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村农村宗教信仰论文

一、农村宗教信仰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农民信教的原因

贾名党（２０１１）在考察安徽省农村各类宗教信徒现状后，发现女性占其中的绝大多数。贾名党并从经济学角度剖析她们信仰宗教的原因，主要体现为追寻致富意愿、教育设施落后、文化建设荒废、自由市场波及、基层管理缺失、宗教组织经济刺激等。李新霞（２０１１）则认为，当前农民热衷于信教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督教产生和成长前提条件已经形成，那就是较为自由宽松的社会生活大环境；二是这些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与妇女，在农村文化建设荒芜和娱乐活动匮乏的状况下，选择信仰某种宗教是一种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三是农村社会中医疗保障的低水平使很多生病却无法得到医治的农民转向信仰宗教；四是农民在农村基层组织作用不断弱化的状况下缺乏一定的组织依赖与心理归属。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在客观上为农村地区宗教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必要的机会。

（二）农村宗教信仰的特点及功能

邱新有（２００７）等人通过对江西铁村的实地调查，从信仰个体的角度将我国农村宗教信仰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分析，认为中国农村宗教信仰个体的基本特征是信仰的意志较为脆弱、信仰的动机比较功利，甚至无法准确把握教义，所选择的信仰对象具有多样性等四个方面。姜裕富（２０１３）认为我国农村宗教信仰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无论是在地域的分布方面，还是在年龄、知识、性别结构等方面，农村宗教信仰的兴盛总体上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差异明显；第二，众多的村民是由于灾难、疾病、敛财、从众、精神空虚等因素而加入当地宗教团体的，因此使农村宗教信仰出现功利性特征；第三，农村区域的宗教信仰多数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因为当地宗教组织建设薄弱、自主能力差，很难有计划地推进工作，组织日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也就使农村宗教的发展呈现显著的自发性特征。陈朝晖（２０１３）指出，宗教在农村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促进乡村道德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推进信徒心理调试，缓和各类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部分教徒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李新霞（２０１１）则认为，基督教有着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的作用；基督教团体促进了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粘合剂的作用。

（三）农村宗教信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伟（２０１４）通过研究发现，目前农村宗教的发展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混乱现象较为明显，乱建庙宇乱造神像、假僧假道乱做佛道事、对不信教者散布谣言等现象时有发生；工作系统和网络不健全，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对宗教工作不去管、不想管现象较为突出，宗教管理工作的具体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民间宗教各自为政，缺乏引导；夸大民间宗教的作用，当前有些信教人员口头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信仰自由”、“宗教内部事务是独立的”，不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相应监督与领导。陈朝晖（２０１３）认为，教徒精神容易在农村宗教信仰的发展进程中被控制甚至被利用；教徒可能会因为对基督的虔诚信仰而排斥党和政府的监督引导；很多的家庭聚会因为活动地点是在最基层、最善良的村民家中，不仅较为隐蔽，而且数量可观，这也导致政府监管困难，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贫穷和愚昧是宗教偏见最深刻的根源”，贫困自始以来就是我国农民皈依宗教的深刻根源。李春光（２００２）通过总结认为，只有不断强化农民的经济意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教徒人数的下降，事实也印证了发展地方经济能够有效地避免农民盲目地进行宗教活动。李宇征（２０１０）直言不讳地指出，应对农村宗教信仰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是基础；妥善处理政教关系是关键；拓展公共领域是核心；规范约束宗教团体的越轨行为是前提。

