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市场经济探索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利己心[1]是人类的本性。而且利己心是中性的，并无善恶之分，它与一般来说归为贬义的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由此，引申出一整套严谨的架构逻辑，从而为商业社会的全面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在此之前，无论东西方，商人的形象和商业的地位都是为人鄙视的。斯密证明了商业的发展不仅能创造财富，还能创造道德，社会伦理的产生和持续优化实有赖于商业的健康发展。而交易既是商业的基本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现象。斯密的《国富论》被誉为经济领域的圣经，在过去近250年的时间里是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基石之一，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很大程度上直接覆盖或影响了现今几乎所有社会领域。斯密当年归纳的九条商业伦理[2]，在很多时候甚至被直接尊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普世道德。交易也成了几乎适用于一切人类交往活动的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崛起式发展，也同样受益于不断导入的市场经济模式。当代中国社会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当然，也存在许多新老问题。下面，我们分别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公共服务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经济体制的变迁

1.从计划经济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激发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利己心得到极大的释放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起步阶段尤其艰难，多次经历反复的风险。傻子瓜子年广久的经历反映出了我国个体和民营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傻子瓜子”也曾被看成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消息树和风向标。1991年，年广九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再次动用年广九这一“符号”，也又一次救了年广九。年广久在被关押了30个月后释放出狱，重操旧业。一直都有人对此不解，为什么非要支持这样一个据说除了自己的名字只会写“同乙”（同意）两字，素质不高的私人老板呢？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其行为都遵循以下原则：在任何特定的场合，有机体都将做出那些能得到较大报酬和最小惩罚的行为。有机体将重复那些已经证明得到报酬的行为。若目前的刺激与过去要得到奖励的刺激一样，有机体会重复过去的行为。若目前的行为情景与过去得到奖励的行为情景相似，有机体会重复过去的行为。只要行为能继续得到奖励，该行为就会重复出现。邓小平同志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到哪个山头砍哪个柴，当时要树立先进典型，引导全社会认识并参与改革开放，必须这样做。到现在，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深入人心，社会和法律对老板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

（2）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从原来的计划安排为主转为市场配置为主计划经济实际上剥夺了人的大部分交换权利，而“交换是人类一切历史阶段上一切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类的本性”（斯密）。人在行动时，总是精心计算，对成本和效益加以权衡，尽量选择以较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行动方案。人们被剥夺了交易权和选择权后，就会对价值创造和成本控制漠不关心，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高耗低效、贫困无道的恶性循环。市场机制的导入和发展壮大，使社会商品和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化，使人的需求能够在普遍的、繁荣的交易中得到满足或替代。人在利己本性的驱使下，通过自由选择，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交易活动，无形之手才有了用武之地。党的十八大更进一步明确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这必然为交易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

（3）逐渐形成了市场寻价机制物价局的式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变迁的一个写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行政机制决定的。交易各方时刻在与自己类似的人比较，从事同样行动的报酬低于比较群体中的其他人，就会觉得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感会促使他争取提价。而价格提高又会带来交易不成的风险，从而促使他仔细衡量后选取一个最佳平衡点。当无数个个体按照这种逻辑揣摩和行动时，无形之手就在发挥着作用。合理而且灵活适应的价格体系得以形成。物价局的主要职能，也从“制定”合理的价格体系，转变为“监管维护”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2.就业从国家分配为主转向自主择业为主

全社会的就业选择，从国家安排解决为主，转变为自主择业为主，其中自主创业的选择人数经历了有趣的变化。八、九十年代曾经一度有过爆发式增长，甚至许多人以进政府、进国企工作为耻，认为是没出息、没理想、没本事的表现，稍有一些积蓄往往就急切地投入到创业洪流中去。2000年后又逐渐转向另一面，公务员考试成为世界第一大考，自主创业被看成一个美丽的神话。据广州市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数据，他们曾在数年里为数以千计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提供了专门的创业培训课程，但是最终选择自主创业的不到两位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各种机会趋于平衡，人的选择也更加理性。“一个人在选择采取何种行动时，不仅会考虑价值的大小，还会考虑行动成功的可能性。”

3.当前经济体制的问题也很突出

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行政性垄断不断被打破，但新的垄断又在不断形成。官僚资本和权贵资本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并且上升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我们虽然一再强调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发达国家往往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原因就在于，他们讲的“市场经济”，是默认为亚当•斯密定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多地体现出斯密当年批判的“重商主义”特征。因此，到底什么才是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于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

