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佛教石刻对五代楷书的影响

一、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的发展

至隋朝统一天下，在历代帝王的倡导下，佛教重新获得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虽然经历了朝代更替，安史之乱，唐武灭佛，黄巢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但是相对于其他历史阶段，佛教在这一时期还是达到了鼎盛阶段，并一度超越印度，使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主要表现有:大量建造寺院、广泛招纳僧尼、整理翻译佛学经典、凿刻石像佛经经幢等。

二、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类石刻的发展

首先，佛教类石刻的数量迅速增多。根据《隋唐五代石刻语料库》的统计，本时期的佛教类石刻拓片共有797张(每张为1方)，其中，隋代75张，唐代687张，五代35张。由此可见，随着佛教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徒投身到佛经石像的刊刻中，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佛教类石刻文献资料。其次，佛教石刻的类型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根据《隋唐五代石刻语料库》统计，隋唐五代时期的石刻类型主要有:庙碑、功德碑、墓志、砖志、碣、造像记、柩记、题记、墓记、造桥记、塔记、投龙记、造义井记、写经记、开石室记、麻姑仙坛记、斋醮记、报德记、游石桥记、龙泉记、浯溪记、墓版文、题刻、磗刻、题名、塔铭、龛铭、造浮图铭、序、诗刻、游仙篇、经幢、买地券、石经、勅内庄宅使牒、镇墓文等36种。其中涉及到佛教的种类主要有:造像记、塔记、题记、塔铭、龛铭、写经记、造浮图铭、序、经幢等9种。有关佛教的石刻，在六朝时期只有以造像记、摩崖为主的几种简单类型。而随着佛教的逐渐兴盛繁荣，佛教石刻的类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表述形式。在隋代，佛教石刻除了造像记(樊尚造像记、姚长宽造像记、董晖宝等造像记、韦载造像记等)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舍利塔(下)铭。例如:岐州凤泉寺舍利塔下铭、信州舍利塔下铭、邓州舍利塔下铭、金轮寺舍利塔铭等。到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状态。当时众多的佛教徒及其信仰佛教的平民百姓都十分相信:把陀罗尼经刻写在经幢上，经幢上的灰尘被吹到人身上，或者经幢的影子映到人身上，都可以使自己脱离苦海，死后免入地狱之苦，托生西方极乐世界。至于造经幢刻石经，那更是功德无量的美事。于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佛教石刻便应运而生，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第三，凿刻或者捐刻队伍庞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隋代大业元年出现了一方《李渊造像记》，是李渊为儿子李世民祈福所造。大唐及五代出现的经幢并序皆为达官贵人撰写凿刻，甚至皇帝都亲力亲为，如唐太宗撰文，褚遂良书写的《三藏圣教序》、《三藏圣教序记》。由此可见，当时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异常重视佛教石刻，竞相撰刻碑文。上之所好，下必趋之。这一时期不仅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墨迹刀痕遍布全国，而且黎民百姓祈福免灾的造像刻石也比比皆是。据统计，本时期下层民众凿刻的造像记多达285种，如隋代的《刘洛造像記》、唐代的《大申优婆夷塔記》、五代的《高四娘造像記》等。

