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农生态农业论文

一、社会化小农的特点

生产作为实现消费的手段，其决策具有重要的工具性意义。当前，小农农业生产决策社会化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在选择何种生产结构方面，社会化小农更注重对农产品生产风险、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产品物流水平、农产品生产成本等过往信息经验的分析，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种植经验简单安排生产结构；二是社会化小农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满足社会化生活需要，这也意味着社会化小农生产决策的基本前提是货币最大化，也即如何在短时间、低成本条件下获取最大化的货币量，储蓄剩余货币而非投资或全部消费是社会化小农一种常态化的理财行为；三是社会化小农具有较强独立做决策的特征，这表现为单一农民便能实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与销售，并且这种多面手的发生率高达８０％以上，显著异于大中型农户以及传统小农农户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

二、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生态农业是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为一体的新型综合农业体系［１３－１４］，与可持续农业基本目标一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农业技术革新、充足的物质资本投入，更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农民主体的质量。社会化小农作为一种常态，仍然是我国农业基本生产单位，也是构成生态农业发展系统的细胞单元。社会化小农的生产作业方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与食品安全，对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对社会化小农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我国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薄弱

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主要是指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类物质资源的循环与再利用，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１５］。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支撑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调查显示，社会化小农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意识较为薄弱，且掌握的农业可持续利用技术也较为落后。土地作为人类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其基本内容涵盖稳定或增加土地的有效耕种面积、提高土地生产质量等方面。约八成的社会化小农认为土地可持续利用技术与传统小农传承的土地循环利用相同，约六成的社会化小农认为现代农业科技可以取代土地可持续利用。显然，社会化小农在思想上淡化了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并且由于过于迷信现代农业科技，滋生出了更令人担心的念头：即现代农业科技不仅能显著提升土地资源的产出率，还能大幅削减土地资源的维护成本。实际上，社会化小农对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的理解的偏差，并不完全是因为该技术的供给不足造成的，与社会化小农自身的活力不够、能力不强有直接关系。调查统计显示，社会化小农平均年龄４６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６．５年，平均从事农业生产年限为２９年，人均耕地１．８亩。更进一步的调研发现，由于社会化小农抛弃了传统小农的循环耕种技术，先进的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也因缺乏有效激励而不曾导入其中，以至于大部分社会化小农耕种的土地自然肥力下降，且有效耕种面积也在逐年缩减。社会化小农坦言，过去种植一年的蔬菜所需要的肥力要明显小于来年的肥力，并且种植面积也因为肥力下降、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等而逐渐缩减。值得一提的是，仍有一小部分较为年长的社会化小农不仅沿袭了传统小农农业资源再利用技术，还创新了可持续利用技术，大幅改善了农地生态环境，也提升了土地的产出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性，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缺位，这也是农户有效耕种面积逐年缩减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粗放式生产仍占主流

农业粗放式生产的本质是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主要表现为农药、化肥、水资源等的不合理施用，是一种投入产出率较低且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与生态农业发展理念格格不入。但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粗放式农业生产不仅没有被集约型生产所替代，反而成为社会化小农农业生产的主流模式。对社会化小农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大部分社会化小农偏好于粗放式生产的原因为：一是社会化小农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高于非农就业。如前所述，社会化小农生产过程、生产决策高度社会化，这也使得其在选择从事农业还是非农就业过程中充满了博弈。成本与收益的动态关联关系构成社会化小农选择就业结构的基本准则。对于地处城镇边缘的社会化小农而言，农业区位优势较为明显、非农就业优势较弱，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与非农就业之间往往是难于抉择的，但是由于农民生活态度的转变以及农业生产的艰苦与危险，也倒逼社会化小农尽可能选择少投入工时于农业生产；对于地处偏远的社会化小农而言，农产品区位劣势较为明显，农业生产机会成本显著高于非农就业，大部分社会化小农选择离乡不离土非农就业，留守农村的社会化小农的农业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人均实际耕地大幅提升，他们不得不选择粗放式农业生产模式。二是基于社会化小农专业化分工后“规模”生产的需要。社会化小农家庭内部的分工较传统小农有显著的不同，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农户内部的每一个农业劳动力都能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者。调查显示，约有五成的社会化小农农业生产由一人完成，其中约有六成的是由女方独立完成农业生产，男方则多从事劳动工资高的非农就业或者农产品物流等职业。在这种家庭专业化分工背景下，一户拥有的土地实际由一人承包耕作，农村人地矛盾的痼疾基本得到了根治，农地“规模化”也给社会化小农农业生产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拿蔬菜除草、防虫、浇灌来讲，单一社会化小农要管理三亩以上的土地，他们必须选用更为高效的除草剂、杀虫剂，采用更为彻底的浇灌，而不是精耕细作。三是现代农业技术为“农业新式粗放式”生产提供了便利。现代农业技术的兴起，不仅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社会化小农选择更为灵活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过去蔬菜种植无休止、繁杂的除草工作，而今只需要一袋高剂量除草剂就解决；过去面临旱季时的人工浇灌，而今只需要一台小功率水泵就近或就地取地下水，一顿田间式的灌溉即可；过去虫灾泛滥引致大量人工投入治虫，而今从菜苗到蔬菜下架都有价格较低的高倍农药，蔬菜几乎见不到一个虫洞。从种子选择到菜苗孕育，再到蔬菜采摘，整个农业生产都融合了现代农业科技，一些社会化小农甚至自诩已达到农业现代化。但是，社会化小农对农药的使用量、化肥的施用量、水资源利用等的科学合理性并没有理性的认识，常常凭借主观感觉，以农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显然，这种粗放式生产与生态农业发展要求相去甚远。这也是农业已经演变为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产业的主要原因。

