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国家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论文发表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