三、佛教文化对石刻楷书的影响及表现

与佛教石刻的发展相对应，记载佛教的石刻文字内容也由原来的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由原来单纯的记载民众的祈愿希望以及捐造者的名字发展到以刻写佛教经典著作、长篇赞记为主。内容的增多和官方的参与，致使记载佛教内容的石刻楷书更加工整、正式，有的甚至成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摹的范本。例如隋代仁寿元年制《大隋岐州岐山县凤泉寺舍利塔下铭》此铭中，楷书字体已相当成熟，刻工甚精，字体工整大方，开欧虞楷法之先河，以致后世习者对此拓本玩之不倦。其次，新造字大量出现。佛学经典本为梵文，入主中原之后，要被翻译成汉字，才能被社会民众所接受。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佛学翻译家，如玄奘等。佛教经典的翻译，特别是经幢的流行，使得很多的佛教词语在汉语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汉字，于是出现一批新造字。这批新造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原来的汉字左边加一个构件“口”，如“啰、喃、唎、哩”等，均见于唐会昌二年《文鉴等造陁罗尼经幢》咒语中。根据调查，这种方法产生的新造字有12个:啰、喃、唎、哩、噪、呗、喇、囕、囇、嚩、嚧、嚟，均出现于佛教咒语或者塔铭中。对此陈原先生曾经指出:“汉唐时期因佛教的传入，大量从梵文中‘引进’了借词。大量的佛教词语的表示方法。借词所用的汉字往往在原来的汉字左旁加一个‘口’这个‘口’表示这个汉字是音译的借词。汉字系统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它在创造新字时只能采用一种指示符号(例如“口”、“气”)加在原来的汉字上作为偏旁，顺理成章，符合汉语的造字法。”一是在原来汉字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表义构件，如“跏”，见于唐大历六年《同光塔铭》“结跏趺坐”;“袈裟”，见于唐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国碑》“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其中“袈裟”二字的书写形式与今天简化字中的形体已经完全相同;“砂”，见于唐天宝二年《园济塔铭》“在身心为砂界含生”;“矖”，见于后唐长兴三年《懐州竖立生台记并经幢》记载的“佛顶尊胜陁罗尼真言”中;“橖”，见于隋仁寿元年《古宝轮禅院记》“下基起木塔甘橖”;“攞”，见于唐大历十三年《明觉寺尼心印记》“一切如来心真言”中;“嶪”，见于唐景福元年《悯忠寺重藏舍利记》“中有宝阁，横云嶪虚”;“塑”，见于后唐同光四年《行钧塔铭》“复立殿堂，兼塑佛事”。共计9例，均为翻译佛教用语而新造的字。大多为音译梵文。

在当时的一些非正式场合，佛经中的一些音译词会被刻写得不太规范。特别是刻写造像记时，涉及到佛教词语经常使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刻写。例如，以“卷”代“眷”，《隋权苟造像记》:“愿见在卷属，及国土众生，普同成愿。”《唐韩弁智造像记》:“合家卷属，同登正觉。”这两例中“卷”本应“眷”，却用“卷”代之，是因为二字音同而发生替换。因为“卷”为膝曲之义。“眷”为亲属、眷属之义。二字的意义完全不同，但均为见母线部去声字。根据调查这两个字的替代现象仅出现于石刻造像记中，其它内容的石刻材料和传世文献中均未发现此用例。以“脑”代“恼”，《玉篇·肉部》:“脑，奴到切。头脑也。”《广韵·晧韵》:“恼，懊恼。”二者意义并不相同，而“脑”、“恼”均属于泥母晧部上声字，两字声韵调全同。《隋韦载造像记》:“为亡父母，离苦超凡，降生人间，扫除烦脑。”“烦恼”本是佛教用语。陈义孝《佛学常见词汇》:“烦是扰义，恼是乱义，能扰乱众生身心，令使心烦意乱的见思惑，叫做烦恼。”这里本应作“恼”，却以“脑”代之。此类替代在其它的文献中均未发现，当是石刻造像记中特有的现象，例文中将头脑的“脑”写为“恼”是音同而替代。另外还有诸如:以“区”代“躯”、以“菊”代“鞠”等等也是仅仅出现于造像记这类石刻文献中的同音替代类用字现象。笔者曾对这一时期石刻楷书用字中的同音替代现象进行过调查并撰文指出:“这种现象已经比较少见，且大多是之前用法的沿用;二是这一时期所独有的同音替代现象大多出现于造像记类石刻之中。前者显示在隋唐时期楷字的使用已经渐趋规整，后者则表明即使是在楷字发展的成熟时期，民间用字仍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过由田夫石匠，率尔操觚而已。”刻写造像记的下层民众为了追求简单易写，有意的选用一个笔画简单的字去代替一个笔画繁多的同音字，而使得这一材质文字的使用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与社会用字的主流背道而驰，有时甚至会造成汉字使用的混乱驳杂，给文化的学习与传播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作者：李海燕 路 莹 单位：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