二、星村宗教信仰的现状

如果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那么宗教作为符号的载体就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的基本质量。而宗教活动的场所被人们认为是承接历史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民族精神的物化表现形式，更因为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与对历史文化的保留，而被誉为宗教发展历史上的“活化石”。星村主要有三种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宗教建筑：寺庙、教堂与五圣庙，三种宗教建筑反映了村民的三种宗教信仰选择。本研究没有选用通常使用的问卷调查方法，而是采用了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法、观察法与座谈法，这样就避免了问卷产生的封闭性，但基本保证了信息来源的丰富性、客观性和开放性。正如斯科特所言：“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２０１２年笔者曾于星村所在街道挂职锻炼一年，对星村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并组织调研团队于２０１２年７月份、２０１３年７月份对星村进行了集中调研，而且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又多次回到村里进行回访和补充资料。在这期间，对星村的田野调查主要通过集体座谈、个别访谈、实地观察等多种方式进行，并且及时记录调研感想。笔者深入接触和访谈了街道干部、村委干部及一般村民等二十余人，获得了大量的关于该村宗教信仰状况的访谈资料。笔者在此辑录几段相关访谈对话。ＺＸＦ（男，４９岁，星村村民）访谈辑录问：大暑节您参加吗？答：我基本上没有时间参加的。有空的话就去看一下。大暑节就是以前留下来的一直到现在。问：大暑节、五圣庙算是佛教还是道教呢？答：这个我不懂啊。问：宗教在村里的人信的不多？答：嗯，我们就是老爸老妈去五圣庙里烧烧香，但是和外地的庙不一样的。问：有信基督的吗？答：这个不多的，也就几户信基督教。ＬＰＱ（男，７１岁，星村老年协会会长）访谈辑录问：现在农村有信宗教的，星村主要信什么呢？答：主要是拜拜佛，还有就是基督教，但是不多，也就四五户的样子。问：老百姓信宗教的多吗？答：佛教的多一点。还有那个大暑庙会，庙会是很隆重的。现在你也可以去五圣庙去看看。一会带你去看看。问：好啊，一会过去看看。听说很隆重的。这种庙会年轻参加的多吗？答：有啊，过来帮忙。老年人多一点。ＹＮＳ（女，４２岁，星村村民）访谈辑录问：村里的大暑节算一个宗教啊，现在信宗教的人多吗？答：不光是我们村子，整个这一片都信。我们这边主要信佛教的，基督教也有，但是不多。问：现在这个基督教的传播方式您听说过吗？答：这里的教徒好像是每个星期三去教堂，我主要是信佛教。

（一）佛教是星村的主流

星村当地的居民大多信奉佛教，星村至今现存三座佛教寺庙，佛教在村里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ＬＰＱ讲到星村村民“主要是拜拜佛，还有就是基督教，但是不多，也就四五户的样子”。ＹＮＳ则坦言，“我们这边主要信佛教的，基督教也有，但是不多”。但调研发现，信奉佛教的人与寺庙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一般情况下，村民会在农历的初一、十五到庙中进香并到大殿中拜一拜，而寺院平时只是在佛教节日中举办相应的水路法会，但并不经常性地举办与信徒共修的活动，讲经说法的安排则几乎没有。而且，在这样的小村庄里，寺庙里并没有常住和尚，这也就不能保证佛教影响在当地的深入。所以，村民与寺庙之间的来往是非常疏松的，村民也并不认为皈依佛教就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寺庙中进行活动，也没有必要找当地的佛教工作人员进行皈依。而且信佛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只是在佛教的特定节日里去烧香拜佛。

（二）基督教的繁盛与落寞

随着农村城镇化、现代化、村民自治进程加速推进，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传播方法、活动场所、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基督教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体，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实体处在一个开放式的关系网络之中。在中国农村地区，基督教的活动形式与价值导向具有自身的特色，这也导致了基督教与其他社会实体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与矛盾。中外学界都较为认可的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基督教徒的数量维持在２３００～４０００万之间，约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１．７％～２．９％，而伴随着基督教徒数量的继续上升，基督教已经发展为农村地区无法估量的影响因素，农村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建设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与全国范围内基督教的兴起与繁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在星村显得有些落寞。星村的基督教徒非常少，形成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村民普遍认为，星村的基督教徒“不是很多，也就四五户的样子”，或者就是认为星村的基督教徒“也有，但是不多”，“也就几户信基督教”。可见，虽然在星村的附近有多所教堂，但是星村的基督教徒数量并不多。

