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的思考

二、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的三个维度

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是包括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和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这里涉及到了作家、批评家、普通读者、商人、新闻记者甚至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笔者认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需从文学自身、文学史和文学接受的三个维度中去把握。

第一，文学自身的艺术品质。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诚如布鲁姆恪守审美自律的文本解读实践一样，那些具有某种强烈的艺术魅力和诗性内涵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具有标新立异价值的作品往往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基础。毕竟凡是被划入经典行列之作，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人类共通的道德理想和独立的审美品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强烈的心理共鸣。这是其在一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经久不变的恒态品质。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语境与文化权力都变动的情况下，还能被列入经典。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当时每年发表的作品数量很多，可只有《红岩》、《创业史》、《百合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少数作品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这显然不是仅仅用意识形态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这预示着在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和标准。这一规则和标准首先应归于经典的审美性和原创性，经得住时间考验。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后总发行量已逾500万册，并被译成近20种文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红色经典”的热潮中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话剧和歌剧。在《青春之歌》的经典化过程中，其运用的创作模式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学者将这种创作模式概括为“出走”模式、“绝处逢生、英雄救美”模式、“革命+恋爱”的“三角恋”模式和“寻父模式”。这些模式的成功运用，实现与传统模式的完美嫁接，并与观众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及亲和力。当然，尽管这一系列模式的运用成为这些作品获得重获新生并成为经典的重要的内在因素，但是作品自身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独立品质才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沈从文的《边城》问世70多年以来，其评价不断变化，构筑其经典地位的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其审美价值的再发现、再阐释和再估价。在《边城》经典化过程中，其具备的审美特质、原创性风格显然是永恒的，而这又恰恰与“文革”结束后文化反思、历史寻根和其后商品化大潮中遭遇的人文困惑相呼应。正是这些具有相似性的历史处境和审美心理，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使得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边城》之美进行再解读，而每一次发现又各有特色。罗曼·罗兰指出，“在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科罗斯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潮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命运相汇合，另一股则蕴涵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又给诗人们和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荣”。所谓“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永久的光荣”即指经典具有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因此，作品生产过程本身就体现出“经典”具有的历久弥新的力量和艺术价值所在，而且这种持久性力量越强烈，作品的经典化程度也就越高。

第二，文学史的话语规约。文学史将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编撰成册。只要文学家及其作品在所处时代中产生影响则必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久而久之就会在史家的描述与流传中成为经典。因此，文学史撰写关涉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在文学经典化的推动中至关重要。一方面，文学经典的确立决定着文学史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成为建构文学史的关键性依据;文学的经典化历程构成了文学史的构架和血肉，推动着文学史不断被阐释和重写。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成为文学经典的历史。另一方面，文学史对于文学经典进行的阐释和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经典的每一次诠释都是再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每个时期的文学经典的秩序，终需在文学教育及文学史编撰中有所体现，以实现文学经典的合法化。排名前后的不同，书写篇幅的多少，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程度息息相关，与经典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相关。”因此，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通过书写文学史的教科书和各种选本选刊实现，这些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传播效力和评价效力，往往是读者接触当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存在具有两种意义:“一指文学在历史轨迹上的发展过程，属于过去时的空间;二指文学史以叙事体(narratives)形式的具体呈现，属于现在时的描述。”在其第二义上，文学研究者享有挑选文学史的叙事对象及其叙事方法的权力。在建构当代文学新秩序中，这种选择的权力往往体现的是公共话语和“集体意识”，甚至是一个时期国家权力意志运作的结果。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缓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及至后来唐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均是政治话语规约的表现。而经过这些文学史家的努力，文学史的合法规范建立起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经典地位被确定下来，左翼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得以巩固。同样，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山药蛋”作品在文学史中被树为经典，无疑也体现出政治权力的运作，显示出文学被政治调遣、使唤、支配的过程。可以说，文学的政治化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文学的发展中，它与文学的情感诉求共同构成文学内容表达的两极，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主流话语权力左右下的经典受制历程。所以，文学史经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了改观。随着新文学史观的提出，逾越政治意识形态，注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风格多元化，新文学经典的阐释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如重新排大师，重视过去遭受单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湮没的作家如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文学史的撰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

