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医药文化交流综述

1民国背景下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3个阶段

1.1民国初期

民国初年，西方思想文化成果已经大量涌入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歧视和排挤。1914年，袁世凯提出了“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主张。汪精卫也极力提倡“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及旨在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4］60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也鄙视中医药学，将其斥之为文化糟粕和骗人之术。对此，福建中医药界不断掀起各种自强自救活动，不但积极开设中医学校，还办报办刊宣传中医药文化，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作出努力尝试，以此延续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但是，西方医学在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还是使民众降低了对中医药的认同。于是，在福建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变化的情况下，中医药界面临着发展困境。与此同时，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也出现了新变化。民国之初的台湾仍由武官总督统治，但日本在台遭遇的武装反抗次数已大大减少。因此，1919年后上台的文官总督们，推行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既受过中医文化又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师，台湾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便藉此机会开始探索挽救中医药文化之道。当时以杜聪明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以西医学方法研究中药以及进行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理念，力时，闽台间的走私贸易就是以从台湾进口白糖、煤油、毛料和向台湾出口中药材、白银为主。福鼎的秦屿，福安的赛岐，连江的黄岐、马祖，长乐的梅花、樟港，福清的高山、海口，莆田的南日岛、平海，以及漳、泉、厦等地方港口，成为闽台走私贸易地点的不下百处，每天走私船只的数量有几十艘，每月交易的贸易额有400～500万元之多。［13］325如此庞大的贸易量中，中药材贸易量的比例绝对不低，由此确保了当时闽台中医材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从以上的2大变化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是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变轨期。原先由福建主导交流内容及发展态势的局面已经改变，台湾的内部环境变动和社会需求则越来越成为两地中医药文化交流程度及内容的决定因素。

1.2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9月，武官总督小林跻造上台，此后不久便在台湾全面开展“皇民化运动”，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是在精神层面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改造台湾人成为“纯粹的日本人”，以供日本所驱使和榨取，甚至成为侵华战争的帮凶。在这精神异化的过程中，中医药文化，必然成为日本殖民者的眼中钉。1933年由台湾汉医药研究室主办的《台湾皇汉医报》（后更名为《东西医药报》），便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被迫停刊［5］3。在中医药文化无法公开传播的同时，就连中医执业也受到严厉限制。1940年台湾公开的中医有132人，到1942年仅剩97人［12］1331。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建中医要继续前往台湾行医就难上加难了。更何况在战争的状态下，日本殖民者戒备之心较之前更甚，对中国人在台湾活动的监控更加疯狂。因此，在台湾开展闽台中医药人员互动的可能性近乎为零。但战争并没能完全阻断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生存之路，由于不少台湾西医被调往战争前线，岛内西医药品也很缺乏，故民众在患病时，虽不敢公开求诊于中医，但却多半会用中医验方，求助于中医手法治疗以及服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中药。因此，台湾中医药文化虽无法公开传播，但其民间基础和社会需求仍然存在，这也就为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延续保留了前提条件。不过，日本侵华战争却对闽药入台造成严重影响。抗战期间福州、厦门两大港口被日军封锁，福建的对外贸易被迫转移至三都澳、石码、涵江、海口、沙埕等港口［14］60。尽管中药材仍是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内容之一，但出口台湾的中药材数量仍不可避免的减少，由此造成1938年的台湾中药材“仅有少数进口，予中医一大打击。中药高涨，行医困难”。到1940年，台湾本地中药商已经减至1681人，在台经营的大陆中药商只有14人［12］1335。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和中国全面抗战的展开，又一次改变了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严重抑制了双方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此时，在全民抗战热潮激励下，闽台中医药界涌现出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其中定居厦门的台湾中医翁炳南，便在著名闽医吴瑞甫拒绝充当卖国贼而被日本人追捕时，竭尽全力帮助和掩护吴瑞甫出走新加坡［9］195-196，以示爱国立场。而在台定居的福建中医陈景岳则利用1937年日本人强迫他组织“新民公会”并出任总干事之机，暗中联络台胞，准备起义，报效国家。但1944年不幸事机泄露，被捕入狱，在严刑拷打之下死于狱中［8］287。在抗战期间，像翁炳南、陈景岳这样的中医药业者在闽台两地还有不少，他们或积极参与赠医赠药的爱国活动，或利用行医治病的机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这些行动是对抗日斗争的支援。在共同抗日的过程中，闽台中医药的从业者们实际上是在继续着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只是交流的内容已不仅限于医药学的知识和技术，更多的是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和理念。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特点：物质层面的交流严重受阻，精神层面的交流则获得全面升华。