（三）“送大暑船”的现代流行

从广义角度来说，民间的所有拜神活动都可以被视为民间信仰。但是从狭义角度来讲，当下的民间信仰则专门针对正式宗教以外的地方拜神活动。我国目前承认的正式宗教包括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大量有别于正式宗教信仰的神灵崇拜都应被算作民间信仰。台州湾向来是浙江三大渔业中心之一，这一带的渔业生产历史非常悠久，在这一地区聚居着数量众多的渔民，他们主要以海洋捕捞为生，星村就是众多的渔村之一。虽然社会已经发生剧烈变迁，但是这里却依然保留了一些具有文化积淀的风俗习惯，尤其是每年都要举办的“送大暑船”更是远近闻名。ＺＸＦ就谈及“老爸老妈去五圣庙里烧烧香，但是和外地的庙不一样的”。ＬＰＱ也告诉调研人员“那个大暑庙会，庙会是很隆重的”。ＮＹＳ则讲到，村民信五圣老爷“不光是我们村子，整个这一片都信”。“送大暑船”是台州湾渔村早已形成的民间自发组织的庙会文化活动，其实是一种寄托了百姓送暑保平安的民间信仰活动，村民们相信通过这项活动能够将“五圣”送出海。送大暑庙会路线如下：五圣庙出来向南经过尚德路，到桥头路向东到葭中路（小桥头），向北到工人路，向西到道头路，向北到江边下海。当被问及“五圣”的来历时，村里老人也很少有人能说清的，一般都会说那是“五个圣人，都是神仙”，还有受访的村民谈及“五圣”时认为实际上是瘟神，“是不好的神仙，要送出海，不然对当地不好”。笔者综合调研资料与文献资料发现，关于“五圣”的传说大致有以下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当年江南有户人家，一连养着五个儿子都是养到十七、八，或者二十二、三岁就英年早逝。爹妈去问“仙人”，仙人告诉他们，他家五个儿子有好运气，被张天师收为徒弟去修仙，而且都修成正果，最后被玉皇大帝封为“五圣老爷”。但是，五圣老爷有不着调的地方，就是会时常偷偷下凡来拉姑娘、媳妇去“结婚”。导致这些被拉着的女子生病，称为“鬼迷”。大家只好聚集资金造“五圣庙”，目的是让五圣老爷不再来。第二个版本：江南有户人家，养的五个儿子陆续英年早逝。“仙人”指出，这五个人都被玉皇大帝封为“瘟神五力士”。一旦“瘟神五力士”下凡，当年就会爆发瘟疫，病死的人非常多。因此，民间为了让五瘟神不再滥施瘟毒，伤及无辜的百姓，就决定在每一年的五月五日组织祭拜瘟神的活动，而兴建“五圣庙”就是为供奉这五位瘟神，为活动提供场所。五神慢慢成了逐疫之神、乡村的保护神。第三个版本：刘元过、张元伯、史文业、赵公明、钟仕贵这五个人就是传说中的“五圣”，他们被认为是古代专门负责管理瘟疫的神仙。据传这五位神仙原本是上京赶考的举人，一夜结伴出游，正好发觉有五个瘟神在五个古井中施毒，五人本欲将此事告知当地的老百姓，又担心不被相信而导致无辜的人中毒，而且五人考试未能成功，自觉无颜回乡，最后决定牺牲自己。于是他们题诗留名，各选一口大井，跳入井中，百姓见井中有浮尸，就不敢饮用，也就保护了全城的百姓免受瘟疫毒害。为了纪念他们的恩德，遂塑五人像；天帝知道这件事后，封这五人为瘟神，专门负责人间瘟疫。以上资料表明，村民的说法与资料的表述是吻合的：“五圣老爷”、“瘟神五力士”，或者为救父老乡亲牺牲的五人，表明“五圣”的形象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在一部分人眼里他们是邪恶的瘟神，在其他人眼里他们又可能是善良的瘟神。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圣”是亦正亦邪的神仙。这并没有妨碍“送大暑船”的合理性。如果五圣是邪恶的瘟神，村民就要在大暑这一天用船把他们送走，不然村里就会有瘟疫这样的灾难降临。如果五圣是善良的瘟神，村民就是要在大暑节这一天将他们请上船，因为在以前，村民们靠海以打渔为生，这是要祈求五圣能和他们一起出海，保护他们的平安。所以，对于村民而言，五圣是邪恶或正义的代表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甚至他们并不在意五圣的正邪问题，因为他们非常重视“送大暑船”这样的民间活动本身。以往在大暑节举办的祭祀活动已经取消了，它逐渐演变为一项能够吸引大量村民参与的公众活动。人们不希望它消失，因为人们相信它，并不是相信五圣的传说，而是相信这样的活动会给他们带来归属感与幸福感。

