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

一、“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标准和价值取向

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右派”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禁区，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四人帮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重写文学史”中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对现当代文学影响较大，人们对文学史以政治历史的方式来划分现代文学产生怀疑，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从纵向打通了现代文学史，注重在整体的审美思考。然而，92年南巡讲话后，社会发生转型，文学开始边缘化，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也处在这一变化之中，人们开始提问：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何总与政治分不开？知识分子在庙堂受挫后进入了广场，希望通过知识的实践表现他的价值存在，但是广场又是虚拟的，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热烈的“重写”探讨结束之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收获了些什么？上述的这一些问题不是轻易能够解开的，“重写文学史”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命题也涵盖不了文学史的各个角落，但就90年代“重写”口号的提出，却给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为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代命题，“重写文学史”牵涉到对文学、历史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若干范畴和问题的全面清理与重新认识，也牵涉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实中的重新定位和今后的学术走向。今后的文学史书写将是一个怎么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文学史正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也有人说“重写文学史”要有一种指向性。笔者认为“重写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写”以及由“重写”能带来的成果。就鲁迅研究而言，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将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分为政治派，业务派，启蒙派，人生哲学派，先锋派和英美自由主义派，从各个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和探讨，实现具体研究的多元化，而整个研究的目标指向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全面发展。89年之后，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探讨日渐平息，但是“重写”的状态却在延续，无论李泽厚的“启蒙”、“救亡”论，或者是纯审美论，还是夏志清50年代在美国所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重写”理念影响了对后来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关于“重写”的讨论不仅是对以往思维定势的扭转，更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史也是当代文学史，那些我们认为客观的东西，实际上是前人对历史的主观理解，是前人的当代史，现当代文学还在继续，新的历史还依然在被书写，因此，“重写文学史”口号只是“重写”工作的一个过程，“重写”还将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不断发展，其对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也将继续。注释：①文学本体论在学界有三种：反映本体论、表现本体论、现象学本体论。此处特指从文学本身出发，认为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即现象学本体论。

作者：王锐 肖振宇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