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歌的审美艺术论文

2021-05-25 3389 审美艺术论文

一、戴望舒的简介

诗人戴望舒的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学营养主要是,当时流行的欧洲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1923年夏,他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开始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和浪漫派诗人雨果等人的作品,后与施蛰存创办《璎珞》旬刊,并开始正式发表诗作。1928年成为水沫社和《现代》杂志的作者群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之后又赴法国、香港求学,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本侵略者以抗日罪名下狱,数月后获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他再度回到上海教书,1949年春北上至解放区,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0年2月28日,年仅45岁的戴望舒与世长辞。他一生收录成辑的诗作仅有93首,先后出版有《我的记忆》(1929年)、《望舒草》(1933年)、《灾难的岁月》(1948年)三本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后由作者合编为《望舒诗稿》于抗战前出版。此外,戴望舒还有一些集外诗作和研究古典小说的文字,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在译介法国和西班牙文学方面作出过成绩。

二、诗歌的感情至上

戴望舒的诗歌感情色彩比较浓厚,诗情是戴望舒的核心思想,他理解为“自己的情绪应该通过诗来表达,让人理解为一种东西,诗情是新诗最重要的变化,字句不是最重要的。因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它的诗很注重情感的表达,所以与浪漫派的诗人相同,但也有区别,他的诗歌不像浪漫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情感,而是通过真实经过想象而得来。不仅通过自然、清晰、朴素的表达达到美学原则,还重视联想的作用。虽然想象的作品很多,而且存在许多的诗人,但是由真实在通过想象而来的作品是少见的,正好体现了象征派诗歌的特点,从而为通往象征派的境界提供了方法。戴诗“由真实经过想象”所产生的诗情一般有几种契合方式,物物的契合、物我的契合、生活情绪和政治情绪的契合。例如《款步》是典型的物物契合方式,“这里,鲜红并寂静得,与你的嘴唇一样的枫林间,虽然残秋的风还未来到,但我已经从你的缄默里,觉出了它的寒冷”,诗中表达的是从女友的沉默中察觉出枫林的寒冷,是想象的真实体验。还有其他的形式,如《乐园鸟》、《古神祠前》、《我的记忆》、《夕阳下》等则是主体与客体、物与“我”契合的诗歌。又如“远山啼哭得紫,哀掉着白日的长终,落叶却飞舞欢迎,幽夜的一角,那一片清风”(《夕阳下》),诗歌将客观的外物与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通过自身的情感,将自然风景的结合,表达出神游自然天地间时情与物融,使外物也浸染上作者哀伤沉静的主观化痕迹。如《我的记忆》的主体在诗人的想象幻觉中脱离主体而化为酒瓶、花片、粉盒、笔杆等缤纷事象,其实是诗人心灵的客体化。第三种的大情与小情的结合,所占的比例也很多。如《雨巷》主要描写的是一个青年失恋的苦恼和悲伤,但是实质上是表达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理想不可能实现的失望,还有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另外《单恋者》、《烦忧》也都沟通了个人的内心波动与时代的血雨腥风,达到了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的沟通与复合。下文将分析戴望舒诗歌创作转向的三个阶段。

三、爱情主题

戴望舒诗歌创作中爱情主题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与他早年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直接的爱情诗如《不寐》、《我的恋人》。将其他人生感受与爱情体验结合在一起,如《雨巷》。初恋的影响使他写下了《路下的小语》、《林下的小语》;由于对爱情的渴望和执著,他同样写下了《百合子》、《八重子》、《村姑》;再后来出现的感情不和,写下了《过时》、《有赠》;最后婚期的推后,导致其诗中出现孤独者的形象。爱情和他的梦想是诗集《望舒草》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其最重要的声音。戴望舒不仅表达着爱情的甜蜜和忧伤,还将深刻的传统文化融入诗歌之中。诗人所描写的爱情不是那么的很有激情、高昂,并不是像许多诗人那样对爱情表达热烈,而是对爱情的描写非常隐讳、朦胧含混、欲说还休,表现出一种古典的情趣,不像现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对于爱情的开放,而像古代的士大夫那样的含蓄、内敛。所以这个意义上,戴望舒的爱情诗中的情感表达还不如“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派”彻底,传统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文化心理始终在他心中存在。因而戴望舒诗中的爱情不是男欢女爱的表达,不是惊天动地式的表达,而是一种对自我情感细细的流露,爱情是一种优雅的感情,也同样是多情、感伤的自我形象的体现。对于爱情的情感态度在戴诗中同样是比较传统的,爱情就像是一块不容亵渎的神圣领地,在其中依然可以看出寻求着爱情的永恒;爱情的表达方式不像其他的诗人那样激情、奔放,而是像大家闺秀那样的含蓄,体现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方式。无论是眉目传情中的微妙快感,还是争吵碰壁之后的哀伤,都是体现的是一种甜蜜的忧伤,让人联想到对月饮酒哀伤的传统书生。所以,在其诗中看到的人物不仅具有古典性格的多情才子,还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的性格,这也为后来诗歌创作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四、忧郁的主题