三、农村宗教信仰的生成机制

星村已经形成以佛教以及民间宗教为主的信仰体系，基督教在当地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很强的挤压。这种信仰局面的产生，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解析，其不仅是村民个人选择的直接结果，还受到社会急剧变迁的强烈影响，同时，留存在居民心中的集体记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三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影响。

（一）个人的选择

星村村民选择宗教信仰有很多具体的个人原因。通过宗教信仰，他们可以满足自己的养老、治病、娱乐、与人交往、向人倾诉等相关的现实需求。同时，在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集体归属感这样高层次的需要就会迅速发展。而在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真空”的情况下，农民深刻体会到了某种孤立情绪与无归属感，强烈地需要归属于所在地区的某个群体，以此满足自己的心理、精神文化需要。而民间宗教开展的各项活动，正好迎合了信教人员社会参与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扩大了村民的交往范围，另一方面也满足了社区归属的需求。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说明，在同一个群体中的社会成员，群体压力会对他们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这一压力通过暗示、舆论、亲疏远近的转变对社会个体的思维与行为产生影响，其结果就是导致群体的从众心理，进而产生从众行为。在我国，农村地区主要以地理、历史状况为特点，以血缘关系为标准划分为相应的村庄单位，而每个村庄单位同时就是一个自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一旦感受到自己的观念和行动与其他人相异时，自然会出现心理紧迫感，也正是为了消除这样的感受，他们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更改自己的观点，或者调适个人的行为，以期和他人保持一致。当前，农村信教的农民，有很大部分是出于有利于家庭凝聚团结家庭的这种心理，导致一个家庭或家庭中大部分人信教，身边的人体会到行动相异的压力时也会趋于一致。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村民是为了与同自己接触交流较多的人保持一致而选择信仰宗教，这样才能有共同的沟通交流的话题。通过对星村多位村民的访谈，发现这些信教人员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在信教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更多的具有共同话题的人，且通过参与教堂组织的活动，通过和传教人员的沟通交流，学会了怎样与人和睦相处，尤其是尝试曾与自己为敌的人和睦相处。当然，由于教徒信教的盲目性、特殊性等原因也给周围不信教的人员带来了负面影响，有的教徒不分场合地向不信教人员宣扬信教的好处，这极容易引起不信教村民的反感，影响村民之间的正常交流。