第三，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接受美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作家和文本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不仅取决于作品自身和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还离不开文学接受，包括读者的审美趣味、文学传播和消费等。读者是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一部作品是否获得社会认可，关键是能否拥有足够数量的、愿意继续读下去的读者。不同时空中的读者的阅读接受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过程和试金石。某种程度上，读者的阅读接受对经典有着最终命名权。例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是因为与不同语境下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契合，才逐渐被遴选出来，在不断阅读中被塑造为经典。同样，新时期以来为精英批评家所不看好的金庸武侠小说，其“经典化”历程无疑得益于读者的痴迷和喜爱，即顺应了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不同职业、年龄、身份的读者群的接受———继而被评论界所看好，从文学史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慢慢被学院体制接纳，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1962年之前，尽管金庸已创作了《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但远未达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后来，随着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尤其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大陆的热播，金庸小说在大陆的接受史有了新的开端，其过程日益精彩，在20世纪90年代被确立为文学经典，并由此引起文学研究者开始深入思考“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排斥的武侠小说等边缘体裁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视金庸作品的经典化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延续。当然，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还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及其价值取向的转变和学界对文化体系进行的重构。就文学传播和消费视域下的文学经典而言，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画册、影集等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否定传统、消解历史、信奉断裂颠覆了经典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艾布拉姆斯所谓“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经典内涵已经被媒介化、虚拟化、图像化取代。作者成为生产者，文本成为商品，读者成为消费者。文学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严肃，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被改头换面推向市场，甚至成为商人们赚钱的高雅手段。文学经典具有的一元中心的价值观和权威性根基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构，学界弥漫着一种去经典化思潮。文学经典的媒介化发展应该说体现了现代性的世俗要求，惟其如此，一些在今日文化图书市场上受到大众读者欢迎的经典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的作品成为畅销书;那些获得主流文化认可的作品，如《长恨歌》、《白鹿原》、《尘埃落定》、《檀香刑》等经过媒介的运作，也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理所当然被大众读者奉为经典。故而，就文学经典及文学传播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来看，文学的经典化与通俗化是可以通约的。这为文学经典的内涵发展拓宽了道路。

三、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文化也遭遇后现代的消解，当代文学经典化遭遇深刻变革。

第一，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变化，无论是意识形态遮蔽，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发生松动。这使得当代文学情况复杂，经典化标准时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无权无势的草根阶层希望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规避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压制;一方面，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厘定一定的标准，用意识形态来指引文学创作，强化官方的立场。“当代中国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旋律式的官方经典标准，民间通俗性标准与文学精英性标准，此三种标准一直在并行存在中纠缠不休。在彼此相互制约的努力中，时常使作品成为‘四不像’的东西(比如，民族国家叙事看似是当下唯一可通行的叙事准则，然而，在《亮剑》等较为出色的主旋律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三种经典标准的激烈冲突)。”这就造成文学场域的核心标准变化多样、反复无常，失去了应有的作为经典存在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纯文学”概念重新成为文学观念中的流行词汇。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纯文学”的张扬显示“去政治化”的文学自足性和对审美性、形象性的追求。“纯文学性”口号的重新提出，在文坛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当然，经典也并非单纯意指“纯文学”概念，它仅仅是摆脱当代文学曾有的极端化政治形态的一个不得已的策略。

第二，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针对文学经典的社会政治约束及其文化根基因素，近年来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和重新排大师，以及对原先被奉为经典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红色经典”等进行重新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受到挑战，文学的审美性得到加强，显示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之中。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激发了自身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在为文化提供多种养分的同时，也遭遇后现代的消解。尤其是国民对经典的渴求不如从前，逐渐疏远传统的经典。在高校，讲授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课堂比从前冷清得多，大学生忙着可以解决就业压力的各种课程和证书，无暇也无心整天阅读不能帮他们找到理想工作的名著。此外，市场机制下对利润的追求使各种文艺作品良莠不齐，祛除了文艺的内在意蕴和超越意义，大话经典、戏说经典、恶搞经典等颠覆式改编动摇了经典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当前文学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文学经典的焦虑与危机感加强。200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声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中国文坛刺激甚大。这些无形中加大了作为动态的文学经典厘定的难度。于是，如何确立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建构标准，进而扒梳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就成为以新的视角审视和评价当代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第三，文学经典的继承与发展。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拓展不断超越的动态过程，它处在读者与文本、历史与当下、文学与政治等关系的碰撞对抗中。如雪莱曾认为:“我尽量避免摹仿当代作家的风格，然而，无论什么时代，同时代的作家不免有一种相似之处，这种情形绝非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总少不了要受到所处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文学经典的每一次大幅度调整和意义的不断阐释，都意味着经典在历史长河中接受检阅，提升或者被淘汰，正是这样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抗建构了经典，并使之长久不衰。在这一过程中，注重文本的审美积淀、历史语境和当代性可以有效实现对经典的动态考察，即在经典建构过程中，既要注意文本的原初价值和接受者的选择、阐发和利用，使新的审美判断不断被注入文本中，经典的内涵越发饱满;同时又要兼顾经典生成的历史语境、客观境遇和特定内涵，在历史和当下中分析和判断经典的存在价值。当然，读者的当下性选择和经典的历史性价值存在内在的张力和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要求读者在面对历史的同时能融入当代，在动态的张力中实现文本的经典化历程，使得经典的意义无限开放，流动不居。因此，对经典的未来和未来的经典，我们都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我们要直面困境和建构难度，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缠绕的悖论化语境中，确立经典共识，维系经典系统具有的谱系性价值。如针对近年来有人宣称文学终结和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情况，有些学者则坚信:“只要有人还在执著地思考着人生、社会、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命运，只要有人依然用语言文字的形态作为思考表达这一切的方式，那么，或许在文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后，经典的文学作家作品才会凸显出来。”文学的黄金时代也许已经让位给了各种新兴的媒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过去了或者就要过去，因为，理论上说只要个体、社会、人类的存在与命运依然在被人关注和思考，文学就会永不消亡。这一切，预示着文学的经典化仍然处于动态的交织之中，处在生成的途中。

作者：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