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生态农业论文

一、健全完善生态农业保护体系

农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具有基础地位，解决了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关系着近一半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自发调节可能会造成农业优势资源转向比较利润高的产业，导致生态农业的停滞和落后。政府建立保护生态农业的良好外部环境，可以保护生态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首先，明确中央政府的保护责任。加大对生态农业的财政投入，加强生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承担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地方无力或不适宜承担的支出，如大型生态农业保护工程、大江大河治理、重点农业科技开发项目等等。其次，明确地方政府责任。地方政府重点要建立生态农业科技培训推广机制，组织生态农业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保障财政支农的资金稳步增加，不得挪向他用。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农业市场秩序，依法打击危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确保农民的合法收入。再次，发挥企业支持生态农业的作用。对于一些大型涉农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引导金融机构给予贷款，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引导农业保险为生态农业提供保障机制，提高农业和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支持企业发展农业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最后，建立农民自我保护机制。发展农业行业组织，让生态农业经营走规模化道路。

二、创新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生态农业

信贷消费市场一定程度受流动性约束影响较大，而流动性约束的根源是体制约束。不合理利率、较多的行政管制形成了交易成本加大、垄断定价明显、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要充分调动农村居民信贷消费的积极性，需用金融创新化解流动性约束。农村信贷消费市场有巨大潜力。但由于传统消费的观念影响农村居民的信贷消费需求，加上农村消费信贷业务不发达，农户的收入预期不稳定等因素。多处农村地区的消费信贷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影响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一是加强宣传消费信贷业务，提高农村居民信贷理念。一般农村居民对新产品接受相对较慢，加大宣传农村消费信贷，让信贷消费的新理念一步一步深入农村居民的心中，改变原来“量入为出”的谨慎消费理念，让农村居民更多的了解信贷消费积极的一面，比如信贷性消费最重要的意义是放大个人的消费或投资能力，一笔100万元的私人资产可用于购买住房，也可以用于投资；一个有益的组合是，先购买住房，然后到银行抵押贷出款用于投资。对个人来说一笔钱办成了两件事。不但个人信用和私人财富得到了积累，社会经济发展也可从这种组合中获得极大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贷消费不仅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消费的同时钱还可以再生钱。二是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农村消费信贷供给。目前，农村的信贷金融服务并不完善，需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现有金融机构的作用。

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可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放宽信贷条件、向中国人民银行多争取支农的贷款等等；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中国地广物博，但自然灾害也较多，自然灾害给“三农”带来的损失较大，一方面减少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减少农村居民的消费。建议可以建立政策性较强的国家农业保险公司，与商业性保险公司有区别，不完全受商品竞争的影响，有些经营活动可以纳入政府的农业保障项目。三是结合当地农村居民需求，创新农村消费信贷产品。农村信贷消费潜力较大，需根据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如车辆消费信贷，主要是农村居民生活需要的小汽车、摩托车，生产需要的农用车、农用机械等，这些设备投资较大，许多农村居民无力购买。近年来的惠农政策开始对农村居民购买农机具予以补贴，但许多农村居民因没有启动购买的资金而无法享受优惠政策。车辆消费信贷的开展，能让推动这项惠农政策的覆盖面，促进车辆的消费，更好的服务于生态农业的建设。投入不足，有些地方一个村都没有一眼机井，风调雨顺时丰收，天旱天涝时坐等，农业保障基础薄弱。农村环境保护的各项设施建设投入缺乏。在许多村、镇一级地方几乎都看不到有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2]许多农村居民采用传统家庭养殖方式，一个小院鸡鸭满天跑，粪便随处可见。虽然现在有些农户开始学会开始畜禽养殖场，但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都是生活垃圾到处乱扔，房子周边的河道或池塘成了小型垃圾场，生活环境的杂乱极易滋生蚊虫等，诱发各种疾病。由于轻视环境保护，违法小作坊生产过程中，大量废水废气的排放，对生态植被造成波坏，对居民的健康造成影响。三是农业科技方面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县域生态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5%，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第一产业，生态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目前在生态农业科技方面，主要存在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科技支撑农业的能力弱。这些造成了湖南县域生态农产品始终在低端徘徊，在国际农产品竞争中也缺乏实力。