（二）社会的变迁

马克思说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恩格斯也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研究星村的宗教问题，必须分析宗教信仰生成的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的变迁，宗教信仰状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改革开放逐渐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例如过分关注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文化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或者忽视社会主义的思想建设而发生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人的信仰危机与精神贫乏。市场经济拓展了星村村民的活动领域，把村民带入一个新的领域，给村民一种新的动力；教育拓展了星村的知识与信息来源，为村民提供了很多有利的知识与信息来源；现代化改变了星村村民的生活方式，并且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村民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基层组织的弱化让在现实中有困难的星村村民转向宗教这种形式的非正式组织；星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建设和娱乐内容仍然单调、贫乏，这就导致农民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却由于精神空虚而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的标准与要求，我们要关注这种文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在农村市场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不断冲击下，大多数的星村家庭逐渐开始出现分散化、小型化、两栖化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年人需要倚重教会的物质与精神力量而信仰宗教；大众媒体拓宽了星村村民的信息渠道，也改变了村民的思维方式，村民开始体会外面世界并产生了另一种追求的动力……条件与形势的深刻变化，也要求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宗教活动的空间与形式。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变迁为农村宗教信仰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与空间支持，新的技术手段被应用于宗教的传播，社会对宗教的宽容度越来越高，不会因为某个人信教就批判其是散播封建迷信，这也给农村宗教信仰的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意识到，农村宗教信仰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并不仅仅是村民的个人问题，因为教徒作为一个群体成为有力量的组织时，就必须认识与观察这个组织的利益诉求、活动机制，做好与之有关的引导与调控。因为，只要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相关事务，就不仅仅是个人层面关注的话题，它已经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三）历史的记忆

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宗教信仰不仅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破“四旧”的运动下更是遭到强烈的冲击与破坏。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状况说明，宗教并没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魅力。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１９８２）中指出：“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它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现代社会可以因为市场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变得日益世俗化，神职人员被迫还俗，教堂、寺院被拆毁等很多现象还曾在不久以前发生，然而，神圣世界彻底地从民众日常生活中消亡是不容易的。实际上，不管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与传统社会多么明显的差异，他们日常生活的宗教情结并没有完全迅速地消退。换句话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迁几乎没有对人类生活的宗教本性产生任何影响。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制造出全新的人类。宗教可能不是人类终极的归宿，但是，已有的宗教确实为个体寻求寄托提供了贴切的对象。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耕社会，农民在千百年来的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中，正是因为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与科学知识的极其缺乏，他们便对许多自然物象产生畏惧心理，并对其顶礼膜拜。对自然现象的畏惧，成为积淀在他们心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虽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宗教文化的惯性使得民间信仰等在星村村民中仍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与“乡愁”类似，民间宗教信仰也是对淳朴乡村秩序和村社邻里关系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正是因为农村对原有宗教的历史记忆使得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在星村并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星村的民间固有信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星村的老人是宗教信仰的主力军。只要社会环境稍微宽松，人们记忆深处的宗教情结就会发作，老人们还是会重操旧业，不仅心里有传统的宗教，还会付诸行动，他们会定期到星村的宗教场所举行相关的仪式。他们更自然地接受星村本地的宗教，并以此为宝贵的财富；在原有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他们不易接受外来的宗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将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视为异类，但总体而言在社会宽容度不断上升的条件下，宗教信仰不同已经不能成为矛盾的起点了。

四、结论与讨论：农村宗教信仰的未来展望

（一）鬼神消失了，但信仰依旧存在

我们的时代虽然是一个无神的时代，但却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在实际的生活中，当一套旧的意义与价值体系逐渐消解的时候，宗教就会成为人们苦苦追寻的新的精神寄托。因为人们在塑造自身的文化进程中，不仅仅要提出较为圆满的关于生命的解释，而且还要维系道德上的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回望历史与走向未来中获取新的认知，进而知晓自身的命运。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缺少像西方宗教场所那样的活动地点，人们还是会热情地建构自身的价值系统，人类自身“宗教性”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也就更为真实地被反映出来。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活本身也可以被塑造得具有宗教的意义。依据社会学的解释，宗教信仰选择的私人化是现代宗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正是宗教选择的私人化引发了宗教信仰社会化组织的多样性，组织化的宗教恰恰在这样的形势中没有消亡。尽管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有着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民间信仰，不过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信仰，而且不受形式的左右。农民愈来愈不太看重宗教的外在仪式，反而觉得确立心中的信仰是最为关键的事情，这样就使信众是相当自由与独立的，不再受组织的约束与限制，就信仰选择而言其实最终是根据个人的意愿来决定的。早在１９世纪，迈克斯•缪勒作为宗教学奠基人就认为“每个宗教定义，从其发生不久，都会马上引发另外一个坚决反驳它的定义。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关于宗教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实际上只是人们对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或对创造出来的神灵的信仰。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任何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生活的外在力量被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而由人脑幻想出来的，人间的力量在这种反映中，采取了超越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就充分地表明，神实际上是人性异化的产物，宗教的本质最终还是要归因于人的本质。宗教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生活中的产物，其最终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但是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与水平的上升，宗教的本质也就被人们认识得更为透彻。虽然星村的村民明知道送大暑、五圣庙有迷信的色彩，但是，只要到了节日的那一天，还是有许多村民被吸引参与进来。在大暑节的前半个多月，村里有专门的负责人来组织准备工作。村里的准备工作是慢条斯理的，表面上看似乎有些低效，甚至你会怀疑准备工作有没有在逐步地推进，但我们一定要对村民的自发力量有信心。因为，无论大暑节的各项环节有多么复杂，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只要到了节日的那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计划中的，都会按计划进行。这无疑表明，村民对待民间的宗教信仰，即便怀疑宗教本身的真实性，但也会将其当做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他们会人为地将传说演绎为生活的一种意义体系，而这个意义体系的内容是由村民自身建构的，他们将其作为自己的生活信仰与精神寄托。