（三）农产品安全生产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差

生态农业就是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出品质较高、品种多样、产量较大的农产品。农产品安全生产是生态农业的基本要义之一，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有着内在一致性。农产品安全生产要求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作用于生态农业的发展。然而，社会化小农对农业生产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远远不及他们对整个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经济效益。一言蔽之，社会化小农农业生产的强逐利性是造成农产品品质较低、品种单一等农业不可持续性问题的罪魁祸首，究其缘由有三：第一，农业生产在社会化小农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被削弱。长期以来，农业经营一直充当农户生计中坚的角色，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社会化小农时期，非农就业机会的可得性增强，农业经营的工资性收入常常难以覆盖其教育、医疗、娱乐等投资与消费需求，农业经营的核心经济地位逐渐被较高工资水平的非农就业所替代，成为化解剩余劳动力、弥补农户家庭生活消费不足、维系养老等的副业。实际上，退守农业的社会化小农多因年龄过大、技能较低、健康状况不佳等缘由被非农产业所隔离。农业经营的弱经济地位以及农民之间财富攀比的升级，使得社会化小农更关注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淡化了甚至无暇顾及对农产品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第二，农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且农产品市场质量监管制度缺失。农业安全生产是农产品品质的保障，事关人们饮食健康与生命安全。然而，一些社会化小农为了一己私利，全然不顾道德良知，将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农产品直接投放市场。访谈得知这样的事例，有小农获知某农产品市场价格较高，但该农产品种植还未成熟，便买催化剂强行将未熟的农产品催熟并投向市场；还有小农为了抢农产品市场价格，认为只要吃不死人就算安全，将喷过杀虫农药的农产品未按规定间隔期便采摘直接投放市场。由于农产品市场质量监管制度极度缺失，特别是针对那些“对手交易”游荡在城镇大街小巷的农产品商贩缺乏必要的监管，消费者自身也因难于甄别农产品的品质而误买问题农产品。尽管这些做法并未产生显性恶劣的影响，但是这种慢慢侵蚀社会化小农社会良知、损害广大消费者身心健康的行为，已然给生态农业发展敲响了警钟。第三，粗放式农业生产给农田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社会化小农化肥、农药等高投入，不仅造成了农药残留超标、土壤板结、土地自然肥力下降等恶果，对农产品品质及多样性、农田生态系统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兼业家禽养殖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小农，既没有科学处理家禽粪便，也没有有效掌握养殖与种植之间的循环利用技术，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使得原本脆弱不堪的农田生态自然环境更加难以为继。

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出路

生态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进步、惠农支农政策，更离不开社会化小农强力推进。社会化小农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出路在于：