1.3台湾光复时期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祖国，与福建分割的历史结束。但相比于福建，光复后的台湾所面临的战后重建任务非常繁重。接收台湾的陈仪政府不仅要重建因战争而几近破产的台湾社会经济秩序，还要解决由于50年的殖民统治而留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台湾民众的文化归属感，使他们重新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氛围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中医药文化由于殖民统治者的刻意歧视破坏，已是岌岌可危。当时不仅在学术上后继乏人，就连民众对中医的认同感也不及西医。因此，要将台湾中医药文化恢复到可与福建对等交流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更严重的是，光复后的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同样对中医抱有偏见，不许中医单称医师，只能称中医师，采取明显歧视中医的政策。1946年台湾卫生署在组织台湾中医师考试时，就要求应考者必须拿出已从事中医3年的证明这一苛刻条件［15］5，同时还以西医为考官，这些都抑制了台湾中医药界重振中医药文化的信心。不过，在1946年9月创刊的《台湾国医药报》，接续了原先在日据后期被禁的《台湾皇汉医报》大力宣传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界发展讯息的风格，尽管该刊于1947年6月停刊，却依然成为台湾中医药界努力振兴的证明。在此期间，福建中医药界在自身努力复苏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台湾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工作中。由于闽台有着血缘、文缘、法缘的天然联系，主政台湾的陈仪又曾担任过福建省长，所以在台湾重建的过程中，大批闽籍官员、技术人才以及相关人员被调到台湾任职，其中就包括了中医药人士。如1940年受聘为福建省东山县中医公会执行委员的著名福建中医许汝南，就于1946年担任了台湾省台南市中医公会会长，在台湾寓居台南市三顺桂林堂药铺，人称“国内医生”。后于1947年回到家乡［16］282。但1946年风云再起，中国也又一次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到了1949年下半年尘埃落定之后，台湾海峡却不幸再度成为隔绝闽台两地的天堑，不仅闽台两地医学人员无法互通，中医药学成果难以交流，就连福建的中药材也只能通过香港、东南亚的间接贸易才能到达台湾。因此，在近代百年风云中从未断绝过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历程，却在1949年的下半年戛然而止。

2结论

2.1任何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都需要以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前提，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同样如此。在民国背景下，闽台两地的历史境遇都投射到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使其呈现出曲折的变化。而这样一种与中国历史大环境起伏相一致的状态，恰恰强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中医药文化所共有的中华文化属性。

2.2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是闽台两地社会发展的具体需求。中医药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更是一种植根于大众、植根于社会的文化形态。因此，民众的接受程度是中医药文化的生存、发展、传播的关键。正是由于闽台社会历史上所形成的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使得中医药文化在屡遭冲击、压制的情况下，民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中医药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保证了两地中医药文化的生存和延续，推动了闽台中医药人员、药材以及其它中医药文化元素的双向流动。总之，福建中医药文化与台湾中医药文化在民国背景下，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流和互动。从两地的艰难互动到交往热度的上升，再到1949年后的两岸隔绝，可以说民国时期闽台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历程，正是海峡两岸关系史的缩影。今天，随着海峡两岸往来的不断升温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会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谱写新的篇章。

作者：陈韵 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思政部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