（二）宗教信仰的嬗变：从迷信到信仰再到休闲

从迷信到信仰：过去农民对自然物象产生敬畏，相信鬼神的存在，这是典型的封建迷信。调研对象ＷＮ告诉笔者：“现在人们不把宗教活动看做迷信，只是当做自己的信仰或一种寄托”。在现代社会，宗教信仰逐渐成为星村村民精神寄托的载体，村民们将其作为一种信仰，而不去考虑宗教的传说、起源。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可以通过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活动为自身发觉新的发展道路。每个宗教传统都包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信仰遗产，尤其是拥有对他人的同情和对社会公正的追求，还强调人们相互之间的责任与对个人或团体的忠诚等基本价值。如果将宗教关切的价值不是仅仅作为某个教派的追求而是将其作为人们普遍的思想与理想而引入到公共领域中，为公共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宗教机构最终会收获人们的普遍尊重。从信仰到休闲：星村民间信仰的生活化与娱乐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ＪＬＣ说：“现在台州离得比较远的人都到这里来拜五圣庙。椒江区政府推广大暑庙会，也支持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居民的广泛参与使民间宗教活动具有了文化休闲的功能。在星村“送大暑船”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可能不相信这样的传说，平时也不将其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但是很多村民都向调研人员反映：年轻人有空的话也过来帮忙，来凑凑热闹。而在农村宗教场所观察之后就会更加明晰这样的认识：农村的老年人在这里聊家常，谈天说地，宗教场所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老年人的休闲场所。

（三）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共生

星村村民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完全的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加具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色彩，宗教信仰的选择也可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成为了村民精神生活的载体，成为了生活工具的一部分。星村村民甚至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没有了与宗教信仰相关的活动就像是没有了生活一样。在西方，宗教在个人主义被突出的背景下，逐渐演变为一种并非作为命运、而是被作为理性或非理性的意志选择问题而被讨论与接收，他们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那种密不透风的个人信仰，而把新奇变成兴趣的发源地，把自我的好奇与兴趣作为判断的标准。同样，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确定的关系，针对两者之间关系的高度准确概括在当前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难以出现的。不同的科学家有无宗教信仰或持何种宗教信仰，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把科学与宗教二者的根本要义（在每一个人都觉得很自然的情况下）同时予以承认也未尝不可，然后就是静静等待时间去应对矛盾与冲突。我们应该将追求一定的思想自由，与肯定人们的宗教需要结合在一起。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虽然在历史上有众多的冲突，但已经长时间地可以和谐相处，这种和谐可以为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稳妥安排。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包括在农村，人们彼此的宗教信仰不应妨碍相互间的交流，生活也并不在意你的宗教信仰，而更多地考虑你的人品。

作者：张红阳 李传喜 单位：中共台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