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诗与佛教文化

一、白话诗派

通过宗教的语言来表达群众的社会意识，既依赖于佛教的基本思想，又自然地越过其繁琐的推论和各种不必要的预设，直接选择佛教与民众意识相吻合的若干结论，用感受的方式和直接的生活语言来唤起宗教情绪。白话诗对枯燥无味的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这种说理形式对唐代一些诗人如王维、白居易等人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寒山、拾得、王梵志都是这种诗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诗僧，有关事迹，因历史记载的缺乏，很难确切地说清楚。比如寒山，很多人认为他是初唐的诗僧，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唐的诗僧。“寒山诗中的禅，可分为禅理、禅典和禅趣，而以禅趣诗为最高。”［4］四库馆臣评寒山诗说:“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语、菩萨语也。今观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而机趣横溢，多足以资劝诫。”然无论是何语，均以俗语出之。如《猪吃死人肉》一首:“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猪不嫌人臭，人返猪道香。猪死抛江内，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噉，莲花生佛汤。”［5］以猪和人对举，截取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用极为通俗的语言表现出来，最后“莲花生佛汤”又揭示出俗世亦能成佛之理。他有时描绘自己的生活:“粤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寒岩人不到，白云常叆叆。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用明白浅显的语言，表现快活自在的生活与明朗乐观的心境。遁隐林泉，与白云为侣，对着细草和青天，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灵魂也与寒岩同化，只有这时才对天地世事的变化无挂于心，而执着追求宇宙的永恒了。王梵志的时代早于寒山，他是唐代白话诗派的开创者。但他的诗作，《全唐诗》一首也没有收，直至20世纪初敦煌石窟的发现，才知道王梵志写过大量的白话诗。有关他的诗，20世纪有不少学者加以整理，如张锡厚的《王梵志诗集辑校》，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书前有序云:“但以佛教道法，无我哭空。知先薄之福缘，悉后微之因果。撰修劝善，诫罪非违。目录虽则数条，制诗三百余首。具言其事，不浪虚谈。王梵志之贯文、习丁要义。不守经典，皆陈俗语。非但智士回意，实亦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贪婪之吏，稍息侵渔;尸禄之官，自当廉谨。各虽愚昧，情极怆然。一遍略寻，三思无忘。纵使大德讲说，不及读此善文。”

由此可见其诗的思想特色，无论是宣传教理，还是“具言时事”，目的都是“劝惩令善”。而其艺术特色则在于“不守经典，皆陈俗语”，既不受经典正统的束缚，而以俗语为诗。如写自己的生活:“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歇。遨游自取足，谁能耐我何?”以语体的文句、白描的手法来描写自己的生活与心境，质朴浅显，与唐代文人的典雅诗风迥然不同。他的白话诗，一般采用五言的形式，也有七言、六言，甚至杂言诗。因其追求通俗，故押韵也不严格。诗的形式过于自由，试卷往往是各首连写，连题目都没有，但这些诗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因为王梵志出于初唐时代，而那时统治诗坛的唐初宫廷诗人继承六朝华靡的文风，注重形式的雕琢与词句的锤炼，而缺乏深刻的现实内容。王梵志采用当时的口语写作，诗风灵活自由，无疑在当时的环境中另开一路。皎然《诗式·跌宕格·骇俗》云:“其到如楚有接舆，鲁有原壤。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王梵志道情诗:‘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7］将其归入惊世骇俗一路，就是指其白话俚俗诗风而言。在表现方法上，他的诗以白描见长，参以叙述与议论，较少描写、抒情与各式各样的渲染，质朴无华，流转自然，与文人诗完全不同。项楚说:“中国民歌的老传统，以及佛教白话文体的新因素，在全民诗歌创作意识高涨的唐代相结合，促成了唐代白话诗的大量涌现，王梵志白话诗就是其中最集中、最突出的一部分。王梵志白话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白话通俗文学的崛起。接踵而爱来的便是唐五代民间趣词和被总称为‘变文’的各种题材的说唱文学，它们对后代通俗文学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王梵志诗的直接影响，便是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寒山、拾得直接继承了王梵志白话诗的传统。”