（一）加强生态农业科技革新

科技创新被誉为推动生产方式转变的引擎，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农业科技创新是实现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生态农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尽管官方权威公布显示，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到５０％［１６］，但是，对于社会化小农而言，除了种子的改良值得称道外，其他农业科技成果并不为奇。生态农业发展不仅要满足社会化小农基本的经济利益诉求，更应注重生态农业科技的革新，这包括生态农业发展观念革新、生态农业种植养殖技术革新以及农田生态系统保护革新三个方面，具体而言：生态农业发展观念革新。首先，要帮助社会化小农建立正确的农业资源观，即要有资源的循环利用与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的意识。农业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对可以循环利用的农业资源要注重其循环利用节点间的衔接，使其发挥更大地的功效；对不可再生的农业资源要适可而止、有序采用，注重对其实施保护。其次，要摒弃舍本逐末的农业生产观。农业生产既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于整个农业生态环境而言，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是附加于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上的额外收益。若社会化小农只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势必会形成一种杀鸡取卵的急功近利之风，也是得不偿失的生产行为。最后，建立科学的生态农业生产作业模式。高投入的农业生产模式固然可以节省人工，但是却不利于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倡导集约型农业生产，借助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加强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耦合，改善农业生产内外部环境，提升农业生产率与综合产出效益。生态农业种植养殖技术革新。根据社会化小农人力资本分布特点，结合农产品市场状况，针对农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由农业科研院所牵头，加大对生态农业种植养殖实用技术的攻关，为社会化小农提供一批可得性强、可操性好、经济与生态效益兼顾的技术方案。针对处于城镇边缘以及城中村的社会化小农而言，生态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供给更要关注瞬息万变的农产品市场和潜在的农产品需求信号，发挥农业区位优势，有效利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带来的发展机遇，可以为社会化小农提供层次分明、品种多样的农业种养殖技术，以及农产品物流技术、农产品储藏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实用性技术；针对处于较为偏远于城镇的社会化小农而言，更应立足当地农田生态环境实际，发挥生态农业规模生产之优势，准确定位其生态农业社会分工，合理布局生态农业产业，为社会化小农提供战略性强、易学好用的生态农业发展技术，如生态旅游业相关技术、生态农业种养殖技术，着重帮助其打造特色品牌，延伸生态农业产业价值链。农田生态系统保护革新。当前，我国生态农业执行的农田生态系统保护措施主要有：基本农田保护制度、退耕还林制度、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水土保护技术、沙漠化土地综合治理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等，基本覆盖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范畴，但是各个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和执行力较差，难以发挥制度支撑生态农业发展的导向与保障作用。革新农田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体系，就是要在农田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加大农田的利用规划，借助生态农业科技放大农田生态环境正外部效应，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最为关键是联接社会化小农农业能手与农业科技人员，引导社会化小农优化农业种养结构，合理布局农产品生产规模。

（二）进一步挖掘制度“改革红利”

进一步挖掘制度“改革红利”是深化农村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在必然要求，也是扎实推进生态农业发展、改善社会化小农生产生活环境的重要手段。要针对社会化小农的特点，从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农产品销售等环节进行制度创新。农业生产过程制度创新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环节。就产前而言，建立生态农业发展常态化普及宣传制度，强化社会化小农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其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的自信心与自觉性。需要指出的是，建立生态农业资金扶持与奖励制度也是产前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各地农业主管部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此制度。就产中而言，建立农业高级技师、农业实用人才与农技人才等生态农业专家指导帮扶制度，让社会化小农从“干中学”中提升农业生产实用技能，实时解决社会化小农生态农业的技术难题，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产后而言，建立农产品市场分析与预测制度，为社会化小农总结与交流生态农业经验提供终端平台，并为生产规划提供必要依据，同时建立农田种养殖新技术发布制度，供社会化小农制定新一轮生产规划参考。完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具有污染性的农业生态环境则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二者都将引起农业生产帕累托效率发生偏离。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消除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实现帕累托最优。坚持公平与可持续原则，以“谁受益、谁补偿、社会收益政府补偿”为基准［１７］，尽快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法律法规体系，对社会化小农、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以及其他主体实施资金、实物、技术、政策性以及项目补偿，有效保证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于那些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肆意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无视农业生产公德的社会化小农，应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作为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典型，形成相互监督、控制的生态农业文化氛围。建立农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价格调控制度，有利于调动社会化小农推进生态农业积极性。农产品安全与多样性业已成为人们对生态农业发展提出的基本要求，也为社会化小农农业收入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农产品销售是社会化小农农业收入的重要的通道。建立灵活多样的农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不仅有助于社会化小农提升农产品销售绩效，也是契合社会化小农农产品销售特点的内在要求。针对社会化小农对手交易、批量销售与摊位销售并存的局面，可以尝试建立与“绿色食品”、“低碳食品”、“无公害食品”认证制度相协调的属地农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也即根据社会化小农属地设立一种地方性、范围性的农产品质量内部监督与认证制度，这对于社会化小农农产品品牌的构建亦有显著的促进意义。在农产品价格调控制度方面，以保证地区生物多样性、打造属地农产品品牌以及尊重社会化小农劳动价值为原则，对农产品市场实施差别化的价格规制制度，以此带动社会化小农自觉发展生态农业。此外，还亟需探索一套由政府支持、社会化小农自组织发起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社会化小农特别是具备相当规模的农业能手，如果缺少或者不依赖自组织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的支撑，仅靠政府输血式的扶持，既会扭曲生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抑制社会化小农创新创业积极性，社会化小农生态农业经营也很难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三）加快改造社会化小农