三、发展湖南县域生态农业消费的政策建议

湖南发展县域生态农业，用消费刺激生产，拉动经济快速发展，需处理城乡之间经济平衡，一方面“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分好蛋糕”。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重视生态农业消费、加大对县域生态农业的投入、创新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生态农业和发展农村金融租赁业务支持生态农业。

1.提高居民收入重视生态农业消费

提高居民收入，首先从加大农村贫困扶贫力度开始，中央在2011年底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后，贫困人口大有增加，以湖南为例，2012年有908万农村贫困人口，占湖南省总人口7179.9万人的12.65%。2012年，湖南贫困人口最集中、发展相对落后的大湘西地区经济增速偏慢，分别比长株潭城市群、湘南地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低1.4个、0.5个和0.9个百分点。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大湘西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要进一步加大武陵山区、罗霄山区等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扶贫工作格局。加强贫困地区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住房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进一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消费观念，重视生态农业消费。

2.增加对生态农业投入性支出力度

马克思说：“每一种商品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它能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状况”。增加对生态农业的投入，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市场，才能使老百姓有钱想花，有钱敢钱，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正向现代生态农业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需要政府给予农业加大投入性支出力度，才能保证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一是加大生态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是有效的农产品供给。加大生态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也是解决资源缺乏困境的必然选择。生态农业科技创新重点是生态农业科技的推广，需要有生态农业科技人才的支持。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差，工作环境不优，缺乏岗位编制等一系列问题，基层留不住高水平的科技技术人员。需政府下决心解决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坚持科技兴农战略，保证生态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大于财政经常性投入力度，逐步增加生态农业科研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例，推动生态农业科技从渐进发展到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增添新的活力。二是加强生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向提高生态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必须从生态农业基础设施开始抓起，关于水设施建设方面，重点是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水利工程的建设、发展节水农业，推广旱作节水技术。加快实施“沃土工程”。关于土地设施建设方面，大力培.公共支出滞后影响县域生态农业发展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也空前繁荣，县域农业公共支出不断受到政府和各界人士重视，财政支农和公共产品供给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屠宰税和各种提留、统筹的费用，上级财政重视通过转移支付来弥补基层政府财政缺口，农村义务教育在西部地区进行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等等。但长期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县域农业公共支出严重滞后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利于农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不利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容易形成不稳定的格局。一是县域农业公共支出供给总量不足抑制生态农业消费需求。中国经济发展重视发展城市和重工业的策略，形成了城乡二元公共支出结构，长期对农业多取少予，形成了县域农业公共支出供给总量不足，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各项消费需求，影响了农村经济长远发展。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影响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设施老旧、供给缺乏成为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的重要障碍，体现在水利灌溉设施、大江大河治理等等农用固定资产年久失修，陈旧老化，减弱了农村生产能力。同时农村“靠天吃饭”的意识仍旧很强，农业基础设

3.发展农村金融租赁业务支持生态农业

农村金融租赁不同于银行贷款，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服务，具有手续办理相对简便、金融租赁产品形式灵活多样，同时还款方式机动灵活，符合当前农产品由于受季节性和供需关系影响需要不同的生态农业生产资料的多变形式。虽然农村融资租赁业务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但由于农村金融租赁业务刚刚起步，市场还不完善，挑战与机遇并存，急需弥补市场不足问题。开展生态农业金融租赁业务，目前可以开展的业务有：

（1）农用机器设备租赁业务。比如播种机、脱粒机等大型机器设备，资金投入大，而且具有季节性的特点，一般规模生产，必须购买，但由于农村居民，有些个体户经营的方式，个人投资大型农用机器设备，占用过多资金，必然影响对农业其他投入资金。

（2）运输工具设备租赁业务。许多农户丰收后，大量粮谷需要输运，但购买运输车辆投入太大，不少农户希望能以租赁的形式租到运输工具，方便运输。

（3）辅助农业生产资料租赁业务。如农户丰收后，粮食苦于没有存储仓库。夏收时节，突遇大雨，晒谷场上的粮食会遭受损失。金融企业或者相关部门可以开展提供闲置房屋作为仓库出租和开展防雨布租赁业务。

作者：唐琼 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