二、“诗佛”王维

因其崇佛，故其与当时僧人多有交往。开元时期，来往最多的是北宗禅僧，同时又与华严宗、密宗、律宗等僧侣有交往。而对其影响最大的则是道光禅师，因王维曾从其学佛十年。天宝年间随着南宗禅的北转，王维与南宗僧人接触颇多。故而从交往上看，王维是广泛结交各种僧侣，而不主一派。王维既为六祖禅师慧能写过塔铭，也为道光禅师、净觉禅师写过塔铭。但从总体上看，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禅宗，而且表现出由北宗渐教转向南宗顿教的发展趋向。就王维诗歌与佛教关系来分析，可以分为直接表现佛理的诗和间接表现佛理的诗。直接表现佛理的诗，又有描绘佛寺诗和称颂禅师诗。间接表现佛理的诗指寓佛理与山水风光之中的禅意诗。描绘佛寺的诗如《蓝田山石门精舍》:“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探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舍舟理轻策，果然惬所适。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这首诗描写蓝田山石门精舍傍晚时分山水美景和月夜的幽丽景物。与老僧逍遥、深夜参禅、焚香静卧、牧童问樵融为一体，虽表现禅理而不是专言禅理，因而形象鲜明，不失为佳作。但这一类言佛理诗，大多数达不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因而缺少诗味。称颂禅师的诗如《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莫怪销炎热，能生大地风。”这首诗是王维晚年的作品，这时他已虔心向佛，故谒操禅师是要问其佛理，即“义中义”与“空病空”的道理，接着赞美操禅师具有天眼，神通广大，变化无穷，而自己进入寺中，觉得炎热顿消，当是禅师生风驱热的结果。像这样一首诗，虽对仗工稳，语言妥帖，但毫无形象可言，纯谈佛理和赞美禅师，在王维的诗中，应该是不成功的作品。王维寓佛理于山水风光之中的禅意诗很多，在他晚年的生活中，游于风景优美的山水之地，与诗友裴迪和一些释子往来赋诗，表现隐逸生活的乐趣，并从中透露出禅意，应该是其人其诗的最高境界。他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就是他生活与心境的写照，他的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由此秒诠。”再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开头着眼“空山”二字，起句明点，以不见人衬托山空;次句暗写，从不见到有闻，反衬山空。

三、四句写反景

作者细致地观察大自然光影投射与景物上的变化，表现山空，以至于反景与苔藓之外更无他物。表面上看，这首诗是见不出禅意的，但以禅入诗的真正成功之作都是意在言外。明李攀龙《唐诗训解》评曰:“不见人，幽矣;闻人语，则非寂灭也。景照青苔，冷淡自在。摩诘出入渊明，独《辋川》诸作最近，探索其趣，不拟其词。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喧中之幽也;‘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幽中之喧也。如此变化，方入三昧法门。”陈允吉先生说:“它做了一首融会浮屠微旨的山水田园短章，实兼有形象醒目、寓意富赡及理事关合自然等优点，感情深沉并饶儆戒意义。”

四、结语

佛教为唐诗提供了广泛的创作题材，佛教的经典不仅是出家人必须温习的功课，唐代的一般文人，尤其对佛教兴趣甚大者，家人必须温习的功课，唐代的一般文人，尤其对佛教兴趣甚大者，也下功夫研习经文，在研习经文时常常会有有感而发之为诗，或记下自己的经历。佛教的寺庙往往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声之地，这些地方也是唐代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的隐逸之所以及心灵向往之地。正因为如此，唐代诗人和僧徒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僧徒交往的诗歌，题咏佛寺的作品，在唐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佛教不仅丰富了唐诗的表现方法，其禅理与诗理的融合也拓宽了唐诗的境界。禅宗讲究“即心是佛”，“见性成佛”，重在觉悟。这种觉悟表现在语言上，往往富有暗示性、反诘性，能即事见理，所谓“机锋”即是指此，也是就是后人所谓的禅理。这种禅理对于唐诗的影响很大。孙昌武在《唐代文学与佛教》一书中，论述禅宗影响王维的诗歌艺术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禅语入诗，二是以禅趣入诗，三是以禅法入诗。其实，这三种情况可以扩展到佛教对整个唐诗发展的影响。

作者：杜 骞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