险的一种”瑏瑡;我们也需要铭记贡布里希的告诫和期望:“我们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惊讶感、崇敬感、还有恐惧感。换句话说，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价值感”瑏瑢。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乃至蔓延也与在当下的文化相对性时代普遍的批评尺度与标准的丧失不无关联。最后，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强势“入侵”，这自然有一种文化交流的必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学界主动“迎纳”的结果，其最终导致的是，在面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观念时，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没有了自己的地位和“声音”，学理上的中西批评“对话”难以实现，这明确地表现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的丧失。无疑，这是在更为阔大的视野内对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缺失的一种确认，也是一种尤为值得注意的批评现象。这种文学批评主体性的缺失其最根本的表现就是文学批评的“失语”。其实，近2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问题一直颇受文艺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实绩;但是，对于文学批评的“失语”的针对性探讨却并不多见。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代文学批评的“失语”，失去的当然不仅仅只是中国形态的文学批评的概念和范畴，而更是民族文学批评观念、精神和思维的丧失与民族批评范式的被改造。这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在根本上被西方文学批评范型同化的趋势，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性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了，当然也就没有予以学理性考察的必要;或者说，在当代视域中，它近乎于成为一个伪命题了。不能不说，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当下，这是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中出现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哪怕是仅仅就此而言，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也已经势在必行。

三、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当下建设

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当下建设当然也不只是某一维度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这里，择其要者，我们简要地谈一谈文学批评主体性当下建设应有的总体性价值立场和三个基本的建设维度。笔者以为，总体而言，在当下进行文学批评建设包括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理应基于现代性价值立场。也可以换句话说，确立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与明确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诉求方向密切相关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辩证性关联。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主导价值之一，追求和确认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也就是在伸张和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而在总体上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立场，也就能够内在地推动和保证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当下实现。我们必须明确这一文学批评主体性当下建设的现代性诉求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而且，我们还需要由此进一步认识到的是，确立文学批评的价值诉求方向是当下文学批评建设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文学批评领域中压倒一切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明朗，或者说其方向不明确，其他许多问题的性质也就不可能突显，相关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甚至是造成文学批评建构问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弱化。基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实状况以及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确认，坚持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发展方向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建设的根本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当下文学批评的建设与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推动在总体发展方向上趋于一致，故而，确认这一方向事实上也是使得建设中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具有现实性品格的基本要求。当然，现代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基于此，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一方面需要现代性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发展现代性价值观念。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性问题是一种双重现象;因而，我们在追求现代性价值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措施有效地遏制“现代性”中的负面因素的蔓延，并根据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发展现代性价值观念，以便使得对于“现代性”价值的整体诉求行进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无限敞开的实践路途中。瑏瑣如是，我们所进行的当下文学批评建设包括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也就能够建立在对健全而又充分的现代性的认识和诉诸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惟其如此，建设中的当下文学批评才能体现出对健全而又充分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诉求，无疑，这对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当下合理建构是一种有力的推动，也是一种根本性的有效支撑。在相对集中地探讨了文学批评主体性当下建设的总体性价值立场之后，并结合前文对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缺失问题的考察，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确立在这一总体性价值立场基础之上的当下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首先，追求和确立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必须致力于批评主体的建设。当然，批评主体的建设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选择地谈三点。一是需要确认和强化批评家的个体主体性。文学批评活动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实践活动;因为，作为文学批评主体的批评家首先就是以个体的生命形式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对此，马克思说得相当明白而深刻:“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瑏瑤。尊重、认可批评的个体性，强调批评个体的自由意志、自我选择和自我评价的有效性，充分肯定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无疑是保障文学批评主体性实现的基本要求。当然，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批评家在强化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同时，还应该自觉地将自我的存在同时代与社会联系起来，将自我的发展要求同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的整体性发展要求统一起来，这样，其个体主体性的实现也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这个基础之上确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自然也就能够赢得我们充分的肯定。二是批评家必须注重自身的批判意识的确立和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批评家应该是一群具有特殊才能和卓越品质的人，而批评家的特殊才能和卓越品质的表现之一就是其具有高超的批判力，这是他能够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基本依凭。人往往受到其惯性思维的驱使，能够有效地转换思维方式，进而铸造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和确立明确的批判意识是一个批评家的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当然，它也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三是必须关注和提高批评家从事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时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批评家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是区分为层级的，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家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就决定着文学批评主体性所能够达到的层次品位。这也就是说，批评主体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直接关涉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性质和质量，决定着批评主体在从事批评实践时是否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积极的能动性、自主性尤其是创造性。无疑，这与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实现与否休戚相关。其次，自觉克服和摒弃“程式”化的、封闭的批评，确立文学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建构的明朗而深刻的现实关注意识和问题意识。这里所讲的“现实”，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指向:一是当下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现实。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和进行自觉的批评理论建构必须以这一现实为基本的前提，如是，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也才能产生和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二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的现实状况、真实状况。无疑，关注这一现实的批评才是具有针对性的批评，也才能摆脱被固化的批评视野、立场和观念所“裹挟”的批评模式，从而获得批评的生动性与开放性的可能。三是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它更多的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现存境况，指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亦即自然现象、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想的总和，与“可能性”相对。四是指现有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即作为合乎规律的存在，它与虽然存在但已失去必然性的事物和现象相对。这样，要达到对于现实的正确理解，就内在地要求着不仅要清醒地估计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且要认识到它的必然变化趋势。瑏瑥这两种意义指向上的现实，构成了对于“现实”的哲学化理解。无疑，在此基础上开展批评实践完全可以获致对于文学、文学批评乃至于整体的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总之，批评实践必须依凭现实，并持有明确而合理的问题意识，才能在“众声喧哗”和相对主义泛滥的当下更有效地确立其主体性;因为，这样的批评才是自主的批评，能够充分体现批评家的主观能动性的批评，有明确的问题指向的批评，卓具创造性的批评，非“寄生”状态的批评。最后，面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强势“挤压”，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需要积极因应这种挑战，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文化自觉，以期寻求自身更为阔大的发展空间;无疑，这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一种在由于“挤压”而产生的批评“张力”之中的应然选择。这一观点与策略的确立，其目的当然是期望能够有效地实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而其中的关节点就在于需要迫切地提高文学批评中的民族自觉意识。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具备并提高了民族自觉意识，才能在保证批评的充分的民族性的前提下促使其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换一个角度说，在当下的世界性语境中，中国文学批评也只有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才能保证其民族意识得以凸显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从而实现批评主体性的当下建构。那么，在当下，怎样才能提高文学批评中的民族自觉意识呢?陈国恩先生说，期望达到这一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要按现代性的标准重新整理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富有生命力的部分融入人类普遍的意义体系;二要重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果，因为此时期是中国从被动到自觉加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性阶段，所取得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成果更具现代性，更容易与当下世界语境相适应;三要及时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成果，宣传中国的经验，让世界了解中国;四要以平常的态度对待西方的知识权力，反对民粹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情绪”;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我们要努力做到与之平等对话，以期形成东西方文学和批评多元互补的新格局，“这种格局既遵循人类共同的意义准则，又使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在此格局中，中国文学批评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会有自己的建树”。瑏瑦这样的观点与费孝通先生关于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发展问题的相关论述是一致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也具有鲜明的前瞻性。我们期待，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当下，中国文学批评能够明确地确立并适时地提高其民族自觉意识，从而有效地实现其主体性。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最终寻求中国文学批评的真正的现代性范式转型。

作者：詹艾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