二、政治体制的变迁

1.政府从专政工具转向公共服务

即使是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也可以看到交换的逻辑。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选择就符合攻击—赞同命题：当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预料的报酬，或得到他没有预料到的惩罚时，他会感到气愤，可能从事攻击性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对他更有价值。如果按他所料得到了报酬或逃避了惩罚，尤其是得到超出预料的报酬时，他会感到高兴，可能从事赞成性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对他更有价值。交换不仅解释个人行为，也可以解释制度等现象。例如，政府是以保证人们的幸福来换取权力的，一种制度的存在与否也是以它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为前提的。到文革末期，政治体制已到崩溃边缘，举国上下，恐怕没有谁的幸福可以得到保证，因此不得不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在，虽然中国政府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对经济、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拥有强大干预力量的政府，但是干预方式已经更多地摒弃了行政命令方式，而是采用利益交换和市场杠杆来实现。政府越来越强调其公共服务的定位。民众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反而减少了极端行为，更加重视公正和协商的理念。社会在繁荣的同时，也走向理性。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基础。

2.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日益引起重视。赋权机制不民主、不透明，无法从源头上预防和监督贪污腐化现象。贪污腐化不仅会表现在生活质量和便利程度的差异上，还会表现在特权之手对稀缺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占有、强势子系统对弱势子系统的倾轧和侵夺，成为引发暴动等革命性活动的火药桶。我们认为，重构和传播新的政治伦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钥匙。贪腐的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寻租也是个交换的过程。因此贪腐问题除了从源头思想、伦理上寻找解决方法外，同时也应该通过构造和优化过程机制，来寻找解决办法。无论是个人贪腐（微观）还是组织贪腐（宏观），都同样遵循着吸引——竞争——分化——整合的基本交换过程，都体现着参与各方互惠的愿望和原则，又都不愿意被暴露在局外人眼前。这就为我们研究相应的办法机制提供了可选的切入点。

三、公共服务体制的变迁

在此我们仅以教育体制的变迁为例。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八十年代中期，即使是广州这样拥有100多所高校的特大型区域中心城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每16人也只能有1位考上大学。而且这16人中有一半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学校都是有高考指标的。现在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超过80%都能进大学深造，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中，也离不开市场交易机制的作用。从改革初中期，大力提倡改善教师队伍待遇问题，到鼓励教育产业化、鼓励民间投资、推行扩招扩地、集聚发展等一轮一轮的新潮流，都有赖于市场机制的导入和加强。当然这也催生了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的问题。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指出：交换中有公平方面的问题。现实社会存在一个权力和权威的分层体系，权力的获得是依据交换中最小利益原则，即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报酬的能力大于对方向他提供报酬的能力时，他就有可能为合作指定条件。像异地高考问题、学位房价畸高问题、幼儿园难入问题、计划外指标问题、招生腐败问题等等，都是资源不足情况下，一方（通常是教育机构及其代表）依据强势自行指定交换条件的结果。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如何既利用交换机制的好处，刺激快速发展，又能有效规避单纯交换机制的弊端，实现公平合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新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解决公共资源配置设计方面，通过博弈机制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因而获得荣誉。这方面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还在积极探索。

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变迁

摩斯从人类学角度以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来解释交换。认为一切交换总是在一定的群体规则中进行的，这些规则体现了群体的道德，而不是个人任意的选择。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在过去30年间既有归本溯源的潮流，也有创新探索的趋势。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大量国学思想、世家文化的复兴和热议，另一方面，也有对中国目前所选择的，前所未有的道路的思考和研究。社会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的认知和理解，不再是狭隘的、即时的、实用主义为主的，更多的人愿意站在更高的层面去探讨。“市场姓社还是姓资？”、“雇佣是剥削还是创造就业机会？”、“买卖是投机倒把还是满足需求？”这些当年比天还大的话题今天看来不免幼稚。亚当•斯密提倡的商业伦理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推广。市场机制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一遍发达国家走了200多年的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社会当下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就是民众从主要追求财富和效率，逐步向主要追求公平正义转变。这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尤其明显。公平正义分别代表着四种向善理念：“公”是一种感觉，公的前提是你情我愿。不情愿被强迫的不会觉得公。公往往是右派的观点。右派经常站在甲方的立场，行使商品价值的审定验证权，表面上是代表自己进行交易决策，实质上也是代表社会进行着价值投票。“平”是一种愿望，平的愿景是平均付出既有平均收获。平往往是左派的观点，左派一般站在乙方的立场，提供劳动果实/新创价值，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纳。“正”是一种定位原则，正的依据是伦理道德。正往往是中间派的观点。中间派的理想是在左右/甲乙双方中不偏不倚，中庸正直。“义”是一种调节策略，义者宜也。义往往是智者的观点，在引入了时宜、目标、路径、绩效、风险、可能性、延伸后果等等诸多相关因素进行统筹考量之后，在左中右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动态的最宜点（或称平衡点、帕累托极善点）。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致公则难平，致平则不公，固中则迂滞，常义则和谐。当前，一方面交换行为中经济交换的比例在下降，社会交换的比例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光靠交换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需要积极探索其他的公平配置方法，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和不断持续优化、循环改进的灵活机制，来构建完善的社会系统，实现稳固可靠的幸福和谐。

作者：邢诒海 单位：广州市经济贸易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