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

一、动荡时代中的草原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为主线的文学发展轨迹，特别是描绘出中国文学在外国文学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现代的民族风格与特色的过程。文学的发展与20世纪的历史主流密切相关，在外部世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也呈现了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就是“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并存、对峙与互渗。草原文学的写作客体，即中国的五大草原区由于地处边塞，地广人稀，加上交通闭塞，与中国内陆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商始终无法等量齐观，甚至在青藏草原区、新疆草原区中文人创作还寥寥无几，这一切都注定了五大草原区在时代动荡中的边缘位置。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文化闭塞等因素都使得草原文学无法以积极地姿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论争与探索。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并不成熟，但他使得草原这一承载着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对象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视野，以一种乡土文学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率先发声。

二、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出生地辽宁昌图在历史上划归科尔沁旗)。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著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3］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三、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4］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四、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大山)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作者：韩争艳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