在经历过早年的对爱情的追求后,现实生活的影响逐渐使他失去了激情。因而诗歌的创作发生了转向,即他的诗歌创作的主题已经由爱情转向为对自己现状的忧郁与伤感。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戴望舒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上海,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就有都市化的影子,表达的情绪也是关于都市的。在现实中,因为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失败,即使是在绚丽多彩的都市,戴望舒也对其失去了期望。这就使他对于理想、存在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瞬间浮华的现代都市色彩和孤独忧郁的情感基质。所以诗歌转向为孤独和忧郁的主题,戴望舒的诗中很少直接对都市的繁华景观和现代生活作近距离的观察和表现,即使有些关于大街、酒场、舞会、妓女等都市景观的描写,但是总把都市的浮华与个人的忧伤形成对比。如《单恋者》中,诗人描写的是黑暗的街头、喧嚷的酒场、妓女的媚眼,“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在烦倦的时候”踌躇在“暗黑的街头”。还有在《昨晚》中,诗人描写了“一次热闹的宴会”:“零乱的房里”,摆放着来自巴黎的“粉盒和香水瓶”,残醉的洋娃娃“撒痴撒娇”,跳着“时行的黑底舞”。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并没有参加晚会,而是以一个第三人的角度去描写的,从而想象宴会后的凌乱场景想象了这幕都市夜晚的狂欢。在诗歌中表达的是对于都市浮华的短暂和永恒的人生的悲凉之间的感慨和感伤。而《百合子》、《八重子》、《梦都子》则分别描写了三个在异国都市中的日本妓女。百合子描写的是身处于“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却怀有“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茫然地望着远处”,“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从里”。“八重子是永远地犹豫者”,描写的她总是“萦系着渺茫的相思”。梦都子则是把口红、指爪“印在老绅士的颊上,刻在醉少年的肩上”,不仅会“撒娇”,“放肆”,还有“忤逆的心愿”。这三个身处他乡的女性在欢娱的背后藏着对家乡的思念与自身状况的忧郁。这不仅体现诗中人物对于家园的思念,还体现诗人自身的难以排遣的情结。

五、悲愤的主题

个人的忧郁并不能得以排遣,新的危难却到来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再一次发生转向,此时的诗歌主题已经不能在沉迷于自身的忧郁与悲伤之中,更多的是描写社会的危难和民族存亡的愤慨之中,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开始觉醒,不再始终停留在对自身感情的表达,更多的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民族的安危迫使每位诗人不得不在自己诗中呐喊,同样戴望舒也不例外,戴望舒从告别“雨巷”情绪,强烈的现实情感使他写下了与人民共悲欢,为民族担忧的悲壮诗篇。戴望舒悲愤的诗作以《元旦祝福》为基础,逐渐进入新的“生命的春天”。《元旦祝福》写于1939年元旦,诗人高亢的语调向祖国的大地和人民发起号召,表达了不可动摇的理想和信念:“血染的土地,焦烈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每个字就像一颗颗子弹,飞向敌人的身体,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诗人现在突破了象征的晦涩和朦胧,表达出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的作风。《我用残损的手掌》写于1942年7月,发表于1946年,它标志诗人的创作达到了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高度。这首诗的构思奇妙、想象丰富、情感丰沛、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诗中写作者用残损的手掌触抚祖国地图,一面向侵略者发出血和泪的控诉;一面又思念着祖国大地,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里,呈现出一派昌明灿烂的图景: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边,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儿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除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诗人在日寇盘踞下的香港,身陷囹圄,诗心却穿越层层阴霾暗夜,与广大革命人民跳跃在一起。诗人对解放区“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并发出“永恒的中国”的深情祝福与呼唤,说明他的爱国情感已与祖国的解放事业息息相通。《等待(一)》、《等待(二)》这几首诗更是用血和泪铸就的现实主义的辉煌篇章。《狱中题壁》写诗人倍受敌人的折磨而斗志弥坚的崇高气节:如果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在《等待(二)》这首诗里,作者写道: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坚贞不屈的灵魂。诗中那铿锵有力的诗句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在那抗日艰苦的年月,诗人从一位忧郁伤感的现实派转为坚强不屈的现实主义战士,将自己爱国的情感融入到诗歌之中,用自己的激情为祖国和人民呐喊。与以前的作品大为不同,以前是表达自我的感受,现在主要的是表达对祖国的关切及对民族的担忧之情。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都有不少的变化。题材已经由忧郁的个人情感转为忧国忧民的情感,个性更加的突出。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反映抗战的内容,写作时间早于《坚壁》一年。却没有把生活素材简单如实地搬到作品中,而是运用比喻、象征等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把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它不仅具有生活的真实,而且更具艺术的真实。这和戴望舒一贯追求艺术美是有内在联系的。戴望舒一踏上诗坛,就反对那种直白浅露的诗,他认为诗歌首先应该是诗。“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虽然戴望舒的诗歌数量不多,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其诗歌创作转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创作出很多优秀现代诗歌,开辟了新的诗歌道路,不仅描写个人的生活情感,还将自己的创作与整个社会的现状结合,由于不同的时期发生诗歌的创作转向,其风格在整体上呈现出早年的感伤、孤独、哀怨消极风格到后来的悲愤、忧国忧民的风格上来,从而将诗歌象征主义现实化,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给中国的诗歌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