社会化小农作为发展生态农业的主体，其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生态农业发展的成败。建国以来，我国农民凭借节约和勤劳的工作创造了农业生产奇迹，但是仅凭这一点不足以克服农业的落后性，也难以实现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为了生产丰富的、高品质的农产品，必须采用激励的方法加快社会化小农改造进程，使得这种改造成为社会化小农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途径。根据杨晓锋提出的人力资本结构三维分析框架［１８］，结合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与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理念，社会化小农改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在体力资本提升方面，以体魄健康为主要改造目标。首先，由村委会发起，社会化小农先进典型引领，以树立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为主要目标，以茶话会、歌舞会、综艺节目、生活广播等为主要形式，推行健康新生活运动，为社会化小农提供可得性强、可信度高的喜闻乐见的养生“长寿秘方”。其次，完善县—乡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建立惠及面更广、更深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加强家庭常见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切实做到体检防病、及时治病、高效医病，对那些困难社会化小农给予更强的物质资助和人文关怀。最后，以社会化小农生产安全与防护为前提，建立科学的生态农业作业行为示范体系，对一些体力耗损大的农业工作，应建议由机械或精壮男性完成；对一些高危农业作业，应征询专业农技人员、农业能手的意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对一些反生活作息规律的农业工作，应采取交替轮换的方式，并给予及时修复方案。凡此种种，均可形成必要的行为规范。在智能资本提升方面，以增强专门技能与综合知识为主要改造目标。首先，建立生态农业种植养殖技能咨询与培训中心，不定期组织和动员社会化小农了解、学习和掌握一批生态农业专门技能和专业知识，并由中心提供专门的帮扶服务，强化对相关技能与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其次，定期发布生态农业创新创业项目，通过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所等政策、资金、科技等要素的引入，鼓励社会化小农投身于创新创业大潮中，促进社会化小农从农业多面手向创新创业能手转变，更好地践行生态农业观。再者，建立以农村留守精英为主体的“师徒化”人力资本培养模式，保证各类“绝活”、“绝学”永续传承［１９］，也可降低社会化小农人力资本的开发成本。最后，借高等教育改革契机，针对社会化小农人力资本分布特点，积极探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化小农与生态农业协调发展的办学路子，放开一批具有农业特色、人文色彩浓郁的高等职业院校，为社会化小农提供上大学接触了解知识、终身学习的机会和平台。在道德资本提升方面，以培育文化涵养高、品性信誉好、价值取向端正的新型居民为主要改造目标。超越国家法律的天然的道德准则体系与公共价值机制的存在是法治国家得以顺利运转的前提与关键，道德市场良性运转离不开社会主体的道德资本投资。社会化小农脱胎于传统小农，烙有传统小农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准则，如各扫门前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伪道德。因此，用崇高的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作为改造社会化小农道德的载体，以正规教育与社会教化提升社会化小农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并且，建立不唯经济效率上、不唯道德上，以个人、家庭、企业和其他组织为主体的层级道德考评体系与道德惩戒制度［２０］，促进社会化小农道德资本投资机制的良性运作。

四、结束语

生态农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效回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生态农业是最可能盈利的新兴产业［２１］，也是传统农业改造的根本出路。作为一个脱胎于传统农业、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还较低，生态农业还未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但在生态农业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重要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也正是因为我国仍然是一个处在发展中大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将生态农业发展的出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且不说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等亟需政府全方位的支持，单就科教事业投资严重不足而言，当前政府在处理各事业发展的优先序上亦不可能顾及生态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化小农作为一种常态化普遍存在于我国的家庭经营形式，对生态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受传统农业束缚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许多食物［１８］。显然，寄希望于社会化小农自身发展，对推进生态农业发展而言将会是一种事半功倍的选择。利用社会化小农演进规律，加快社会化小农改造进程，借助现代科技进步成果，做实、做活强农惠农政策，通过社会化小农理性投资、优化生产结构、稳步提升农业生产率来确保农产品生产与安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农民增收、农业可持续、农村全面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杨晓锋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